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

　　尽管不愿向印度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俯首称臣，但如今面对着一把正欲直戳自己心脏的利刃，国内的外包服务企业还是不由得战战兢兢。

　　6月14日，已将业务开展到中国的印度第二大软件服务出口商Infosys宣布了一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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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中国雇员人数的计划，计划将其雇员人数增至目前的十倍。目前Infosys在全球范围内拥有2.5万名雇员，远远超过任何一家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

　　两年前，中国曾有政府及业内人士提出要在两到三年内赶超印度软件产业，两年过去，现实情况却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据统计，印度三大软件公司的总市值超过中国前100家IT公司的市值总和，2003年印度纯粹软件的出口金额为145亿美元，中国还不到20亿美元，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

　　而最为严重的是，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始终脱离不了长不大的怪圈。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一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管理就难以为继。千人级别已是中国的顶级软件服务外包公司，即使像中软这样的大型软件公司，单做外包业务的人员也不过数百人，而在印度5000人以上的软件服务外包公司就有30多家。

　　“不是不愿意做大，而是随规模迅速上升的管理成本吞噬了中国软件服务企业绝大部分利润，以至于大多数的中国软件服务企业只能量力而行。流程管理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上海微创软件公司总裁王晔认为，“其表征就是随着规模增大，成本的不可控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软件服务外包行业中的企业必须先接受一次完全的内科手术。”

　　管理缺陷成为“赶印”门槛

　　“管理的缺陷导致我们不能在同一个规模上与印度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开展竞争”，中创软件董事长兼总裁景新海直言不讳。

　　不可否认，印度一直是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学习对象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想敌。接近于欧美的语言和文化无疑是印度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相对于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少有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能够达到承揽国际项目所需的严格的内部流程及质量控制，”景新海认为。

　　就是业内的一些领先企业也鲜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包括国字号的中软、东软、中创，也包括有微软公司和上海市政府投资背景的上海微创，虽然其绝大部分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来自于微软，特别是在软件的专业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领域，两年时间就跃居国内一流，应该说在管理上非常有实力，但也同其他中国业内同行一样，一直为管理挠头。

　　景新海认为，困扰来自于两个方面：软件服务外包的项目管理和公司流程的管理。

　　虽然国内许多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或业务的管理深知项目管理对于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真正将之落到实处是使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不能突破业务瓶颈的最大原因。

　　对于项目本身，首先遇到的是项目定义的问题。如何合理地定义客户需求，明确项目范围，是实施项目管理面临的首要问题。客户与软件企业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性，随着软件服务技术的发展，以及客户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性、不确定性和个性化特点，与客户充分沟通，共同进行充分挖掘，是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弱项，这样的结果是容易偏离客户的想象。

　　此外，软件行业是一个高智力密集型行业，也是一个比较浮躁的行业，不仅项目资源调度复杂化，而且会影响到项目的实施进度。而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还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功能型部门与项目团队的冲突、知识员工的个性化与团队运行模式的冲突等，国内大多数企业没有一个流程化的管理制度进行解决。

　　据统计，印度软件项目按合同平均完成率高达96%以上，印度三大软件公司之一的Wipro这一数字达到了99.3%，他们对时间、质量、成本的控制能力的确非常强。而麦肯锡的一项调查表明，国内软件开发项目中只有16%能按计划完成。

　　成本之限使本土企业被边缘化

　　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业务的承接能力也是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急需要突破的难点之一，虽然高喊“赶超印度”却一直徘徊在欧美软件外包边缘。专家认为，虽然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在日本的软件服务外包市场有所斩获，但同样面临着来自印度、爱尔兰等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强国的侵蚀，而有限的日本软件服务外包市场也限制了像东软、中软这些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潜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软件服务外包市场仅占全球市场的10%，而另一项统计数据则显示，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日本向海外发包的总量仅占其发包总量的1%。而国内目前正在从事对日软件服务外包的就有2000多家企业，北京软件服务外包出口排名前15家的企业中，对日软件服务外包出口的企业就占11家。大多数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得到的多是经过数次分拆和转手的一些最底层的编码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难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利润回报也少得可怜。

