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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洋电子垃圾都运过来了,谁负责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23日 22:59 IT经理世界

  IT经理世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最初的制造和最终的处理都被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电子废物的“自由贸易”正迫使世界上贫困的一群人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继续贫穷,抑或中毒。

  杜晨/文

  在流动和交换的反复循环中,被废弃的电子垃圾也被创造出了“财富”。以这个“财富”为中心衍生出了一条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回收、销售、拆解、运输……这个链条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一直徘徊在若隐若现的边缘,同时因为它也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也就一直以一种半地下的“自由贸易”的方式出现。尽管这样的方式常笼罩着一层灰色的外壳,但是并不影响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这是个朝阳产业!”

  东北人老王每天都会骑着他的三轮车在北京城内固定的几个住宅小区里转悠,他高亢嘹亮的吆喝声使得人们很容易就知晓他的职业——回收废品。

  老王在继承了上一代“废书废报废杂志的卖”的传统吆喝之后,又加进了“旧电视、旧电脑的卖”。但是,如果你要和他说“赛扬”、“奔腾”这样更“专业”的词汇,他会毫无反应、充耳不闻。像老王这样在北京的住宅小区里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外地人,更多的是把电脑当做像电视机一样并没有多大特殊性的物品,但是他们依然希望能够多收到“旧电脑”这样的大件,因为“这个东西好卖,而且给的钱也挺多的”。

  类似老王这样以传统回收业务为主、电脑回收为辅的“收破烂的”,在刘秀云的眼里就非常的“不专业”,刘认为他们的业务过于低端,而她和她的同乡们则更“专注”一些。在北京万寿路上的一个小杂货铺前,刘秀云和她的同乡们每天以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出现,在他们身边的地上会放着一个白纸黑字的小标牌,上面的字表明了他们从事的业务范围——“显示器、打印机、墨盒、硒鼓”等等,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对过路人进行大同小异的询问——“有电脑卖吗?”当然,他们所需的日常开销并不能以这样守株待兔的买卖方式来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承担着城管检查的风险。所以,刘秀云也会经常光临固定的废品收购站,在那里挑选出他们需要的物件。老王那样的“低端渠道”就会成为他们收购的对象,成为他们的上游“供货商”。

  尽管刘秀云始终认为自己和老王那样的“收废品的”不是一码事,但实际上他们已成为电子废物“贸易”第一环上的主力军——电子废物的收集者。在北京,从事旧电脑回收的“游商”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这里能赚到养家糊口的钱,弄不好还能发财。

  郭哲林,三年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专门从事旧电脑回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村子里有人做这个发了财。”这个上过高中又在乡镇工厂下了岗的男人来到北京就入住了北京旧电脑集散地之一的后八家村——这里位于北四环外,靠近中关村市场。和中国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一样,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外来人口集中,而且多从事废旧电脑回收工作。郭哲林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旧自行车,然后就开始了他旧电脑回收的职业生涯。

  “我通常去问那些在写字楼里的单位,这些地方要卖的话通常数量会很多,大不了就被他们赶出去。”郭哲林用这样的方法第一年就赚了两万多元钱,但是喜欢单打独斗的他因为资金有限,所以现在还处在小规模的经营当中。而在后八家村里,现在已有了合伙经营,他们也开始追求起规模效益。“几个人凑钱合股,这样生意就会做得大一点。”郭哲林解释说,这个自称喜欢上网和读书的农民在村里被称为是“文化人”,至今还保持着最早通过网络来进行回收工作的纪录。“在论坛里发帖子,留下电话,另外就是上网查一些大单位的电话,然后再打电话过去问。”

  亲历过“电子商务”的郭哲林现在显然已经对这样低级的收购转手不感兴趣了,“我在琢磨怎样把那些被淘汰的旧光驱改造成汽车上的CD机。”他对那些在村里已有了规模效益的经营集体也不以为然,他拿着一张印有“八达诚合电脑回收有限公司”字样的名片说:“什么有限公司啊,这些都是没注过册的。我们在这里做这个也很少有人来管,都把这称为是‘朝阳产业’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把老家的人叫来做这个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印证郭哲林“朝阳产业”这个“宏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2003年起,中国每年将至少有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600万台洗衣机要报废,电脑和手机的更新速度远快于家电产品,目前约有500万台电脑、上千万部手机进入淘汰期。随着液晶显示器的出现并逐渐成为市场主流,传统CRT显示器电脑的淘汰速度将会加快。

  “不可能卖不出去!”

