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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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高科技产业正面临危难关头。中国标准问题遭遇的问题不是技术上、实力上的，而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正如有研究者得出：穷人的后代之所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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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认同了自己的贫穷，而精神上不认同，一心发愤图强的穷人后代，总有办法和途径摆脱贫穷的。

　　目前，由于中国高科技产业开始面临发达国家全面、系统的狙击，而在整体上陷入悲观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几种：一是朴素的实力论，二是简单的对抗论，三是彻底的妥协论。三种观点虽然很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以最积极的实力论为例。他们认为我们在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方面必须有同等的投入，打造同等的实力，进行长期的抗衡。这种论调看起来很冠冕堂皇，实质上也是不战而败，因为其期望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如今境况之下，要求中国企业去硬性抵抗，简单比拼，无异于自杀。因此，本质上还是悲观。在这种群体性的迷失下，全局性的危难是必然的。

　　这种悲观其实不是实力导致的，而是精神导致的。造成这种“精神病”的根源在于“三大缺失”。找回这三大精神上的缺失，中国标准战略就完全可以振奋起来。

　　首先，是自我认识的缺失。通俗地说，现在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谈“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汇已经很久了。其实，“发展中国家”才是我们最大、最有力的牌！毕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与我们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代表着全球大多数，而美国等反而是少数。无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还是Trips等框架内，发展中国家都有着特别的权益和条件。作为后发国家，发展权高于知识产权，生存权超过了知识产权，人类共同繁荣超越了个别国家的繁荣。后发国家的模仿、追随和一定程度的“盗版”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而已。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中国家”是我们最好的保护伞，最好的据理力争的武器。回到“发展中国家”，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当温总理向美国人谈起中国贫困地区的状况，那不是一种泄气，而完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就是我们自己丢失自己的筹码。标准问题同样如此。

　　其次，利益立场的缺失。技术标准不是道德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和法律问题，甚至不是抽象的游戏规则问题，而是最根本的两个字：利益。一切都是利益之争，利益就要有立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只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我们也要理直气壮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是衡量标准战略的根本标准。技术标准的进攻、退却、妥协和抗争，都是以自身利益大小来权衡。中国标准战略过于局限在单纯的道德和他人的话语之中，而不知道随时考虑自己的立场何在，不知道权衡利益轻重如何。《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倾向性从来你我分明，美国政府官员为了自己产业和企业的利益风尘仆仆来华频繁施加政治压力。而我们自己的企业遭遇围堵，政府部门不敢理直气壮站出来支持；自己的产业被权力的滥用所扼杀，自己的媒体却保持异常的冷静和冷漠；国际谈判之中，往往轻易牺牲自己的产业和企业利益。利益和立场的不明，战略怎么可能明晰？

　　博弈策略的缺失。这是一场博弈，而不是简单的硬性对抗，也不是鲁莽的实力对比。博弈是一种策略之争，是斗勇更是斗智。就技术而技术，就标准而标准，就问题而问题，那不可能走出困境。以己之长克人之短，系统地进行策略战争。我们实力不足，但是市场有余；我们技术研发不足，但是劳动力成本有余；他们有现实的垄断力量，我们有制约滥用垄断的武器；我们在很多地方漏洞不少，我们也可以寻找对方的缺点。可是，战略思维的狭隘，对产业把握的低能，以及政府部门条块分割，部门利益主导等，却使我们在战略上步步被动，只有四处救火、仓促应对的处境。

　　《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全局性陷入迷惘和悲观的时刻出现的。与其说报告是为大家指点迷津，不如说更是为了疗治当下中国标准战略的“精神病”，为悲观主义笼罩下的中国高科技产业提振精神和士气。其实，中国标准之路完全应该乐观，中国经济崛起、产业转型和技术力量的原始积累等，都已经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刻。WAPI的波折初步昭示了我们的力量，闪联标准的杀出更说明了作为中国IT业领头羊的联想开始真正的觉醒。中国新全球主义的力量代表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利益取向，也吹响了利益单边主义的旧全球主义终结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