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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 扬 昆山报道

　　在上海开往昆山的K372次列车上，台湾人王圣章就坐在记者对面。这个29岁的芯片设计师是第二次来昆山，“上海太拥挤，昆山才是个舒适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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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火车站时，王圣章要去昆山一家有名的按摩店，“我的大陆朋友告诉我，那家店的手艺很好。”一年前，王来昆山谈工作问题是在办公室，现如今改在了按摩房。王的很多台湾朋友也开始去公共浴室洗澡，“在大陆的生活很好啊，他们甚至不想回台北了。”

　　从第一批台商进入昆山算起，这个被称作“小台北”的城市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当听惯了商铺中讨价还价的闽南口音后，昆山人似乎忘记了身边台湾同胞们的原籍。他们有一组顺口的数字——“五六七八九”：昆山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90%以上的进出口都源于台资。

　　台商已嵌入昆山。

　　嵌入昆山

　　根据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下简称“台协会”)的粗略统计，在昆山常住的台湾人口已经有两万多人。每年春节，昆山政府会按照惯例请留下过年的台商吃年夜饭，2001年有57位台商，2002年已有100多个台商留下，2003年则超过200个台商在昆山过除夕。在这些成倍增加的数字背后，是台湾人扎根于昆山的城市现实。

　　这个迥异于周边城市建筑风格的小城，在市区商业主干道两旁，散布了四五十家台湾人开的各种饮食店——永和豆浆、台南小吃、台式风格的咖啡馆和茶艺馆，甚至连台湾人偏好的日本料理也生意兴隆。

　　昆山台协会有个太太俱乐部，会员已经超过100人，多是40岁上下的台湾太太。她们的活动除了亲子联谊、烹饪绘画外，还包括“去昆山的敬老院做义工，帮老人们剪指甲，教他们做保健操”。台湾移民对昆山的影响开始超出台商的生产领域，进入了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

　　华东台商子女学校于2001年开学，从幼稚园到高中部样样齐全，学生接近500人。校长是台湾来的，教材是台湾的，包括老师也主要来自台湾。校长黄通镒说，“这将为台商子女提供多元选择的机会，既能够回到台湾升学，也可以留在大陆发展。”

　　台商嵌入昆山社会生活的过程，伴随的是一个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柏兰芝教授认为，台商在和昆山政府官／民、公／私的互动博弈中完成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这种区别于商业资本的积累使得台商与政府的跨界治理成为可能。

　　对投资者“不说不”

　　观察昆山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在其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台商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柏兰芝教授的研究表明，昆山的地方制度是在官民互动和政企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演变的。

　　昆山在行政级别上只是一个县级市，当全国惊讶于昆山自费经济开发区的成功时，2000年，昆山又成为国务院首批15家试点出口加工区之一。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曾表示，因为昆山“出身卑贱”，是个县级市，不具备体制上的优势，所以政策是“跑出来的”，“但在和中央要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因为避开了高级别城市直接的竞争而得到比较宽容的结果。”柏兰芝教授说。

　　同样因为级别低，地方从市长以下各个部门都属九品芝麻官，少了官架子和官僚主义的负担，“便于其亲商形象的树立和服务的落实。”昆山的领导们可能是中国“可及性”最高的官——他们喜欢自称台商们都有他们的手机号码，在昆山开发区的网页上明载：“台商有什么困难，大到项目审批，小到生活服务，包括就医、小孩上学都可以打市领导的手机，都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昆山高举着对投资者“不说不”的口号为台商解决营运中的疑难杂症，而政策限制突破的背后是昆山政府无数次的跑腿。2000年底来到昆山的沪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产空白光盘。但光盘即使是空白的——也要归新闻出版总署管。凡事需经其审批，十分麻烦。面对这个困局，昆山先是建议沪铼作为昆山可自行审批的三千万美元以下的项目设立，然后再想办法。并且协议，假如昆山无法为其解决审批的问题，昆山将赔偿损失。在多方打听和协调之下，想到了成立地方性新闻出版局这条出路。于是在昆山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市的新闻出版局。

　　1999年，昆山开始大量削减政府审批事项，并将行政收费做成目录向企业公布，目录之外的收费，企业可以拒交。每年开展的由外商投票推选全市“十佳诚信服务单位”活动，同样让外商参与监督各单位的规范运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透明度，进一步与投资者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从代跑批文到“降本增效”的行政服务，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认为，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昆山为企业节省了大量交易成本，大概占了企业成本的5%。

