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本刊特约记者方兴东

　　中关村，曾经是一个辉煌的名字，一个令国人自豪的名字。若干年前，这个名字是知识的象征，是创新的先锋。“知识英雄”在这里产生，“知本家”风暴从这里蔓延到中国各地。作为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曾寄托着我们技术腾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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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今天，中关村正在“空壳化”，它离知识经济似乎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近。黄金般的产业群落如今已面目全非，健康的高科技产业生态已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关村再也不是创新者的圣地，不再是中小企业的根据地，甚至不是跨国公司的理想之地。我们正目睹着中关村沦为高科技的一座“围城”，“外逃”成了这个“孵卵器”最热闹的景观。

　　中关村究竟要成为谁的中关村？

　　中关村之痛

　　为什么

　　硅谷像一座活火山

　　生生不息

　　但是中关村却像一座死火山

　　繁荣之后逐步沉寂

　　硅谷精神还在，中关村无所作为

　　谈到创新，美国人会想到硅谷，中国人会想到中关村。20世纪60年代半导体产业初露峥嵘，硅谷出现了英特尔、AMD、国家半导体等企业；70年代计算机开始扩张性增长，硅谷出现了Tandem、Amdahl、苹果、Atari等；8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启动，除了PC先驱苹果之外，硅谷又推出了Sun、思科、Adobe、阿波罗、AOL前身——昆腾计算机服务等一系列软、硬件企业群体；90年代互联网热潮中，硅谷又奉献了网景、雅虎、eBay等领先企业；互联网热潮之后，硅谷在光通信领域依然是主力军。硅谷从来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成就上坐享其成，而是继续构建新的东西。促进激动人心的变革，是硅谷所有激情和所有财富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中，中科院、北大、清华等一批有识之士走出象牙塔，来到中关村，在这片清淡的土地上开始了联想、希望、四通、方正(前身)等公司的创业。他们身上携带浓郁的校园文化，在这条简朴的街上一下子占据了主导，成为新颖的主流文化。因此，王辑志的打字机、倪光南的汉卡、王选的排版软件，还有求伯君的WPS、吴晓军的1-2-3等产品与技术，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可与世界水平一比。王志东、王文京等等一大批无钱无权无势的人，依靠一技之长，而一举成名，一夜暴富。他们的道路，他们的故事，是典型的硅谷模式。

　　但是经过机制、技术和市场的“一次性喷涌”后，中关村开始了转折。在互联网大潮中，中关村主流企业起码迟延了两年才作出了滞后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后果显然不是回报而是教训，不是辉煌而是代价。从此，中关村再也不是中国IT业创新的绝对领导者。也从此，中关村鲜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多的只是炒地皮的商人。柳传志、段永基等中关村创业者们依然占据着风头浪尖，钟锡昌、倪光南等老一辈专家依然是核心技术领域创新的先锋。于是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中关村“返祖”现象。

　　硅谷：风雨中，何以生生不息？

　　从2000年开始，全球高科技遭遇了历史上最惨重的萧条，硅谷当然是“灾区”的中心。硅谷前150家大公司在2002年中亏损了184亿美元；2001年更亏损898亿美元。美国几大核心区域的风险投资都陷入了悲观绝望之中。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抱怨“太多的钱毫无方向地漂浮”，纽约的风险投资家们也处于心理恐惧之中，哀叹“再没有人谈论硅谷和高科技了”。2002年，硅谷只有6家企业公开上市，与高峰时期相比下滑了92%！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硅谷的相对优势并没有改变，硅谷依然是风险投资的首选。2002年共有409家公司融资48亿美元。名列第二的波士顿，大概只是硅谷的一半左右。硅谷依然是全球风险投资最聚集之处，名列前茅的热点领域包括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企业应用软件、安全软件等。

　　斯坦福大学的亨利·罗文教授认为：硅谷就像高科技的热带雨林，是一个生态非常复杂的栖息地，而不是普通的培植单一作物的“种植园”，不会那么脆弱，而能够非常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硅谷的未来依然十分光明。硅谷的风险投资并没有沉寂，但是他们的投资模式和投资行业已经发生转变：1999年主要是投资种子期的创业企业，现在主要是投资种子期之后的中间期；1999年重点就是投资互联网公司，现在热点不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和IT等哪个单一的行业，而是3个行业交叉领域，比如生物芯片、生物传感器。很可能下一个“网景”会从这里出现。

