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佛里：面对新议事日程

　　为了在新的一年取得成功，商业领袖们需要制定新的策略，不仅是在机构内部，在机构外部也同样如此

　　在本世纪初，商业领袖是人们眼里的英雄，他们的未来无限光明。他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经济将进一步开放，贸易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程度将不断加深，国有企业也将进一步私有化。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的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 经济扩张戛然而止。而意义更为重大的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地理政治的紧张时期。同时，类似安然(Enron)和世界电信(WorldCom)等企业丑闻也揭示出，企业管理的基础存在着严重的裂痕。

　　那么现在呢？企业领袖在2003年应努力取得何种成就？首先，他们必须在目前的困境当中把握住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许多人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将他们的不幸归结于周期性的经济因素和立法者的过度反应。至于企业的违法行为，有太多人引用了“极少数害群之马”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弥补企业管理的裂痕上无异于掀起一场政治斗争，会使企业最终丧失领导权。

　　当提到恐怖主义时，他们当然急于加强安全措施，以保护他们的企业和职工，但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于国家安全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并已成为当务之急，对于这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却思之甚少。同时，企业领袖发现，他们已津津乐道了几十载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很有可能正在逐步放缓，甚至就要寿终正寝了。

　　然而，事实却是，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对于企业的高层领导来说，企业的经营环境与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熟知的情形存在根本的差别。从未消失过的立法者将带着更具政治倾向的议事日程卷土重来。本已开始模糊的国界线又变得泾渭分明。过去地理政治凌驾于经济的趋势似乎已经在逐步消亡，然而时至今日，它又一次主宰了人们的生活。

　　面对现实

　　由于国家安全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政府肯定会增加财政方面的法规，以监控用于支持恐怖主义行动的资金外流。同时，他们希望能减缓人们出入边境的频繁程度。他们还将对贸易活动实施监管，这无疑将提高全球物流系统的成本。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反恐战争正处于军事阶段，国家高级官员对于促进更为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关注程度也将逐步降低。

　　当然，人们将义不容辞地推动下一轮全球贸易谈判，制定银行业管制的新规则，采取策略将正在出现的市场整合进全球体系。但是在最近的恐怖袭击过后，20世纪90年代各国总统及总理们对于上述目标所表现出的热情已消失殆尽。将这种情形视为暂时现象将是错误的。目前我们与伊拉克的战争已蓄势待发。即便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在未来几年内，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仍将继续存在。

　　企业管理的危机也给全球的投资环境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向着“股市文化”发展——这一文化标志着人们正在更多的将资金投入市场，而非依赖于政府的支持。举例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拥有股票的人口数量由4000万增长到了8500万。全球股市欣欣向荣，公司不再向银行贷款，而是靠发行股票和债券来募集资金。事实上，这些市场的存在给不同的社会(如阿根廷、巴西、中国和印度)带来了势不可挡的变化。

　　这场变革的基础是人们相信市场是相当公平的。这一信念在全世界最发达和最值得信赖的市场——美国得到了强烈的印证。事实证明，众多受到高度追捧的网络公司一钱不值。曾经被大肆吹嘘的会计和审计系统(更不用说立法者和董事会的警惕性)却名不符实。

　　一些人相信，对于企业管理的担忧在去年已达到了巅峰。这种怀疑显然放错了地方。在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和机构投资者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将重点放在对企业的监督上。另外，假如中国、德国等找到了筹措未来所需资金的途径，致力于成就企业管理的更高标准就将成为当务之急。

　　企业内部的要求

　　已改变的政治地理形势和对于金融市场的信任崩溃将考验企业领袖，他们不但要掌握已有的方法，还需结合新的技能。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对于自己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更高的觉悟。

　　当然，他们已经掌握的领导才能仍然至关重要。能雇佣和挽留住高级人才，能取得同事和下属的信任，这些能力都是无可替代的。有远见并能有效地将其付诸行动，在这一点上也不会有所变化。领袖们仍需了解如何将新技术整合进企业文化，他们仍需要开发和实施有效的全球战略。然而，在911恐怖袭击和安然事件过后，对于企业领袖将产生很多特殊的要求。

