姜奇平：新经济“新在哪里”的新发现

　　—答孙景华(下)

　　姜奇平

　　【eNews专稿】我们上次已说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融合背后的价值根据是意义价值。这种意义价值，是终极价值，个性化价值和目的价值。相对而言，分工背后的价值根据， 是劳动价值(准确说，是必要劳动价值)。这种“必要”价值，从不同角度可以分别概括为：理性价值(如经济人理性价值)、社会化价值和工具价值(工具价值又细分为各种中间物崇拜，如资本崇拜、货币崇拜等)。

　　直接经济的批评者，经常用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来反对融合。他们提出，在信息经济中，分工和专业化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事实上还在增加。因此，融合不是未来生产方式发展方向。确实，作为与融合不同的另一种趋势，只要系统开放，资源充足，从理论上说，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即使信息化成为主流趋势，工业化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反对直接经济的理由。这涉及的不是价值论问题，而是实证性问题。在这里，批评者混淆了不同层次的问题。

　　融合的本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方式的质变

　　孙景华先生认为，“新经济并没有改变规则，而是依旧沿着遵循着‘分工说’在继续前进，只是，它刚好把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关系，给颠倒过来了”。他概括的只是新经济诸多现象中的一种，而且不是全面的概括。在他这种概括中，漏算了生产力。因此也偏离了他作为立论特色的管理学的“自然-社会”二重性平衡。我认为新经济对于规则本质的改变，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结合上来认识，信息技术、生命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有机化特点的生产力，与扁平化为特点的生产关系，结合成边际成本递减的生产方式。它改变了以以蒸汽机革命为代表的机械化特点的生产力，与科层制为特点的生产关系，结合成边际成本递增的生产方式。最终在管理经济学意义上导致的规则改变，在于从提高机械效率，转向提高有机效能。这才是基于管理学中点获得的规律性认识。孙景华先生要求我“证明它(按指融合)的效率是如何发生的、它的竞争力是如何产生的”，以上就是我的结论。

　　首先，融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融合。

　　意义是融合的价值基础。对于人的经济关系来说，第一位的关系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意义表现为生产者的合目的性，向消费者的目的性的融合。融合的标准是看合目的与目的符合不符合，越符合，融合程度越高；符合的成本越低，融合的程度越高。

　　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融合，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最高形式的融合，是产消合一；其次是消费者主权通过CRM、BI等系统与企业决策系统的融合；再次是基于互联网的直销、定制等等。这个意义上的融合，与生产者内部是否存在分工或专业化，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在这里，直接经济的反对者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混淆了生产者内部关系，与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用生产者内部存在分工，反对产消合一的融合。这是关公战秦琼。

　　其次，融合是生产者内部的融合。

　　在生产者内部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中，融合表现为组织日益向以信息和知识作为(生产力)基础，按生命化的(生产关系)原则和形态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合目的——的方向发展；融合的标准是看系统的内部联系，是有机的，还是机械的。联系越有机化，融合程度越高；有机化的成本越低，融合程度越高。直接经济的直接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意义的融合上。

　　在生产者内部，工业化生产管理方式与信息化生产管理方式的内在矛盾，到底冲突在在核心的哪一点上？在这个问题上，直接经济的反对者，严重混淆了效率和效能的概念。效率说的是收益与成本之比，效能说的是收益与成本的变化率之比。组织效率只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而组织效能是个微积分概念，或边际概念。组织效能是指，组织的收益增量比上收益，再与组织的成本增量比成本进行一重比较。这一点，我在《体验经济》中说得清清楚楚，但多年来没有批评者对此做出反应。我再次呼吁直接经济的反对者，要在认真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往前推进讨论。

　　如果单看效率，工业化与信息化没有区分，分工与融合也没有区别。所以我坚决反对用“提高效益，降低成本”这种说法描述信息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分工与融合，在生产者内部关系上的真正区别，在于二者之比的变化率方向不同，用数学的精确语言说，就是斜率方向相反。而所有反对者，都相当于把微积分理解为X轴上的值与Y轴上的值，直接相比了。这个错误犯得太明显，太大了。显然，比例关注的是数量增减，微积分关注的是数量的递增递减，即边际变化。

　　我换成通俗的语言再表述一下融合的数学模型的经验化的意义。

　　在生产者内部关系这个领域，我们关注的不是要不要分工专业化，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分工和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中，工业化与信息化在协调成本的变化趋势上的相反表现。微积分、边际方法，在日常语言中，表现为“越……越……”；“随着……不断……(变化)，而不断……(变化)”这样的表述方式。