　　中关村：光环下，何以空留沉寂？

　　中国入世两年多以来，除了在制造业强劲崛起之外，在高科技领域也开始悄悄积蓄力量。中国经济实力剧增，跨国公司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利益的筹码、规则的尺度和方向也在发生转移，我们也可以在自主技术和国家标准方面大胆出牌：我们推出3G标准、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推出了与DVD标准抗衡的EVD技术，推出了多种“中国芯”，国产Office和Linux进入政府采购……

　　可是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曾经引领中国高科技产业走向和技术创新潮流的中关村却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落。不但再也没有涌现领导全国的新兴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而且像方正和联想这样的产业领头羊也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停滞之中。中关村在中国的技术创新和制造加工方面，开始丧失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

　　中关村的尴尬局面，从热中之热的互联网开始。2003年中国高科技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互联网开始强劲复苏。继2000年新浪、搜狐、网易等“中国网络概念股”在纳斯达克登陆之后，中国互联网开始掀起规模更为壮观的第二次浪潮。2003年12月8日，上海携程旅行网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传出将要上市的几家互联网企业，除了慧聪和百度与中关村有关系之外，几乎都已经与中关村没有关系。而且，慧聪和百度等也只是中国互联网第二次浪潮的第二梯队，真正领导这次浪潮的是盛大、腾讯、携程等公司，甚至与北京都没有关系。

　　而且，曾经在第一次浪潮中引领潮流的新浪，已经将总部搬离中关村，注册到了上海。北京的市场主体也迁移到朝阳区，曾经热闹一时的电子商务公司8848和雅宝以失败告终，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互联网渐入佳境之际，中关村已经把自己的创新优势拱手相让。而在代表互联网未来趋势的无线技术、宽带技术、内容和增值服务等方面，中关村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

　　中关村不但眼睁睁错过了互联网的第二次浪潮，而且在硬件、软件和通讯等领域也痛失领导权。在半导体领域，虽然几款“中国芯”中也有诞生在中关村的，但是真正撼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力量，基本都在上海。汇聚硅谷和台湾新竹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的上海在未来半导体产业的领导性地位，已经牢牢确立。

　　在软件领域，除了政府主导的红旗Linux在中关村外，新兴崛起的永中Office，证券、金融、电信和电力等领域的行业软件和服务公司，也基本与中关村绝缘，而“旁落”上海等地。

　　在中国移动通讯全球一支独秀的今天，无论是移动增值服务还是手机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中关村也只能袖手旁观。有华为、中兴等坐镇的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领域新兴力量中心。

　　为什么，硅谷像一座活火山，生生不息；但是中关村却像一座死火山，繁荣之后逐步沉寂？□

　　中关村之错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高科技领域的商业文化

　　在本源上与校园的创新文化一脉相承

　　就是对科技创新价值观的执著程度

　　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

　　漠视“草根”，焉能不败！

　　硅谷模式几乎已经成为一本公认的创业教科书，创新的游戏规则和创业文化，极高的知识积累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风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开放的经营环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等等。然而追根究底，硅谷成功的根本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高科技创新群体，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以高科技IT为主的草根群体的支持！如果我们把高科技企业的历程分成五个阶段——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早期、成熟期晚期和衰退期，那么硅谷把资源、网络、机制甚至文化的重心都放在了前两个阶段上。可以说，硅谷是高科技的育婴室和幼儿园。

　　模仿硅谷之错

　　而所有硅谷模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都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后面三个阶段！因为大中型企业都在后三个阶段之中。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大多数追随者失败的根源。所有效仿者都将重心倾斜到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产品之上，人们更愿意锦上添花，坐享其成，给成功者添砖加瓦。他们更多地成了自己初期成功的牺牲品。

