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独家报道】“由大到强”，这是我们这代人所要肩负的责任，也是几代人的追求。实现这个“强”字，关键在于原创技术和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一波浪潮中，有那么几朵浪花是那么晶莹透亮，它们折射出的技术光芒，照亮了“中国创造”的前路。幸运的，我们发现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记录了。

图为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

　　资料来源：《国家创新战略》，胡树华、管顺丰、汪秀婷编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6

　　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原创技术

　　以刘迎建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正在谱写IT技术强国史

　　“从年纪轻轻到两鬓斑白，我无非就是一心想要做成非键盘输入。”现年51岁的汉王科技总裁刘迎建终于可以用胜利者的姿态说这句话了。专注于手写技术的汉王科技，去年实现了一个亿左右的销售收入。

　　而就在2002年的时候，汉王科技实际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这是由于手写技术市场长期狭小，企业又连续3年在手写智能电话的研发上进行大投入，“我们那时甚至出卖了部分股权”。然而，在2003年得益于异军突起的短信市场，汉王科技通过向手机、PDA厂商授权手写技术，奇迹般咸鱼翻身。此后，刘迎建又将手写技术引向多种移动通信设备，自己开发出多种硬件设备，并研发出世界上首块汉字手写输入通用芯片。

　　说刘迎建典型，是因为他一生挖过煤、种过田、喂过猪、当过兵，文革时挨过批，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进中科院，响应高科技产业化号召，“下海”当上了汉王科技老总，为研发投入差点破产，最终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和首届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从28岁开始涉足手写技术，到50岁时产品终于得到市场认可，刘迎建一等就是20多年。

　　“要想搞自己的原创技术，太难太难。这条路上有太多的坎，付出的代价太大，成功的人极少，真可说是石头缝里长出来。”刘迎建万分感慨。

　　的确，如果没有短信的普及，汉王科技很可能今天已经成为“烈士”了。可是不用说在20年前，即使是早两年，也没人能预见到短信这个“救世主”。

　　似乎是短信市场兴起，造就了汉王科技偶然的成功；但在20多年前，刘迎建坚信传统的汉字编码输入终将被更符合自然的手写输入取代，已为日后的成功埋下了必然的种子。

　　回忆起当年，刘还是部队的一名通信兵，部队间的通讯需以密码方式进行，士兵们需要熟记很多密码，密码本要定期更新。在枯燥重复的工作中，刘思考：能不能研制个自动中文密码翻译机进行自动译码？为了这个念头，刘扎进了书本堆。为此，他受过“不务正业，白专道路”的非议。

　　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刘以西北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南京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在大三那年暑假，刘把自己关在教室里，设计出了一套计算机汉字编码输入方案。然而，很快他就意识到：任何一套方案，总有15%的规则需要死记硬背。能不能有一种普通通信兵都可以使用的汉字输入方式呢？1984年，正在总参通信部某团工作的刘迎建，终于将目光投向了“汉字手写识别输入”的课题上。在既无研究方法和程序的积累，又无实验样本和实验数据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刘拼搏一年多，研发出“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在线装置”，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1987年，他被中科院自动化所破格录取为在职博士研究生。1993年，中科院发出了“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号召，在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支持下，刘迎建组建了“北京中自汉王科技公司”。

　　“要搞自己的核心技术，第一个难题就是没钱。”这是刘迎建总结自己，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经验。“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专利都是职务发明，然而100件发明最后能成功的也可能不过两三件，那资金从哪里来？风险投资。”但由于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风险投资体系，二板市场也未开，因此在资金这个坎上就会卡下去一批人。“幸好我们背靠中科院，有国家支持，但实际上支持力度也是有限的。”

　　“高技术企业发展，走中国创造的道路，第二个难题是管理关。”这是因为科研人员往往缺乏企业管理能力，第一批办公司的科研人员中有很多都“死”在了这个关口。“幸好，我兼具科研与管理两方面的能力，但像我这样的人太少了。”刘说。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就是观念。”刘迎建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汉王科技给美国的一家投资商开发一套半导体元器件图像识别系统，用以检测在半导体产品流水线末端的成品率，当时汉王科技开发出的软件令对方十分满意，汉王科技也老老实实地按照各种成本报了30万美元的价，美方对此价格大吃一惊，在数遍确认后，最终接受了这个报价。若干年后，刘迎建才得知，美方转手将此软件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半导体生产厂商。“高技术产品就是高附加值，它不能以实际生产成本来衡量。”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当然，还有无数个问题可能会让一个土生土长的高科技企业倒下去，但让一个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成功的理由却不多。

　　从刘迎建的身上，只看到专注、坚持和自信。

图为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融资形式

　　资料来源：《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吴敬琏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5