　　首先，他们应该重新将重点放在企业的基础上。不久之前，人们关注的重点还在于开发新的商业模式。而现在时代呼唤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建立完善的制度。情形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痴迷于采取快速冒险的行动，即便他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然而，创造能够持久的价值，重点并不在于速度和未经检验的理论，而在于人力、体系和雄厚的投资。

　　建立制度的另一个方面关系到企业在社会上所承担的角色。它的目标仅仅在于使其股东发财致富吗？还是说它的目标更为宽泛——通过使其雇员、供应商和它所处的社区共同致富从而创造价值？20世纪80和90年代人们只关注短期效应，并以每个季度的经营目标来进行狭义的判断。在未来的若干年里，社会期待企业对于所有股东的关注面能放宽一些。

　　对于企业领袖的第二重需要将是接受新的企业管理精神，同时仍需有勇气承担有所依据的投资风险。如果说新经济曾目睹了一些企业领袖采取的冒进行为的话，那么相反的例子就更是举不胜举了，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尽量稳妥地做事。对于企业领袖来说，如何把握好这中间的分寸将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形势就将急转直下：投资过少，经济增长过慢，利润不足，股市全盘下挫。

　　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企业的CEO们至少应该做到：

　　l在他们的企业里建立或改进风险管理体系。这一系统不但要能够分析风险，而且也要在早期对高级管理人员提出预警。当然，这样的系统也应同样适用于金融风险、商业风险(例如，被竞争对手赶上或失去重要客户的风险)、制度风险、安全风险、政治地理风险和信誉风险。

　　l不要使他们的身边只围绕着一些谄媚者，同样也需要那些敢于对每一个决策提出挑战的人。在挑选董事时，应将考虑的重点放在多方面的特长和背景上，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关注那些对于每一项重大决策不仅能够考虑到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勇于揭露消极面的人选。

　　企业领袖的另一项任务是重新定义领导才能的特征。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很多CEO都是名不符实的自我吹嘘者，但是假如企业领袖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个人魅力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话，这对于目前和将来的要求都将产生误导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何时，这一点都是有效的领导才能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Jeffery Sonnenfeld撰文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领袖的个人魅力。假如一个首席执行官具备一种内在的力量，以及一套大家了解并信赖的坚定的价值观；假如他的谦虚美德和非凡的才干结合起来，使他的性格能够激励他人；假如他总是和他的队伍处在一个战壕里——假如这些都是他所表露出来的品质，而非自我吹嘘的欲望——那么他的感召力绝对是领导一个大企业的先决条件。

　　这些品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企业的领袖被要求制定并实施难度大得多的决策。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不断兼并新的公司，以及对于引进新技术的追捧，扩大收入和利润变得轻而易举。而现在的企业正处在一个竞争高度激烈的全球市场，大多数行业都已生产能力过剩。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不得不借助大幅度削减成本的方法来达成利润。

　　这就导致了企业将大量业务外包给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并(通常)将工厂移至海外。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大幅裁员。实施这些策略将费时费力，而且还会引起争议。但是痛苦必须由大家共同分担。CEO的一个最大的名誉污点就是，不论他们的公司是否业绩良好，他们都将得到报酬。而现在到了改变这一奇怪现象的时候了。

　　企业领袖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定义他们的最佳管理幅度。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无需考虑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越大就意味着越好。扩大规模本身就是一项策略。但是在新的时期，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们需要问问自己：企业扩展到何种程度，将无法有效地进行管理？对于履行全部法律和道德义务的企业高层领袖来说，在国家权限的范围内管理企业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何时将成为一种负担？在新的时期必须适用一些新的权限。

　　除了经营企业的要求之外，企业领袖甚至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调整其对于公共事业的参与程度。这一点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简直不成问题：那时CEO的工作重点就是关注股票价格，舍此无它。企业对于国家政策没有太大的要求，因为无论以何种方式——通过个人投资或投资利润所产生的税收，都是市场在照顾公众的需要。