　　而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创业企业和无数不知名小公司的聚群，如今许多企业长大了，成了这里的大树，他们遮蔽了阳光、水分，使得新公司和小公司越来越难以存活，新陈代谢的活跃机制开始失效。中关村更多的开始成为一些大果树的果园，而不是育苗园了！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

　　当房地产不断炒作提高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当所有的媒体都宁愿炒作几个大公司的鸡毛蒜皮而不关注新企业、小企业，当年复一年的表彰、评选和奖励都围绕这几张老面孔时，当中关村的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准备成为又一个朝阳区工业区时，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硅谷追随者的中关村已经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实现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钟情大企业之误

　　硅谷的成功不在于有英特尔、惠普和思科，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而英特尔、惠普、思科，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硅谷公司，它们只是硅谷的“儿子”。硅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辉煌，就在于它是中小企业的天堂。如果有一天，硅谷也成了大公司的乐园，那也就是硅谷辉煌消失之际。

　　而中关村呢？微软(中国)要搬家，媒体和有关部门大为惊动；联想重心倾向上海，令许多人大惊失色；新浪部分搬离中关村，也成为热点……这些事情都成为中关村格外敏感的事情，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其实，只有平庸的资本，才会去追逐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人才，才会滞留在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企业，才努力依附于大公司；只有平庸的高科技园区，才会依靠取悦大公司！因为硅谷向世人证明了：英特尔、惠普、思科与其说是硅谷的公司，不如说是全球的公司。就像培养儿女一样，真正有眼光的父母应该鼓励他们大胆去闯荡，无论他们在哪里发展，他们都是自己的后代。大企业的进出不应该成为中关村关心的重点，中关村不该也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安乐窝，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纷纷离去，我们却是如此麻木，如此漠不关心。而本来这才是中关村竞争力和价值的体现。真正的高科技园区应该积极鼓励大公司走出去，而不是留住他们！大公司需要的已经不是政策的优惠和政府的关怀和地方的扶持，这些资源应该更多地投给那些刚刚创办或没有创办的企业。给大公司最好的奖励，就是给它培养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给大公司最好的激励，就是赶他们出去，去经历更大的风浪。没有中关村中小企业的未来，就没有中关村的未来！中小企业才是中关村的生命之源！！

　　脱去校园本色的沉沦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高科技领域的商业文化在本源上与校园的创新文化一脉相承，就是对科技创新价值观的执著程度，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以斯坦福大学为辐射源的硅谷创业文化不但征服了整个IT业，同时也征服了整个社会。斯坦福的校园文化是硅谷成功的灵魂，而反过来，硅谷的创业文化也不断改变并提升着斯坦福的校园文化，使斯坦福大学始终挺立在高科技产业的最前沿。两类文化彼此融合，彼此促进，成就了今天的硅谷奇迹。但是，纵览中关村的企业文化，却不能不让人大为失望。

　　20世纪80年代中，来自中科院、北大、清华等象牙塔的知识分子，身上携带着浓郁的校园文化，在中关村这条简朴的街上一下子占据了主导，成为新颖的主流文化。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8年过去了，北大在出了一批股票价格坚挺的知名校办企业、并且产学研一体化初具规模的大背景下，又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拆除商业街，恢复南墙。北大南门西侧所有店面都要在2001年7月20日以前搬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校园文化与中关村文化融合的最终失败！

　　这是十多年来中关村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及庸俗的商人文化开始兴盛，逐渐占据主流并最终吞噬了创新文化。如今中关村与高等院校之间的文化围墙不但没有打破，反而越垒越高。校园文化再也不是优势文化。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反而成为产业的旁观者，它们没能成为这场新技术革命的主角。如今，每一个走出校园、步入中关村的人，都不得不洗脱自己身上的校园文化，去迎合这些企业的另类文化。