　　融合是指生命性、信息性组织的效率特征，它呈现组织边际成本递减趋势。也就是说，随分工和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组织协调成本反而不断递减。这样，相对于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而言，系统内部的联系日益密切化，协调化，日益成为一个融为一体的网络。我称之为融合。这个原理扩大到产业上，就是产业融合，例如，产业分工增加，但产业链联系却更加紧密，联系效能更高；扩大到整个经济，就是整个经济的融合，例如，社会化分工越增加，但一体化趋势却越加强。

　　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工业化系统，它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扩大，交易费用不断递增。当系统简单时，比如，只是简单透明的市场，交易费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有斯密的价格理论；当系统复杂后，交易成本就不可以忽略了，因此有科斯的企业理论。随着系统复杂程度提高，企业或政府规模扩大，组织日益僵化，并日益从中间环节“跑冒滴漏”各种交易费用(包括行政开支这样的正面交易费用和贪污浪费这样的负面交易费用)。可见，交易费用与组织条件的边际变化，决定了系统的不同现代化性质。直接经济反对者的关键理论失误，就是没有把系统复杂程度的演进考虑进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斯密时的系统与科斯时的系统，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这是新古典主义的通病。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生命组织，并不会因为基因和细胞的复杂化，而犯“官僚主义”错误，因为生命体的信息，不用层层汇报，也没有贪污浪费。所以人虽然比单细胞生物复杂，但在灵活性上，却反而优于单细胞生物。生命型组织是越复杂，越协调，越单纯；机械型组织的越复杂，越不协调，越杂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组织是反生命性组织规律的。工业化组织方式，是以手段上的由简入繁来对付目标的复杂化；信息化组织方式，融合的方式，是用手段上的化繁为简，来对付目标的复杂化。不承认现代化发展方向上的这种变化，用系统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来反对系统可以化繁为简，是文不对题；用分工专业化任务增加，反对融合，反对用生命化信息化的方式更好完成任务，也是文不对题。

　　孙景华先生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例如他也强调信任，但信任正是生命体之间才有的关系，机器与机器之间谈不上信任。但他却没有用融合的观点来看待组织的生命化问题。

　　融合的目标取向

　　孙景华先生谈的大部分论据本身，观点我都是同意的。我奇怪的只是，这些论据应当支持我的观点，而不是反对我的观点。比如，他说：在我看来，新经济的生财之道，并非是“变专业分工为融合流动”，而是发生在组织最大限度的“解放个性”上。我看不出二者有什么矛盾。组织变职能分工为流程再造(融合)，就是要发挥一线员工对市场进行直接反应的个性化作用。另外，他把我在IT界倡导的体验经济，说成是“仅仅关注互联信息技术的互动性，所以，一些技术性网络公司，也跟着认为未来的方向，是游戏、及时通等等体验一类的东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特别是他说：“我个人看来，即(既)不是互联信息技术导致了个性花(化)需求、也不会引导产业进入到‘体验经济’为主流的新产业分布。它的真实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使得传统企业，曾经设想的很多远大的、美好的理想，因为这项技术的出现，而得以成为现实”。我觉得简直就是他自己自相矛盾。看来，我与孙景华先生的分歧的性质，在于现象认知相同，终极认知不同。

　　融合的终极目标(或者用孙景华先生的词语“远大的、美好的理想”)，我认为正是要通过体验实现，即让消费者感到幸福和快乐。体验不是指互动，而是指经济行为向最终用户福利的复归。从幸福和快乐这个角度理解的福利，是意义的最高境界，也是融合的最高境界。这样一种融合，有点象佛教说的圆融。

　　这两天，吴伯凡从上海赶回来对我说，虚拟的本质，就在于“事实上不是，效果上是”。我以为概括极妙。虚拟显示了意义的独立性。当效果就是人所追求的意义所在时，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和工具(所谓“事实”)“是”“不是”就变得次要了。当陈帆红说虚拟可能比真实更加真实时，她指涉的是意义存在的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世界是意义的存在空间。

　　虚拟就是为了圆融而融合那些现实中不能承受之重。就象佛教要化色为空。融合就是“融重”，即去掉旧世界的重量，达成无重之意义。从生产目的来说，融合就是要求通过虚拟，使意义获得独立。使人们从长达数百年的货币痴迷和GNP之“重”的压迫中，将思想解放出来，把个性解放出来，共同谋求国民幸福总值的提高。这是一种没有重量的重中之重。

　　人们通过信息、知识、互联网等等构成的虚拟世界的融合，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目标，就是“解放个性”(我表述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实现为客户(如人民这个大客户)谋福利的“很多远大的、美好的理想”。我期待孙景华先生在全面读完《体验经济》后，与我回到这个共同的立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