　　企业外部的要求

　　那一时期也已经结束了。政府再次全面参与进来，对于国家的安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同它在冷战时期所做的那样。同时还加强了对于市场的监督。没有企业领袖的积极参与，这将导致一个过度监管，或以破坏而非巩固市场的方式进行监管的社会局面。

　　为了公司和行业的利益，企业领袖经常会游说政府。他们还很有可能与某些政府官员保持过于亲近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无需过分指责；这种状况不会改变。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应该高于这些——也就是说，企业领袖应该参与帮助制定未来几十年用于管理整个社会的规则或制度。

　　他们的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任务也最需要勇气。美国财政和工业部门的二十多位企业领袖应该站出来陈述以下两点：

　　l他们拒绝为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l他们拒绝为华尔街的分析师提供季度赢利数字，因为这些短期目标毫无意义，并且最终会对长期的有效管理造成破坏。上个月，可口可乐公司就为此做出了示范。

　　对于以上两点企业会表示广泛支持，它们将作为一个行动的开端，从而彻底消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损害企业声誉的两个有害趋势。

　　很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也应该站出来表示，从今往后他们将带头促进企业的有效管理。政府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轮到企业领袖们起作用了。作为初步行动，他们可以要求按照企业的长期业绩收取报酬，如果目标未能达成，他们的薪酬也将承担风险。另外还将面临其他的挑战，例如将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的职责分开，更加谨慎地考虑保护职工养老金的方式。

　　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可以对此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席执行官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敦促政府维持多边政策，而非遵循一些内阁成员坚持的单边政策。企业领袖在很多更为具体的事情上也能有所帮助。其中之一就是设法与欧洲建立更为坚固的经济和商业联系，因为此时美国对于反恐战争的急迫性已经给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契机。另外还有一项任务：在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陷于停滞的阶段，使其向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进程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全球一体化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鉴于恐怖主义的发展和由此导致的政策，拉丁美洲自由市场政策的逐步放宽，以及强大的反全球一体化行动的存在，这些至少有可能将过去二十年里取得的诸多进展一笔勾销。在不断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跨国公司的领袖才是今天的胜利者。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应包括对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完成贸易谈判，并促进确保全球金融稳定性的更好的机制。

　　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都有很多人相信，CEO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他们的企业和股东身上，而将公共政策交给政府去处理。他们说当企业领袖参与公共事业时，就将导致任人唯亲的局面。如果我所提倡的是更为精明的公共关系时，他们就会支持我的建议，而当这些建议意味着企业领袖所进行的真正变革时，他们反而不予支持了。

　　然而过去的企业领袖目光过于短浅，这对于股东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们需要考虑得更为长远。是的，他们应该将重点放在股东的利益上，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他们如何创造长期的可持续价值，才是问题所在。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更多考虑他们的员工，他们的顾客，他们的供应商，以及他们所在社区的利益。当然，还有全球经济。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也许可以依赖政府创建企业运作其间的公共基础设施。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公共部门都存在资金不足、人员不足和人才流失的问题。它没有能力追赶先进的全球金融市场步伐。国际机构与此相比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当今存在的重大问题——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到为实现全球一体化所需的更为公平的框架——都需要无法由政府独立处理的新方法。有经验的企业领袖的积极参与和帮助将至关重要。

　　全球首席执行官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来自企业内部与外部。有必要问一下多少人已经对他们的复杂任务做好了准备。他们能够有效地治理公司，同时根据需要扮演一个更为宽泛的公共角色吗？还是说我们要求的太多了？他们有没有时间、技巧和愿望来执行这些新的内部及外部战略？

　　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可以令我们得出乐观的答案：最终，企业领袖如同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同伴一样，都是他们从中崛起的社会的映像。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社会对于企业领袖所做的事情非常满意。商业条件很好，工作机会不断被创造，人们都在变得富裕起来。而今天，在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成为重中之重的时期，当人们对于市场公平性的信心低迷的时期，人们在呼唤新的企业领袖。但愿2003年曙光可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