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志刚

　　不管以何种缘由和形式达成，中美芯片纠纷的和解之势已成必然。

　　暂且放下是非的纠缠，在出口退税政策呵护之外，我国的芯片产业该依靠什么来向上生长？

　　当然首先还是不能抛弃政策。

　　2002年，美国审计总局发表了“对中国进行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对华芯片产业的管制策略是，通过芯片制造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方面的严格管制，让中国芯片产业水平与美国代表的全球先进水平相比，始终落后两代。

　　在这种产业环境下，作为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芯片产业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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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都是国家重点护佑对象。

　　2000年代初，我国出现芯片业投资热潮就归因于此。2000年和2001年，国务院分别颁布鼓励和促进芯片产业发展的“18号文”和“51号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也先后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

　　以“18号文件”为例，除了激起此次中美纠纷的出口退税政策外，投资融资、人才吸引、税收缴纳、技术开发其他方面，国家都对芯片企业给予了相当的关照。

　　而正是在这些政策的扶持下，2000年至今的国内芯片产业投入资金以后突破100亿美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综合的3倍；并且陆续形成了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大规模的芯片制造基地。华虹NEC、中芯国际、宏力半导体、上海先进等“国姓”芯片企业也在此间相继成形。

　　正如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某人士所言，国家绝对不可能放下对该产业的扶持政策——无论“十五”计划”、“863”计划，还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中，芯片产业都被投注了相当的注意；而芯片产业的发展也绝对不可能离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技术研发、生产投入上的集中人力和巨额资金要求，皆非单纯企业行为可以一蹴而就。

　　更加显然的事实是，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或者说，政策对产业的扶持仅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环境，在前后舞蹈的毕竟还是作为盈利组织的企业。他们才在更大程度上维系了产业的成长状况。

　　那么，这些企业又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了产业的发展呢？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该人士介绍，产能不足、技术水平低是中国芯片业面临的两大最突出问题。2002年，我国新品产能仅占世界集成电路产能的25%，销售额相当于市场需求额的15.7%，大量市场仍然需要进口来喂养。同时，与美、日、韩和台湾地区的芯片巨头相比，中国大陆企业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技术上仍处于劣势。

　　以研发状态为例。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承担了目前我国芯片研发的主要任务，而企业研发投入和能力却都极为有限，“研发根本就跟不上产业发展”。

　　“不容否认科研院所成果产业化转换率低，但很多芯片企业往往会以短期盈利为目标(因畏惧于大额投入)而在研发方面投注的精力和资金并不多。”该人士如是感慨。

　　在国内供不应求的市场缺口下，这些企业只要通过进口芯片制造设备、材料等加工成品就可旱涝保收，资本对高额进行研发投入的渴求并不热切。

　　事实也是，目前国内芯片生产线大部分都是8英寸和6英寸生产线，属于国外已经开始淘汰的技术，生产的芯片绝大多数也属于中低端产品(多用于玩具、遥控器等简单消费品)。而应用于电脑中央处理器、手机等产品的高端芯片却几乎没有。除此之外，我国芯片设计企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则更大，“大量设计都是低水平重复。”

　　还有钻政策空子投机情况。比如说，某些芯片企业会将产品出口到香港、第二天再回头进口，甚至走私大陆，以赚取国家政策规定的出口退税额，即所谓的“香港一日游”现象。如此云云。

　　如果可以暂时跑开珍贵的民族情绪，去思考芯片产业的现状与未来，或许比英雄式的讨论更加重要，至少，当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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