　　东软集团总裁刘积仁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的原因，也有国内企业的软件技术开发稳定性和企业外包服务成本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不健全的组织结构也加大了企业从产品型走向服务型的难度，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高度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拉近软件开发和服务与市场的距离。2003年底，东软开始清理非主营业务，关掉或者合并了一些过去成立的公司，使业务链更集中于擅长的业务，并打破公司内部的资源分割，增强项目管理的能力，使原来生产型的企业转变成为一个更像服务类型的企业。

　　同时规范企业的管理运作流程，“对于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来说，最大的成本在于人力，”王晔说，“这部分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如何减少因为人事变化或其他人员流动而造成的损失尤为重要”。以微创为例，其软件技术支持事业部共有员工大约130人，其中90%以上是企业成立时聘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100%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员构成，导致了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力成本较业界普遍水平偏高，“特别相对于印度企业”，王晔说。按照工资水平，中国和印度在软件服务外包领域的人员平均工资差不多，年薪大约都是3000～8000美元，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对软件开发人员实行足够的分级教育，使得中国整体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印度。

　　“用本科毕业生做最低级的编码，就如同用高射炮打蚊子，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其中的不妥，但这在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行业依然是个通病，”一位业内人士说。

　　“而且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时大多没有达到产业化的水平，”刘积仁认为。据业内人士测算，对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招聘一名新手并将之培养成为一名可产业化生产的熟手的成本是招聘一名可直接使用的熟手的5倍。中国的软件服务企业的人员为扩大规模招聘来的大多是新手，企业需要为这些人员入行培训付出高昂的费用。

　　然而印度却大不一样，由于大学和其他专业学校长期定向的培训，而且分级分工明确，大多刚毕业的印度学生都具有了产业化的能力，虽然包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在内的印度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员流动率高达60%，但其职业化的市场竞争力却没有丝毫的降低。

　　“外部原因短时间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微创专业与技术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徐欣说，“只有从流程制度上加以完善，用缩短的流程来降低成本”。比如，在每次招聘过程中，微创都会为符合条件的每一位应聘者建立档案，应聘者完成了招聘过程的哪一步，即使这次已经满员，但所有信息都会保留，当公司急需用人时，招聘直接从上次中止处开始。

　　“最短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完成任何可预见的人员规模的扩张”，从微软转到下属合资公司微创的徐欣说。

　　现在，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正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弥补自己的管理短板，虽然在客观上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市场能力依旧较弱，但并不意味着一直一败涂地下去，一些专家仍抱乐观态度。安邦资讯认为，印度其实仅仅是在软件出口市场化方面有优势，其软件产业整体却比不上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软件的高端领域，因此在这几年的发展中，谁超越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降低声调，完善管理和面向市场的组织结构，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资料：中印软件资源比较

　　印度：印度有许多享有盛誉的技术大学，印度技术学院是世界几个最好的学院之一。每年印度产生75000名IT毕业生和200万名英语毕业生。这几年印度劳务费用逐渐上升，但是和下降的电信费率正好抵消。典型的薪水为3500美元到7500美元之间。外包在整个印度的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之重导致了政府有一个专门的部长负责信息产业。印度政府支持IT外资企业，而且还不对出口征税。

　　在印度特定的IT园区内，电信和基础设施相当完备，但是园区之外或更远一点的地方，可靠性就没有这么好了。印度专长于应用程序开发和维护，呼叫中心，财政处理。专家们认为印度将成为更紧急的分析工作的温床。主要美国客户有Citigroup、通用投资和美国特快。他们已经在印度建立他们自己的中心。

　　中国：中国每年都毕业50000名技术学生，他们的IT收入是3000美元到8000美元之间，没有真正的办公室后台管理的能力。由于商业政策和人口过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延误，政府控制着其外包的增长。

　　在主要的大城市外，基础设施质量不一。但是中国正在打造一流的网络，特别是电信网络，几乎和美国的一样快。中国专长于交易流程，低端软件开发和维持方面的软件开发。主要的美国客户有HSBC和微软。《福布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