　　企业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失败，是中关村技术创新衰弱的内在根源。这种文化的割裂(甚至对抗)是中关村最大的失败。其结果就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企业是大了，但技术含量已经无可挽回地下降，而且企业越大，生存压力越大，也越是无力投入技术研发。于是，必然的故事发生了。王缉志、倪光南、王选先后被“逐”出企业，而且他们当年创造的技术，如今也无可挽回地在市场上衰弱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企业本身的失败；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更是这些企业乃至整个中国IT业的悲剧：中国IT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像中关村企业的校园文化一样，被生生窒息。高科技园区如果没有机制作为保证，没有文化作为内涵，技术创新就只能是年复一年的美妙动听的口号。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从中关村成长起来的大公司，比如联想、四通、方正、清华同方、北大青鸟等等在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大量宝贵资金之后，却最终失去了自我：民营企业的“民营”特性不断弱化，越来越像国营企业；IT不再IT，失去了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专注，陷入无方向的多元化扩展和逐渐庸俗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短短几年之间，这些中关村大企业越来越看不出它们的高科技特质，也看不出中关村的特色，它们沦为国内无数平庸的上市公司一个模样，与它们一起陷入另一种“同质化”竞争的泥沼之中！它们被上市所累，被上市所害，甚至将死于资金“富裕病”。

　　全球产业链外的游魂

　　一定会有人辩解：硅谷以50年持久弥新的技术创新活力赢得了高科技圣地的神话般地位，因此全球任何一个高科技园区虽然都以硅谷为榜样，但都不敢与硅谷相媲美。连中关村的政府官员也时时需要向媒体坦承：“中关村不是硅谷”。或许，中关村难敌硅谷，但是，却不应不比新竹。

　　新竹兴盛

　　这诸多硅谷的“克隆”版本中，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无疑最为成功。虽然新竹不是以技术创新著称，但是它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成功地以OEM和制造加工切入了全球IT产业链。如今，新竹已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重要基地，以及全球PC零组件和外设的主要生产地。目前，新竹的晶圆代工全球第一，集成电路设计世界第二，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球第四，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而几乎经历同样时间发展的中关村，不但没有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积累，而且在制造和加工层面也没能真正切入全球产业链之中。(相关内容详见链接)

　　联想受困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IT业的象征非联想莫属。但今天的联想，在国内高端市场正在遭受戴尔等跨国公司的强烈侵蚀，低端遭受神舟电脑等地方品牌的打击。联想的PC业务，与戴尔、惠普等国际厂商的毛利率一样，都在20%～30%之间，缺乏足够的挤压空间。由于CPU、操作系统等核心组件占据成本的30%左右，成本高昂，被“抢”走了大部分毛利；加上大部分组件都是全球化采购的标准化产品，国外公司因为采购量大而基本抵消了国内制造成本的优势。因此，国内PC厂商与国外厂商相比，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成本优势。如果要走出国门，昂贵的市场营销成本和运作成本，以及组件采购数量和价格的劣势，使得国内PC走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PC业这类典型的“高科技高成本”模式并不利于中国力量的爆发。所以，联想的国际化进展举步维艰。

　　华为展翅

　　但与此同时，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在通讯设备和产品等高科技低成本领域，却已准备展翅飞翔。华为的国际化势头已经势不可挡，2003年海外收入超过10亿美元，占总收入的27%，几乎增长一倍！这些领域与传统IT业有着本质区别：国外原先领导市场的公司撑起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像思科公司高达70%毛利率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厂商的驰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在没有核心零组件被国外厂商控制的前提下，国内厂商的成本优势和低毛利率运作模式，将显示不可阻挡的竞争优势。难怪思科要对华为如此畏惧，因为对于如此巨大毛利空间的行业霸主来说，思科深深明白像华为这样来自中国的企业的真正杀伤力。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动思科利润格局的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是一股在3-5年内足以震荡整个行业全球格局的颠覆性力量。华为需要的仅仅是前期起飞的一段艰难历程，也就是说，华为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不太长的时间。

　　而且完全可以相信，华为不是孤立的单兵作战，华为后面尾随的，将是一大批类似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他们将共同改变整个高科技产业的面貌，给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一向由少数垄断性巨头控制，并获取高额利润的高科技行业，将因为中国力量的崛起而一波波走向神坛，从而为造福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力量未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可惜，这些真正切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力量，也基本与中关村无关！