　　高技术企业集体突围

　　国产服务器在高性能计算机(HPC)领域的集体突围，突显出企业科研力量的壮大。

　　在联想深腾6800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布会上，柳传志以他特有的直白表达方式说道：“在西方，没听说高科技产业化是个问题，那是因为企业有足够的力量投入科研，有适合的机制、体制保证把成果变成批量的产品，再卖出去变成钱。而在中国，科研力量主体是科研院所和大学，投入大量资源以后，这些单位确实取得了相当水平的科研成果。但由于和企业对接不上，没有办法变成批量产品，没有办法参与竞争，最后没有办法产成经济效益。历史事实证明，过去我们国家发布的绝大多数重大科技成果产生的是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它们的投入相比无法匹配。我们国家靠卖环境资源活命是不可能的，靠拼劳动力低成本是富不了的，科教兴国绝对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但是科技到底怎么样变成钱，变成效益，这条路到今天也没走顺畅，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一根软肋。我认为，企业发展科研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高科技产业化归根结底要走的道路。”

　　柳传志回忆在1992年的时候，他参加中央的科技专家座谈会，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大型计算机何时在中国能形成产业？柳传志在当时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科研院所主导的情况下，机器很难离开科研人员“存活”。

　　而在今天，联想深腾万亿次计算机的销售已超过40台，联想4.2万亿次深腾6800已经成为国家两大网格主节点之一。

　　同样，在去年3月，曙光第1000套高性能计算机曙光TC1700正式交付用户，同时，具有3万亿次计算能力的曙光4000L问世。其后，曙光4000L形成了系列化可定制产品，进入了很多行业。去年12月15日，曙光10万亿次超级计算机4000A与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签约，机器将于今年上半年交付，成为另一个国家网格主节点。

　　而在去年，浪潮也推出了高性能服务器天梭20000，具有较好的扩展性，可以扩展为1024个处理器，峰值可达4万亿次，可承担高性能商业应用，也可以用于石油勘探、天气预报等领域。天梭20000最大的长处不是速度，而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灵活对I/O、存储、计算进行配置。不仅是上述厂商，去年还有神威、深超等一系列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问世。

　　这种态势的出现，一方面是集群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已经可以从中科院计算所等科研单位走出来；另一方面是企业在部件的工程化、标准化、应用环境等方面的科研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R&D，也有更多的技术支持人员在各地提供技术支持。

　　这正好解决了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提出的问题：“我们以前很多机器在鉴定验收时很好用，可是一拿到用户那就不行了，如何将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一直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高性能计算机不是用来看的，也不是为了向领导汇报，而是为了满足用户的应用需求，所以只有得到用户的肯定才是最大的肯定。”

　　而企业科研能在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形成一种集体态势，显然表明涉及的厂家已经在资金、管理等各方面有了较深的积累。

　　正是这一批企业度过了创业阶段，已经有了充足的积累，才能推动高技术产品化、产业化阶段的到来。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国有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所占份额

　　中星微的回归奏鸣曲

　　海归派的本土奋斗也经历了一条荆棘之路，但是中星微的“中国芯”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

　　四年前，几个从美国硅谷回国创业的博士，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激情昂扬地勾画着美好远景。凛冽的寒风冻红了他们敲打键盘的双手，却冷却不了他们旺盛的斗志。他们是响应国家召唤回国创业的一批实干家，他们正在为中国的原创技术贡献力量。

　　中星微电子的灵魂人物，中星微董事长邓中翰，198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92年，邓中翰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在五年时间内，他取得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及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的学生。

　　在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勾画未来远景其实也是关键的市场策划。在手机芯片技术由ARM，通用芯片由英特尔这样的“大鳄”垄断的市场环境下，他们预见到多媒体芯片会是未来发展趋势和突破口。因此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专注于研究多媒体芯片，搞“人无我有”。在决定创业前，邓中翰邀请同伴共登长城。回来后在中关村注册公司的想法很快付诸实施。

　　1999年10月，中星微成立。在国外，公司成立一般依靠“天使资金”。而在国内，用中星微副总裁张辉的话说，政府在这里有点像“天使”。没有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和具体的倾斜措施，像中星微这样的高技术公司的生存会遇到更多困难。这里面不仅包括产业支持，还有免税、上市等细节。政府在规范市场游戏规则方面也责任重大。信息产业部从“电子产业发展基金”中拿出1000万元，以风险投资的性质注入中星微，作为公司的首笔运营资金。一些著名厂商用户及风险投资机构也看好这家高科技公司，在注资入股的同时踊跃加盟。

　　接下来就是公司架构。产品不同的公司，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中星微采用“硅谷模式”，不仅把硅谷的风险基金投资模式和期权奖励制用于企业，还把硅谷的经营理念用于公司运营。

