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边缘人：学习在北大 却找不准自己的身份

　　-本报记者 林爱国 摄影 于楚众

　　残雪斑驳，寒风料峭。柳哲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站在北京大学东门口，双手插在兜里，四处张望着。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面色有些憔悴，眼角的鱼尾纹在黝黑的面颊上伸展开去，略显秃顶的头发在风中不停地晃动。

　　“我来北大已经八、九年了，既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我无悔‘边缘人’的生活。”首先倡导“北大边缘人”概念的柳哲说。

　　少年之梦

　　柳哲1969年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户农家。读高一时，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他的同乡先贤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新闻人、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曹聚仁先生(1900——1972)生前留下了4000万字的作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为柳哲打开了一扇通往缤纷世界的窗。“原来世界还可以这样！”

　　这本书伴随了柳哲的整个高中阶段，年轻的柳哲萌发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我要当个作家，当个学者。”

　　1989年高考落榜后，柳哲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闲暇之际坚持进行乡土文化研究，并越来越以故乡有一个“浙东学派”(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而自豪。6年后，他发起成立了“曹聚仁资料馆”。

　　为扩大资料馆的影响，争取更多的支持，柳哲向全国各大学术机构以及各高校中文系广发信函，征集有关曹聚仁的资料。在焦急的等待中，他收到了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的一封回信，就是这封信决定了他后来的北大边缘人生活。

　　张兴根在信中对曹聚仁资料馆的成立表示祝贺，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寄来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

　　在来往的信函中，柳哲谈了自己当时的困惑。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自己在招工、提干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实践能力已不缺乏，最缺的就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了解这些后，同样出身清贫的张兴根便热情地鼓励柳哲到北大进修。

　　1996年初春，柳哲毅然辞去了一手创办的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带上父母积攒多年给他娶妻成家的3000元钱，以及七、八十公斤重的有关曹聚仁、柳贯等学人的研究资料，怀揣着梦想，从明丽如画的故乡江南来到飘着残雪的北国燕园，开始了北大寻梦之旅。

　　搬一块砖赚3分钱

　　“那是1996年3月14日早晨7点多钟”，在张兴根老师的引荐下，柳哲到北大中文系办了一门课的旁听手续。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3000块钱已经不少了，来北大后发现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经济。”柳哲先是住在研究生宿舍，每月交120元。这样过了几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带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不得不另觅住处。一天他在校园里转悠，发现第二教学楼后面有一间小储藏室，门没锁，只有四、五平方米，里面空空如也。

　　尽管没有暖气和水电，但总算找到不花钱的住处了，而且可以拥有独立的空间。柳哲找来砖头和木板，搭成一张简易的床铺。得意之余，他给这所小房子起了个美丽的雅号：“静心斋”。白天，柳哲或在图书馆遍览群书，或在课堂接受北大名师指点迷津；晚上，他便回到蜗居，在如豆的烛光下写东西。冬天里室温很低，“有时候写着写着，钢笔就冻住了。”

　　虽然吃了很多苦，但忆起往事的时候，柳哲却似乎充满了依恋：“其实挺怀念‘静心斋’的。一个人看书写东西，多好啊！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能写一篇文章！”

　　可惜好景不长，年终放假前，学校保卫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后让他搬走了。

　　为了生计，柳哲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首次打工是帮一家公司抄信封，两天就挣了120元，为此柳哲“乐了好一阵子”。1996年夏天，通过“与一个打工的套近乎”，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分钱，便去干了一天，结果手指头都磨出了血。

　　来北京第一年时，柳哲的日常消费常常控制在最低点，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加杯开水就算一顿饭”的程度。这种情况直到1996年底他进入北大出版社兼职才逐渐好转。

　　频繁搬家是每一个漂在北京的人共同的经历，作为北大“编外学生”的柳哲也不例外。9年来，他一共搬过十几次家，现在住在北大东门吉永庄5号，是两居的小房子。屋中堆满了书籍，一尊曹聚仁先生的半身塑像立在书架旁，墙上挂满了字画，一台旧电脑摆在里面，柳哲称其为“未名工作室”。

　　这既是他的工作室，又是他的卧室，父母妻女都住在这里，窄窄的过道仅容一个人通过。柳哲说搬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算是到北京以来住得最稳定的一次”。

　　两项“事业”

　　柳哲认为，北大有三宝：图书馆、教授开的课和各种学术讲座。“记得第一次到北大图书馆，当天就借了三本书，还复印了一些乡土文化资料。”

　　在北大，他阅读了大量文史哲等方面的书籍，旁听了北大几个院系的数十门课程，听过数以百计的各类讲座，还参加过北大研究生会、五四文学社、爱心社等北大学生社团组织，感受着北大自由的学术氛围。“这里有一种特殊的人文魅力，让我着迷。”

　　在柳哲看来，北大人和北大边缘人在获得知识方面是平等的。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边缘人的求知欲更强，对资源运用得更加彻底。”