　　相关链接：“村长”段永基诊断中关村

　　纵观全球的高科技园区，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都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但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因此民间资本不可能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我认为这是制约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致命问题”。因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进入、资本利得的税收和退出机制(二板市场甚至三板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金融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系非常大。在这方面，台湾新竹就做得很突出。所以，这个体系现在不建立，光修路，盖房子，给归国人员的子女教育、住房优惠，就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高科技是拿钱堆出来的，没有钱成功不了。

　　至于中关村未来的发展模式，关键是定位要准，是要像深圳那样“来料加工”，还是像上海浦东那样大规模的中外合资？抑或是外商投资制造业？

　　我同意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结论：中关村应该做“三个中心”。第一，就是做全中国创新技术中心；第二，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中心；第三，是高新技术人才、企业家的培育中心。

　　中关村之惑

　　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应该同新竹一样

　　由官方驱动发展

　　转变为市场驱动发展

　　真正的创新生态何在？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关村的阶层相当简单而扁平，而今越来越分化的阶层使得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越发无从构建。尤其是最利于良性循环，并能够稳定持久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未能出现，而代之以倒金字塔的分层结构。其实，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贫富差距的拉开也不可怕，只要各层次之间能够产生互动互换，就有可能实现共赢。比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阶层，应该是要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和象征。但是，这个阶层本身为了自己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促进中低层的发展。中低层的创新和活力是他们发展的源泉。如果断了这个源泉，对于自身也是一个必输的结局。可怕的是这种分层越来越绝缘，越来越构成矛盾和冲突。这不但不利于稳定发展，而且少数人越来越集聚大部分社会稀缺资源，如同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关村，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将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因此，为了各个阶层的共赢，中关村急需扭转发展方向，纠正不正常的趋势。尤其是政府的角色，是其中的关键。

　　中关村的成绩，政府机制创新的功劳不可低估。但是随着中关村影响越来越大，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其它资源)越来越丰富，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能量”。这时，要保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决者的相对中立身份，挑战也越来越大。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角色十分重要，但是，高科技需要的是“聪明”的政府。

　　美国政府从来不直接插手硅谷的发展，而是通过研究支持、院校建设和宏观政策方面，来影响硅谷的创业和研究。当然我国台湾的情况又不一样，早期是官方驱动发展，但是到后来就明显转变成市场驱动发展。

　　台湾新竹能够崛起，不能不提一个人物，这就是有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的李国鼎亲自倡导推动，于1979年成立了驱动台湾高科技腾飞的“思想库”——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这个机构成为台湾产业情报、产业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大脑。1981年，李国鼎与一群理念前瞻的“技术官僚”群体一起促成了台湾第一座科学工业园在新竹成立，并使之成为后来台湾科技腾飞的翅膀。

　　今天，新竹依然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新竹面临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多倚重制造业，没能与硅谷一样繁衍出真正的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在代表全球趋势的软件、服务和互联网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集群。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缺乏持续推出后起之秀的活力。面对今日台湾高科技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少业界人士由衷地发出感叹：“台湾还会不会有下一个李国鼎？”

　　为何会落败于新竹？

　　与新竹对比，中关村的发展起码缺乏两大要素：一个李国鼎式对高科技发展具有长远眼光和理想的人物，他不但可以在政府高层直接策动政策、人才和资源，而且可以将影响力和执行力贯穿至整个产业界和学术界。另一个不能不提的要素，就是类似“资策会”这样政府推动、独立立场的强大的产业“思想库”，为高科技园区的近期、远期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而且，与台湾新竹相比，中关村的畸形发展已经十分明显：因为项目不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新竹可以理直气壮将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公司赶出去，而中关村依然以面向大公司的招商引资为主要方向；新竹在发展过程中，外资比例不断下降，最后占不到10%，而中关村依然以引进外资为主要业绩；新竹在发展中，不断将非高科技企业自然淘汰和排挤出局，而现在中关村的非高科技企业反而远比高科技企业欣欣向荣，极大地排挤了高科技公司的存在。新竹严格控制地价和房价，极力控制土地的买卖，而中关村依然热衷于房地产的开发和土地的炒作。的确，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但是这一切，是不应该轻易兑现的“财富”。它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关村房地产的狂热开发，正在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逐步恶化自己的生态环境……