　　公司开张后，困难接踵而来。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品牌塑造。初始阶段，由于中星微的客户大部分是海外公司，没有人相信中国有真正的芯片设计企业，他们不得不以硅谷分公司的名义与客户谈合作。经历了“无名之痛”后的中星微员工，更加深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管理一个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中翰认为，“一个科学家就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也就是技术专家。当一个技术专家将其所长投向市场，就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只不过他将技术和市场用企业这个中介联系起来，并管理和运营这个企业，也就成为企业家。如果现阶段非要我选择一个头衔，我想我更需要成为一个企业家，我目前的职责就是管理和发展中星微公司，将其建立为‘中国的SONY’。只有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才能去发掘、培养、扶持好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好的经营专家。”

　　2003年9月18日，微软与中星微共同出资1700万元人民币，携手创办多媒体技术中心，联手开发多媒体核心技术，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说，中星微是生产出第一枚走向世界的“中国芯”公司。微软看重的正是这家年轻的留学生企业的技术和活力。

　　今天，中星微电子公司已经名扬业界。从1999年开始，历经五年的努力，“星光中国芯工程”已经研发出五代数字多媒体芯片，突破七大核心技术，申请了200项专利，销售超过一千万枚，全球市场份额达到第一(40%以上)，覆盖了欧、美、日、韩和我国台湾省等16个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和市场上，获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功。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为了保持公司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中星微专门在美国硅谷投资设立了子公司Viewtel，在硅谷聘请了一批在微电子技术方面经验丰富的设计专家，直接从世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地带吸取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利用硅谷完整的产业链(食物链)进行新技术的成龙配套，迅速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同时利用硅谷成熟的IC产业资源，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新技术。他们还与世界著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无线通信研究中心合作，从电子工程系和无线通信研究中心聘请了一批在微电子技术方面颇有造诣的高级顾问，提高了公司在决策及掌握微电子技术发展趋势方面的前瞻性。

　　以前是用外国公司的名义扯起大旗，现在不同了，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星微是“中国北京的公司”。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国有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所占份额

图为国有企业专利申请数

　　相关链接

　　重视抓紧高科技产业化

　　文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高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庆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最新材料中提到，到2003年，中国高技术总产值已达到2.75万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提前两年实现了“十五”计划的目标，并高于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对整个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到24.6%，占工业总产值21.4%。去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1101.6亿美元，同比增长62.7%，高出全国外贸出口27.6%，占1/4强。而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目前居世界第三位，在2003年已达到188万亿元，增长34%。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好。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基本走亚洲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拿来主义”，从后端入手实现产业化，但核心技术仍没掌握。我国高技术产业目前处于转型阶段，即从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进入OEM、ODM、IPD阶段,进而再逐步过渡到自主开发、掌握核心技术阶段。二、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环境已获改善。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成员，政府服务功能在强化，今年股市和创业投资也开始回暖。此外，我国的科技投入增加、教育体制改革、整体人才出现回流，都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三、重点产业方向明确。去年我国信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68%左右，而信息产业部现在筹划“十一五”计划，已经明确提出，用10～15年把我国建成IT强国。

　　当前，我国信息产业还需要在几个重大方面进行突破，首先是芯片和软件。在这两个领域，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需要有重点突破。此外，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在2001年为25.2%，低于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低于中国制造业1.2个百分点，而2002年与1996年相比，还下降了7个百分点，百元资本金的产出率低。在出口方面，2002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中，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占89.6%，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占到了81.5%。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化提三点建议。一是协调与监察要落实。这些年我国关于高技术产业化下达了很多文件，涉及到很多部门，这其中缺乏一个总的协调与落实。二是重点与一般要明确。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主体单位不突出。过去政府在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地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帮助重点企业方面还欠缺，要尽快取消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和审批，减轻企业税赋。三是科研所的改制后还有不少问题，产业化程度不高。这需要继续完善相关措施，并进行跟踪，并继续出台新政策。总结来说，就是完善跟踪要继续、重点一般要明确、协调督察要落实。

　　方正电子的二次腾越

　　第一次成功靠的是“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而这一次需要的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1974年8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立项、王选主持开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748工程)正式启动。1986年，在王选的主持下，方正集团(当时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成立。1987年，方正报纸编排系统开始在《经济日报》应用，从此中国报业印刷业开始了告别“铅与火”的革命，迎来了“光与电”的变革。而方正集团也依靠这一原创技术成为国内IT业的佼佼者、振兴民族经济的排头兵。这可以称为方正历史上的第一次腾越。