  王、刘、郭这样的人有着农民特有的纯朴和狡猾,他们的谈判能力极强,能以极低的价格收到废旧电脑。按着他们“业内”的标准,一台15寸的显示器的收购价不会超过120元。然后他们加价20至50元后卖给村里的“合资大户”,由他们负责集中转手。这些“合资大户”在这个灰色贸易中担任的角色是小型的中间商。

  在北京后八家村里,回收和批发分工明确,刚入行的就做做“散兵游商”,时间做得长的或手头有了点资金的就可以在村里租上一个仓库,做一些货品的囤积和仓储,然后寻找买家。按货品的不同,他们也有长项专攻:有专做显示器的、有专做打印机的、还有专做硬盘或电脑主板的等等。他们多以家族式作坊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乡村社区里,被回收的废旧电脑会经过第一道筛选。

  “那些做二手电脑生意的电脑公司经常会过来询问,看有没有好点的货。”郭哲林说, “经过我们的检验,那些还能用的就被挑拣出来等电脑公司的人来买。”郭哲林所说的检验实际上指的是插上电后看显示器亮不亮。“就算有坏的也没关系,那些电脑公司的拿回去能修。”

  由于这些在回收最前线的游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在回收时会把价压的极低以保证自己能得到足够多的利润。那些在二手电脑市场经营的小公司也很喜欢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也同样能以极少的钱得到他们想要的。

  二手电脑商的生意在郭哲林看来,与其主要的差别就是面对的客户群不同。“他们是修理之后再卖出去,针对的是那些学生。”郭哲林说。二手电脑市场已成为此种“自由贸易”中最主要的销售渠道,回收的一部分电子垃圾在这个环节经过翻新组装之后,重新又流回消费者的手中。

  由于国家对二手电子产品的定价没有规定,所以在这个环节所产生的利润也就无法估计。“组装一台二手电脑整机成本很低,一台台式电脑卖1000元至2000元还有可观的利润,因为本身配件就很便宜,二手市场里整机的价格也要比正规电子市场便宜30%以上。我们也正是以价格低廉吸引消费者,但保证电脑的原器件都是能正常使用的。”在北京平乐园电子市场里,从事二手电脑经营的张建保说:“只要收来了,肯定就能卖出去,哪怕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也有人要,不可能卖不出去!”

  在挑尽榨干还有使用价值的电子废物之后,那些回收商又会重新光顾二手电脑市场,这里剩下的那一批电子垃圾还等待着他们的处理。下一步他们就打算把这些电子垃圾打包装箱用货车运往南方。

  “他们赤手空拳的拆解!”

  “不要的就往广东浙江运!”这已经成了电子垃圾固定的行进线路。在北京后八家村的那些简陋仓库前,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货车,这些货车的车厢都很严实,外人很难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货源足够多的话,每天都会至少有装载着满满一车电子垃圾的大货车从这里起程开往南方的电子垃圾集散处理地。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一直关注着电子垃圾的去向,他们搜集到的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处理地有:广东贵屿镇、广东清远龙塘镇、广东南海大沥镇、浙江台州地区、河北黄骅市、湖南省及江西省等地。尤其以广东和浙江最为严重。

  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赖芸曾对广东贵屿镇做过详尽的调查,他说:“贵屿镇是国内最早的也曾是最大的电子废物拆解地,那里已经形成了一套非正规的体系,由于设备的简陋和落后的意识,当地的环境不但遭到了破坏,而且人的健康也正受着危害。”

  自1995年以来,贵屿地区从一个贫穷的、以种植稻米为生的农村转变成迅速发展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这里所有可供建筑的土地都提供给了上百个小型的、而且通常是分类的电子废物回收作坊和场院。而在回收作坊里工作的劳动力中不乏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大多是赤手空拳的在做拆解工作,用锤子和煤炉解体电脑,根本没有防范措施。” 赖芸的表情很严峻,“那里回收电路板的方法第一步通常是去除焊接。几百名工人多为妇女和儿童,他们把电路板放在一个浅平底锅上,在燃煤的炉子上加热,直到晶片可以移动时,马上用镊子拔起迅速放进身旁的桶内。晶片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再销售的,另一类被送到回收作坊去回收金,晶片上的小针经常会被拉直,浸到新的焊料里,使它们看起来焕然一新,并用在电脑的再制造行业里。”