　　高科技园区的目标应该是要建造一个环境，使得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而中关村的发展方向与此完全背道而驰。

　　中关村的未来之路，也应该同新竹一样，由政府驱动发展，转变为市场驱动发展。正如段永基说过的三句话：“中关村的成就是政府‘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中关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在园区建设方面的角色很重要，但是需要足够‘聪明’。”

　　谁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就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企业老板，是以财富的数量、企业的规模和名望的高低来衡量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概念，更是被用错的理念。在企业家的大本营——美国，企业家主要是指那些开办中小企业、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人。彼得·杜拉克就指出：“在美国，企业家往往指创建自己的、新的小企业的人。最近盛行于美国商业学校的‘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课程就源自30年前的‘如何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课程。”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创新者，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如威廉·洪堡最早创建大学。但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创业活动肯定是针对中小企业而言的。这也就是“创业”和“守成”区别的本意。而大企业的CEO们，更多被称为经理人和管理者。企业家的含义更强调自主的创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小企业创业的精神。它是一个更加具有战斗冲动的概念，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个人独立并实现自我价值。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中，价值取向往往是“重大轻小”。在轻视个人努力而重集体力量的观念下，往往是守业者而不是创业者，成了“企业家”。这也是一个概念方向性的错误，也引导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过去中关村的胜利，是真正市场原发性的创新与创业的胜利，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关村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比较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并推动其成为社会主流接受的观念。但是如今，无论是媒体、政府还是大众，都习惯把那些功成名就、兴趣点已由技术创新转向资本运作的产业名流继续称为企业家。而且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殊不知，企业家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这些“巨头”们牢牢抢占了“企业家”这个概念山头，而现在真正在努力拼搏创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无数还没有崛起的创业者，却被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越来越缺乏成长的空间，甚至生存的空间。

　　历史明白无疑地证明了：高科技产业，尤其是IT业，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和呼唤企业家精神，重新启动这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之源!

　　作者简介：方兴东，IT评论家，中国“数字论坛”发起成员，中国信息化专家论坛主要学者。曾被媒体冠为中国的“网络旗手”。1999年对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批评及提出的“知识霸权”概念，引发社会强烈争论，并影响了中国IT业的走向。1999年共同发起并创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互联网研究和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com)，任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家。目前已经出版IT相关著作15本，正在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相关链接：新竹为什么能成功？

　　新竹科学园被公认为亚洲三个主要科学园区(另两个为日本筑波、韩国大德)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新竹科学园区不仅成功地将台湾地区推向信息产业全球第三、半导体产业全球第四的地位，而且台湾当今10大企业当中有7家来自新竹。作为全球唯一成功翻版硅谷的科学园，新竹的经验究竟何在？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台湾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工业维持其经济发展。台湾当局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只能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应运而生。

　　硅谷亚洲版

　　台湾在对美国的硅谷、马萨诸塞州18国道以及日本的筑波等三个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最终选定了硅谷模式。美国曾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高科技的领先地位，有4个与教育体系无关的原因，即：鼓励冒险和允许失败的硅谷精神；创新得到足够的奖励；风险资本机制使高科技新公司得以脱颖而出；政府基本不干预，使企业家可以放开手脚。按照硅谷模式发展起来的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从硅谷学到和得到了不少经验。

　　新竹工业园是按照当局研究所、大学和私人高技术公司在当局统管下的“三角合作”模式所发展起来的。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也是硅谷模式的创始人之一)建议：新竹科技园应该吸引移居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回去创业，就像硅谷曾经从东海岸吸引工程师一样。台湾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即邀请一批工程师和科学家回台湾参观，并为他们此行提供费用，同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详见下文)。这些做法相当成功，到1998年，新竹有40%的公司是由从美国回来的科技人员开办的。

　　此外，新竹在吸引国外名牌大企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自己的企业。为给新生企业提供资金，新竹一方面给未上市的公司股票提供灰色市场，同时又在80年代中期建立了风险基金。长期以来，新竹与硅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在硅谷的台湾人。