　　而昆山和台商网络的互动从台协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据台协会秘书陆华介绍，1998年，昆山成立了全国首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开始以组织的形式发挥改善投资环境的作用。每年市政府都要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昆山投资环境的问题，邀请台协会全体理监事举行座谈会。就政策法规、投资环境、城市管理、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交流。台协会与政府的频繁互动，进一步累积了其参与制度创新的基础。

　　直到2000年昆山出口加工区的建立，台商对于昆山政府制度创新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因为昆山行政级别低，在关区上属于江苏省，因此出入海关必须先经南京再到上海，徒然耗费许多时间和行政成本，无法符合IT产业“快进快出”的需要。转战昆山的台商，在与当地政府的频繁交流中，介绍了台湾的保税特区如何一方面减少海关监管的难度，一方面提高企业通关的效率。昆山当局于是开始请台商帮忙搜集相关资料。宣炳龙为此六度访台，从1998年起向国家送件申报。

　　“所谓的申报，其实是一个说服中央给政策的过程。”昆山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宋伟萍说。在报批的六七个月间，开发区主任跑了北京84次，穿梭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台办总共见了8个部长。而在跑的过程中，出口加工区也在逐步完成规划和马不停蹄地招商。同年9月6日，昆山完成中央8部委的联合验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跨界治理

　　柏兰芝教授定义的跨界治理，“指的是政府透过和跨界的不同利益主体的行动者互动协商，形成一组制度规范，以利于跨界生产体系的运用。”伴随着台商对昆山政府制度创新的影响，台商组织和昆山市政府共同营造的跨界治理的雏形已经逐步显现。

　　昆山出口加工区内有一条楠梓路，一条新竹路：台湾六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全部集聚于此。对于台商所提出的各种建议，管委会尽量采纳：例如听从台商建议在加工区东侧增设码头，以利建筑材料的进出，并减少长江路出口的堵塞。

　　群聚团结的昆山台商在政策的制定上，有某些程度的‘建议权’。”台商对地方决策的参与和“建议”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不少例证。

　　台商协会的大事记上有这样的记载，“2000年3月27日，协会二届一次理监事会议在长江浮法玻璃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协会名誉会长昆山市市委书记张卫国、市长季建业等亲临会场，会上理监事就提升昆山投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共提出6个方面29条意见，张书记、季市长表示在一个月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昆山的领导会出席台商协会的会员大会。在年度的市人大会议中，台商代表被邀请列席旁听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

　　2002年昆山进行概念性规划，市长特别联系台商协会，要求协会召开临时会，让市长报告该规划的重点。如此，台商们对于昆山的发展前景和重大的市政建设多少都有所了解，个别的关于某些区域的绿化或道路状况改善的建议也能得到采纳。至于问题涉及上级政府权限的，市领导会表示代为沟通和争取。“台商因此比较有可能对于昆山的发展有参与感，也因此更可能做比较长期的投资规划。”台协会的陆华说。

　　更有意思的是，昆山市政府台办密切介入和参与到台协会的活动中。不但有台办人员进入协会的委员会并担任副会长，为了处理大量的日常行政业务，台协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与台办共同雇用的。在空间上，台协所在地的国际大厦，则是开发区管委会的办公室。台协会和台办的“水乳交融”，或许正是让这个民间组织得以在昆山活跃的基础。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公私部门的互相界定、互相跨越并共同参与地方治理的动态过程得以完成。

　　台资延续着在台湾的习惯，倾向于在工厂旁边兴建员工宿舍、统一管理(如沪士电子)。即使开发区内有些地区不允许紧靠工厂建生活区，管委会也会顺应这种需求，在邻近地区做宿舍区的规划。

　　柏兰芝教授总结说，“昆山的台商从钻空子、走后门到协助建立制度，从而也参与和改变了地方的制度变迁。”但担忧在于，这个跨界治理从一开始就有着谁进入、谁被排除的问题，为社会两极化埋下了伏笔。

　　在目前的政府和资本的增长联盟里缺乏捍卫环保的行动者。此外，尽管昆山有着相对完善的土地批租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终究还没有完全得到保证。

　　台商裹挟着资本的力量，介入到昆山这个小城市的地方治理，一定程度参与着政府的决策过程。但这个口能开多大，台商能继续介入多深，制度创新和跨界治理的边界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