  处理电子废物的平均工资为每天16元。为了微薄的薪水,工人赔上了很大的代价,很多贵屿民工都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溃烂、肾结石。据“绿色和平”统计,有超过80%的当地儿童也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大量的电子废物材料和处理残渣并没有被回收,而只是简单地倾倒在露天田地里、河岸旁、水塘里、湿地里、河流和灌溉渠里。当地饮用水的质量在电子废物拆解业的发展中不断下降,每天都有载着装有新鲜水的大塑料桶的拖拉机队伍驶进贵屿,运水这项新兴商业已经在这里发展起来。

  现在的贵屿镇基本没有了农业,除了电子垃圾拆解业之外,其他产业极为薄弱,拆解业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当地政府直到本世纪初还在鼓励和支持拆解业发展。

  “绿色和平”的中国电子废物项目负责人赖芸一直在强调:贵屿原始的拆解方式只是一个样本,在国内其它地方也还存在着这样危害环境和健康的自发形成的拆解场和集散地,一些地方的规模超过了贵屿,他们都是在用“19世纪的技术来处理21世纪的废物”。

  如果这些电子垃圾只是来源于国内,问题还不会如此的复杂和严酷。

  “洋垃圾都运过来了!”

  美国的两个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简称BAN)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简称SVTC) 在装满电子垃圾的集装箱里安放了卫星追踪仪,从美国的西海岸出发,沿着货轮行驶的轨迹一直跟踪到了中国广东的贵屿。中国绿色和平也参与了此间的调查。2002年,他们发表了联合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

  该报告中显示,美国国内收集的电子废物50%至80%没有在本国回收处理,而是被迅速地装上货船运往亚洲,而其中的90%则运到了中国!

  难道美国没有技术能力来正确处理这些垃圾吗?为什么这些垃圾流向中国等亚洲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呢?据BAN与SVTC报告分析,美国之所以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量输出电子垃圾,除了美国没有在限制发达国家将有害物质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巴塞尔公约》上签字外,亚洲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普遍缺乏环保标准以及没有相应的有效法律体系保障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回收业,让企业难以承受的人工成本也是美国将电子垃圾出口的一个主因。

  环保组织认为企业有脱不开的责任。“电脑生产商为争取市场占有率,经常没有必要地推出新型号,令电脑的生产周期由4至5年,大幅缩减至2年,促销的结果导致大量的废弃。生产电脑令企业赚到盆满钵满,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很多连电脑也未用过,却为糊口而赔上健康和无法挽回的环境破坏。”

  “回到亚洲。”那些辩解说“因为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在亚洲生产,所以把废物出口回亚洲是合理的”逻辑更遭到了环保组织的讽刺。环保组织说:“发达国家享受产品的中间段,而把之前的肮脏制造和之后的危险处理全都交给了发展中国家,这是在全球化下可鄙的事实,是对环境和人权的双重侵犯。”

  中国对几种废弃电子元件和电脑产品的进口禁令虽已实施,但尽管政府三令五申,问题也仍在继续,不过手法更加隐蔽罢了。以前的电子垃圾是运到广东的南海港,由于那里的海关盘查愈加严格了,大部分电子垃圾都转经香港、台湾和菲律宾,然后运到内地一些小港口。

  绿色和平的调查显示:中国电子垃圾进口港有广东南海市港口、广州黄埔港港口、厦门港口、温州港口、台州港口、上海、宁波、山东、天津、连云港等。主要是以广东、浙江、福建为主。

  “要扩展生产者的责任!”

  在成为了愤怒的环境保护人士和工人权利保障人士的目标后,戴尔电脑公司在今年宣布:它将与一家提供社会责任共同基金的CalvertGroup公司以及其它一些类似的组织合作,制订一个回收旧电脑和其它IT设备的目标,然后将这个回收计划公之于众。这些回收目标将在2004年3月之前制订出来,然后通过该公司网站公布这个计划的实施结果,并且在该公司每年的环境报告中报告这个结果。这家共同基金公司从去年起就敦促戴尔公司回收电子垃圾,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伤害股东的风险和责任。戴尔除了同意公布回收目标之外,还同意公开披露回收的旧电脑是如何处理的,因为此前戴尔曾雇佣监狱犯人进行废旧电脑的拆解而成为众矢之的。此计划实施后,戴尔将为安全处理一部电脑向消费者收取49美元的费用。