　　成长四部曲

　　但新竹园区又不同于美国“硅谷”，有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引进—消化—出口的发展模式。之所以采用这种模式是由台湾岛内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台湾岛内资源匮乏，科技基础相当薄弱，资金不足，难以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必须靠引进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本岛的经济。我们可把新竹园区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大规模基建、制定优惠政策阶段

　　本阶段从筹划建园开始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时期活动的主体是台湾当局，只有少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驻园区。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于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设立“单一窗口”行政服务体系，着力创造一个“优惠、便利”的高科技企业特区，以吸引园区外的高科技公司来投资设厂。

　　新竹工业园区管理局在对申请进入公司的审查内容包括：必须适合园区的整体产业发展战略，招募相当数量的研究开发人员，使用先进设备，无污染等。

　　而对于符合这些审查标准，并批推进入园区的企业，当局都可以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优惠，如：园区内公司5年内免税，或可以享受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5年免税期满后，所有应纳税收的税率不超过20%；园区内公司可免税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对于战略性的关键产业，投资回报的200%均为免税，其余部分以l0%的减低税率征收。对外国投资所占比重不作上限规定，且投资所获收益可以转移出台湾；园区内公司可以申请加入有当局设立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其它风险资本投资，当局投资比重最高可达49%等。

　　2、高科技标准化生产主导阶段

　　本阶段直到1990年左右民间资本开始大量介入。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园区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企业活动主要以高科技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主。在1990年以前，园区的研发总经费基本上处于一个数量少、增长慢的时期。少量的研发活动也主要由当局支持的科研院所承担。跨国公司在园区内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园区作为他们在东南亚的生产或销售据点。由于企业数目的增长，新竹科学园区开始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竞争-排挤”和“外溢-关联”作用。

　　“竞争-排挤”作用主要表现在园区内新兴产业的工资福利比原先的传统产业高出许多，使得后者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而被迫外迁。“外溢-关联”作用则表现在随着园区的发展，地方原有厂商与园区内厂商形成日益密切的委托加工、原材料供应等协作关系。

　　由于园区的技术外溢，园区附近新设立的高科技企业也逐步增多。新竹地区原来的主要工业部门有照明设备业、玻璃业、陶瓷业、纺织业和化学材料制造业，这些部门的布局基本上都跟当地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到了90年代，微电子关联产业集中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主力，其它工业部门几乎无一幸免地面临衰退。

　　3、研发与生产平分秋色阶段

　　从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新竹园区向南部扩张。新竹园区经过80年代的开发建设，园区创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局支持的部分研发项目也在园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园区。当局不再是惟一先进技术资源的代理者与主要资本引导者。跨国公司的地位也在削弱。如1986年，外资占园区实收资本的比例为30%左右，而到1996年外资的比例仅为10%左右。跨国公司在台策略也较先前有明显的改变，不再以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与相关优惠政策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寻求当地技术合作资源、加强本地化进程等方面。园区内已成熟的技术与资金也开始输出国外，进行各种跨国联盟合作。1996年，园区国内专利数为226件，国外专利数为0；1999年园区国内外专利数合计为2536件，这表明新竹科学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4、力图研发活动为主的阶段

　　经过20年的迅速发展，园区基础资源已不敷使用，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也相应地不断提高。为了解决土地瓶颈，高科技园区开始向新竹园区外部扩张。同时，台湾当局也在反思过去过分强调“制造”导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转而倡导研发设计类产业的发展。台湾当局力图通过南北两个核心园区的建设，使台湾成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科技岛。

　　中关村之镜

　　与硅谷不同的是，新竹缺少硅谷奖励创新胜于眼前利润的商业文化，这使新竹的产业结构不能跟上网络时代。目前，台湾当局已注意并开始改善这一局面。新竹的产业结构偏重芯片制造和电脑硬件，其中尤以芯片制造业为主。新竹的一些企业抱怨当局过于注重半导体制造，对采购设备予以免税优惠，这不利于小型互联网公司的成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说：“新竹正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仿效硅谷模式创建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促使台湾成为了全球第三大高科技产业地区，但是过分倚重硬件制造，缺乏鼓励创新的商业文化，特别是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是新竹科技园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也为中关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资料编辑：王小燕、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