　　泊居燕园9年，柳哲感觉自己运作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筹办曹聚仁研究会。

　　1998年3月，为了推动北京和全国的曹聚仁研究与纪念活动，柳哲结合自己曾经在家乡创办“曹聚仁资料馆”的经验，开始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他将在北大出版社兼职挣的数千元钱全部用作筹备经费，并且得到了程思远、冰心、张岱年、季羡林还有曹聚仁胞弟曹艺、继子曹景辉、女儿曹雷等的大力支持，冰心老人还特意题词祝贺。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2000年3月28日，曹聚仁研究专门委员会(简称曹聚仁研究会)经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批准正式成立。

　　2002年，柳哲策划举办了“纪念爱国人士曹聚仁逝世30周年全国巡回展”，先后在浙江图书馆、北京万圣书园等地展出。

　　柳哲的“事业”，眼下主要是两项，一项是筹备“两岸和平统一民间纪念馆”，因为曹聚仁当年曾致力于两岸沟通事宜；另一项是姓氏文化研究，柳哲坚信“这会是一项文化产业”。他陆续写了《致海内外柳氏宗亲的一封信》和《唐宋八大家后裔的大发现》等文章。

　　已过而立之年的柳哲对未来有自己的打算，“人总要先活着，然后才是精神。”他准备从事姓氏产业的推广以及商业化运作，等以后实力壮大了再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比如新闻、广告、电影、旅游等。妻子雨心已经修完了一学期的工商企业管理课程，正准备帮助丈夫实现“儒商”的理想。

　　收获爱情

　　雨心不是第一个令柳哲倾心的女孩。在来北大的第二年，柳哲曾与一位在读女硕士生相恋，对方年纪比他大一岁。但“因为种种原因”，女硕士在毕业工作后与他分道扬镳。

　　2000年8月，一贫如洗的柳哲正处于情绪的低谷。“为了曹聚仁研究”负债七、八千元不说，雪上加霜的是，这项他未曾计较过报酬的工作，却遭到了别人的诬陷和曹聚仁个别后代的误解，结果曹聚仁研究会被取缔。

　　后来，一个秀美、端庄的女孩走进了他的生活。“因为喜欢给认识的人起外号”，柳哲给她取名为“雨心”。

　　雨心毕业于陕西一所财经学校，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在工作几年后只身来到北大进修。“她是个善良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吃顿饭都要赊帐的时候，她反而走近了我。”说这话时，柳哲的声音近乎哽咽。雨心温柔的关怀和善解人意，像春雨滋润了他濒临枯涸的心田，两人的感情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渐渐升华。

　　2001年夏天，这对恋人在柳哲的老家举办了一个朴素而又温馨的婚礼。然后，夫妇二人返回北京，持续他们相濡以沫的事业和爱情。

　　一年后，柳哲和雨心的爱情结晶——女儿慧慧诞生了。柳哲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在期盼中，孩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生活和事业，一切又重新开始。我们的生命，因此更充满了无限生机和希望。”

　　“北大边缘人”

　　“有时候细想，北大真的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虽然不是北大的正规学生，柳哲对北大却有着深深的情感，和别人谈起时，往往称北大为“母校”或者“干娘”。

　　2001年初的一天，柳哲像往常一样从自习室里出来，一个念头萦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自己吃住在北大，学习在北大，创业在北大，但却始终找不准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北大人，似乎还不够格，北大也不会承认；但如果说自己与北大不沾边，这倒也与事实不符。那么，自己到底又是谁呢？就这样苦苦思索着漫步到北大三角地的时候，突然感觉灵光一闪：“北大边缘人”五个字脱口而出。

　　“我在2001年2月7日的日记里就有了‘北大边缘人’故事的构思。”柳哲在回忆具体细节的时候说。本来，“北大边缘人”是柳哲“对自己个人真实情况的一种界定”，但由于媒体的迅速跟进，后来竟然成了曾经在北大旁听、进修、游学、考研的特殊群体的别称。

　　当年3月23日，柳哲以自己创建的“北京听涛社”的名义在北大三角地张贴了一则“《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征稿启事”：在北大周边学习、生活、工作的各种各样的边缘人肯定不少，他们如饥似渴般呼吸的是燕园清新的空气，畅饮的是未名湖甘甜的乳汁，汲取的是北大100多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主和自由精神，感受的是北大这博大精深和有容乃大的学术氛围。他们有缘与北大结识，虽然穿的不是北大的校服，但身上同样流淌着北大的血……

　　在其后的两年半中，柳哲收集了50余万字的有关北大边缘人的资料和文章，刚刚编著完成的“精神寻梦在北大”系列文章也在各大报刊和网站陆续发表。

　　当时尚健在的张岱年先生获悉此事后，欣然题词：追求真理，振兴中华。“我会把这幅字保存好的，保存在心里。”柳哲一边把题词展示给记者看一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