  对IBM公司来说,回收的意识早已有了。2000年11月,IBM推出了一个特别面向个人消费者和小型企业的废旧计算机回收项目——IBM PC再生服务。这一服务需要消费者支付29.99美元的回收费用,通过UPS快递业务将废旧计算机送交给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名叫“Envirocycle”的废物利用企业。而另一大PC厂商惠普则表示,可以免费将废电脑拆解成金属和塑料制品并进行粉碎,或是利用化学过程生成无毒无害的物质。惠普称该公司每个月将可以处理多达450万吨的废旧计算机。

  只要有压力,制造商来做回收和处理的工作是能够做到的,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但是由谁来为此付费却各有一套。在日本,政府立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时就支付这笔费用;在德国,则是在规定的日期和数量之内可以无偿丢弃,由国家统一回收;而瑞典则要求全部由制造商付费……但是,国际社会在处置电子垃圾上已基本达成共识:“让污染者付费!要扩展生产者的责任!”

  2003年7月初,欧盟正式颁布处理废弃电子产品指导法令,明确要求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在2004年8月13日以前,将此指导法令纳入其正式法律条文中。欧盟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报废电子电器设备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要求成员国确保从2006年7月1日起,投放于市场的新电子和电器设备不包含铅、汞、镉、六价铬、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6种有害物质。法令还规定,所有在欧盟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CPU、主板、鼠标、键盘、手机等业者,必须在2005年8月13日以前,建立完整的分类、回收、复原、再生使用系统,并负担产品回收责任。

  放下生产者的责任不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盟的此两项法令对中国的电子类制造企业来说,无疑形成了一个非关税贸易壁垒,如果中国的电子类生产企业不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出口成本提高出口量下降,失掉了竞争力也丢掉了市场。

  没有能力就没有利益,没有责任也同样得不到好处。在这个规则日益复杂的商业体系里,责任和利益已无法分割,企业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否则就只能接受被逐出这场游戏的残酷结局。而那些仅仅依靠着肮脏的渠道,在阴暗的缝隙中从事着电子废物“自由贸易”的蝇营狗苟,最终将会受到鄙弃。

  来自中国政府的消息,中国相关的法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已在报批之中。办法里同样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投放市场的国家重点监管目录内的电子信息产品不能含有铅、汞、镉、六价铬、聚溴联苯和聚溴二苯醚等。”-

  有关法律:

  国际法律 1989年3月22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115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巴塞尔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理的《巴塞尔公约》。1990年3月22日,我国政府签署了《巴塞尔公约》。但该公约并未禁止有毒垃圾的出口,而只要接受国同意,有毒垃圾出口就是合法的。1995年9月22日,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巴塞尔公约》的修正案——《反对出口有毒垃圾的协定》,这个协定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废弃物,并规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发达国家不得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供回收利用的有毒垃圾。但是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拒绝签署这项公约。

  中国法律 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曾联合发文,明确规定自2000年4月1日起,禁止进口废电视机及显像管、废计算机、废显示器及显示管、废复印机、废摄(录)像机、废家用电话等十一类废电器。同时,信息产业部等多个部门也在制订《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从生产源头上堵截有毒物质在电子产品中的运用,此办法现已报批。此外,《二手电子信息产品市场管理办法》也已列入有关部门的制订计划,该办法的主导思想是对二手产品市场的设立资质提出规范性要求和规定;对二手产品进入市场规定门限,设立市场准入条件;建立二手产品销售备案制度和拆解企业对二手产品维修的承诺和对质量的保证。

  扩展生产者的责任

  扩展生产者的责任,就是让生产者不仅要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负责,而且还要对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负责。这里主要包括两大延伸责任——

  首先是废物管理责任。即将废物管理责任与生产者(厂商)挂钩,要求生产商对他们的产品在使用寿命终结之后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承担经济和具体的责任。这一原则将刺激生产者在产品设计时能更多地考虑使用较少的材料并增大其可回收利用的可能性,考虑使用对环境更友好的材料,是实现产品环保化(或无害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其次是产品环境信息责任。就是生产者关于产品环境知识和信息责任,即生产者要承担提供其所供应的产品的有关环境特性,以及该产品如何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再利用或再生等的信息责任。这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产品的环境性能,从而通过选择对环境更友好的产品等方式激励和推进对环境友好产品的发展。

  这一概念自1991年在德国形成以来,很快普及到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其实施方式,通常有企业自愿、法律强制和经济手段刺激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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