　　作为技术推动型企业，方正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原创技术。“如果说以王选为代表的第一批方正人是第一代发动机，那么目前活跃在方正舞台上的管理者就是第二代发动机，现在，方正正着力于培养和扶植第三代、第四代发动机。”方正电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伟泉这样形象地比喻：一辆汽车能稳健高速地向前行驶，光有发动机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个指引并控制方向的部件，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市场运作”。

　　任伟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长年跟方正合作的代理商跟方正分手了，原因是方正做的软件Q3B系统客户用了十几年都没坏，客户的计算机都换了几代，周边配置更是换了不知多少代，可方正的软件因为太“瓷实”，依然青春永驻。代理商因为做方正的软件利润太少，宣告“离婚”。方正电子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由此看来，原创技术与有效的市场运作相结合已经是势在必行。

　　关于技术与市场运作的结合，任伟泉这样解释：技术和市场运作是要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过于强调一方是片面的。方正有一个理念就是技术顶天，市场立地。方正电子是一个由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一批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高度结合的公司。理念如此，然而要真正执行起来难度却很大，特别是对于方正这样一个老牌的“技术推动”型的企业。

　　一个公司如果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运作模式，再把研发和销售市场很好地无缝对接好，这个公司肯定没有问题。方正早年间的产品做得十分成熟，激光照排市场在国内基本饱和。面对这一现状，方正的领导层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激光照排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

　　面对现实问题，方正加强跟客户的有效互动，促进产品转型。依靠原有的产品和技术，在此基础上加大延长产品线，向广度发展，向多行业渗透。于是从激光照排派生出服务于整个报业的信息生产系统、报业的经营管理系统，甚至报业的内部管理系统等等产品，再后来，方正电子就开始向广播电视，向互联网应用，向图书出版等媒体行业出击。

　　方正的特色在于不是全线出击，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老本行：传媒科技和信息传播。在三年前，方正斥资四五千万，组织一百多个开发人员进行刻苦攻关，研究出的阿帕比数字产权保护系统(Apabi DRM)，一举获得了信息产业部的“2003年重大技术发明奖”。而这一技术正是方正电子在电子书、数字图书馆等行业应用上的核心技术，也是方正在同行业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拳头技术，也是方正在重视市场运作的同时没有忽略“技术领先”的突出表现，这正体现了方正“技术顶天，市场立地”的理念。

　　近年来，方正电子在保证原有的“报业、印刷业务”稳健发展的同时，在广电、数字图书馆、电子书等新兴业务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更值得一提的是，方正电子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努力向国际市场挺进，在印刷领域的多个产品，已抢占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美等国际市场，实现了方正电子的二次腾越。

　　记者手记

　　我们创造了什么？

　　王政

　　高新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产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创造，关键是创造什么？怎样创造？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的创造最有活力，最有价值？

　　中国高科技产业一直存在这么一种尴尬：一方面，由市场拉动的产业进步较为明显，但主要集中在应用产品技术层面上，和发达国家有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需要技术推动的产业还缺乏足够的动力，特别是一些重大的高科技项目计划和成果。尽管屡屡创下“世界首次”、“国际领先”的记录，但由于缺乏市场与产业的结合，最后往往沦为科研院所的“试验品”，导致科技创新的后劲不足。所以，如何从国家战略出发，又能贴近市场需求和产业的发展趋势，就成为我国高科技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业内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过去的一些战略领域失去了领先的机会，致使相差悬殊，这种差距与其说体现在具体技术和产业上，倒不如说体现在国家高科技发展的驱动力模式上。

　　说到模式，就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我们在这篇报道的采访过程中，被汉王、方正、联想和中星微等深深打动。创造一个企业不容易，从技术上的创造到产品的创造，从市场的开拓到形成产业，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艰苦卓绝地干。不管是汉王刘迎建式的孤军奋战，还是联想的集群突破；不管是中星微式的海归创业，还是方正的二次腾越。这里面都凝聚着一批有拳拳报国之志的优秀人才的心血。

　　创造需要革命性的意识。闭门造车一定不会被市场接受，而且已经远离了今天创造的概念。今天的创造与其说是一个词语，不如说是一篇有起承转合的雄文。“中国创造”已经是一个有内涵的概念。无数成功者、失败者的故事为它做了注释。

　　创造需要原创性的能力。不管是芯片还是软件业，不管是IT业还是非IT业，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才是决定未来的“胜负手”。产业如棋，落子无悔。但只要你有足够的功力，任何下法都有制胜的可能。天下有相同的棋局吗?

　　创造需要持续性的激情。尽管人不是永动机，但我们在刘迎建、柳传志、邓中翰、任伟泉身上看到了一股永不停歇的彭湃激情。创造难，持续的创造更难。哪一家企业不需要二次创业，哪一种技术不需要在更高的起点上优化升级。

　　中国创造的背后是一种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我们将创造一个时代。

　　作者：吴宁川 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