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借领导团队竞争力 成西部第一投资热点

　　本报记者 刘 晖 康 庄 成都报道

　　英特尔CEO贝瑞特是一个喜欢快的人，除了不断让Intel芯片快些再快些外，他的一大爱好就是自己驾驶F-16战斗机在空中冒险。

　　快是贝瑞特的商业灵魂。对于3.75亿美元的投资，贝瑞特需要同等的速度来配合它 。而成都做到了这一点。为角逐这笔可能改变成都IT产业生态的投资，成都施开了浑身解数。

　　“成都的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教育实力很强，而且作为西部的门户，它意味着巨大的新机会。”贝瑞特说。

　　但是在成都，贝瑞特也发现与其故乡美国凤凰城近似的舒缓与美丽。在成都，快与慢已经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节奏，芯片工厂中的光电速度和散落在成都各处茶馆的悠闲舒适并行不悖。在充满焦虑的现代性神话中，很少有哪个城市像成都一样把快和慢结合得如此美妙。

　　这正是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津津乐道之处。按照他的说法，梦想中的新成都，应该是所有投资者享受国民待遇、中国西部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

　　最近，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由台湾机电电子公会对大陆2000个城市投资环境调查中，成都被列为全国第八、西部唯一极力推荐投资的城市。从勉强推荐，到值得推荐，到今年的极力推荐，成都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通道。

　　领导团队也是竞争力

　　拥有2300年历史的成都，却拥有一个年轻的领导“团队”。

　　“在英文中，班子也是团队的意思，就是team嘛。”在采访中，李春城说：“分析我们这个团队，组成就很好，既年轻，平均年龄42.5岁，除了两位博士和一位学士之外，其余都是硕士学位，而且都具有极强的实践经验。”而作为“班长”的李春城，今年也才47岁。

　　这的确是一份堪称“梦之队”的名单：新任市长葛红林是由上海宝钢董事、副总经理任上调来。葛与李春城同龄，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博士，教授级高工。市委副书记邓川，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毕业，博士，教授级研究员；副市长郝康理，电子工业部十所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硕士，研究员级高工；副市长朱志宏，电子科大光电系毕业，硕士，高工，此前长期在成都亚光电子厂工作，一直做到厂长；负责城建、国土等的副市长孙平，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

　　一位长期研究区域竞争力的专家认为，一个城市领导团队的管理风格和执政能力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影响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指标。

　　一个案例是：一个大企业老总来到成都考察投资环境，在成都转上了好几天，但是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的却是和这个领导团队打过交道之后。

　　而成都在和世界上很多公司打交道时，也获得了用另外一种眼光来打量自身的机会。

　　和英特尔打交道中的一件事，给了李春城很深刻的启发。当时，英特尔正在全世界各个城市为它的投资“选秀”，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察，成都和上海、苏州、西安成为最后名单中的一个，“当时我们以为成都一定胜券在握了，但是没想到，等来的消息却是成都的排名并不靠前，而最令人惊奇的是，英特尔的评估报告居然认为成都的人力成本高”，李春城说。根据英特尔的报告，原来是成都人力资本中的某一项指标确实是高过其他城市，于是成都市紧急磋商，在国家规定的政策范围内，进行了调整，最终成都胜出。

　　“成都不仅要从成都本身的发展看，还要从西部大开发的角度来看，更应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李春城说。

　　越位与归位

　　可能性已经洞开，但是通往实现可能性的路途上，还充满了无数个变量。

　　为把这些变量变为常量，成都率全国之先，全力推行投融资体制改革。早在两年前，成都市政府就首次公开提出了“对不同的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推行政务中心一站式审批和网上审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试点首先从成都市工商局、公安局、市政公用局等权大责重的部门开始，力图打造一个新的“阳光政府”。

　　而这一革命无疑意味着诸多在潜规则运行的权力将化为乌有，自然引来了诸多的“敌人”。当时，一些成都市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和一个个部门说服和辩论，以完成政府的“归位”。

　　“四川人和成都人其实是非常富有创新能力的，像中国的第一张纸币，像广元打破人民公社的试验，还有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曾走到前面，现在关键是进一步打破成都人的盆地意识和自我循环的观念。”李春城说。

　　观念的“井喷”给成都市经营城市创造了诸多的新模式。成都发现原来“僵局”之外就是“实地”和“外势”。

　　成都的决策层选择了从土地资源切入，通过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让其成为资本，并成为撬动城市经营的支点，以此发散、聚集社会财富，最终打通阻碍城市经营的各种窒障。

　　为此，成都市政府取消了原本作为市属国有房地产企业获得配置土地的特权——所有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要获得土地，必须参加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拍卖会竞买。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垄断一级市场，政府负责所有的拆迁，保证拿给二级市场的是净地、熟地。而二级市场则进行规范搞活。

　　但是对于一个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的角色绝对不能只是一个“逐利者”，其“守夜人”的角色丝毫不能松懈。成都市一位领导说，在这方面，政府反而要更为严格。

　　对此，成都设定的目标是在经营城市中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不仅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综合效益的总和最大化。今年成都拿出来的土地全部是旧城拆迁的土地，但成都今年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却是全国第三。同时，成都在汽车以每天200辆的速度增加时，却没有以前那么严重的堵车。

　　成都的雄心并没有止步。2003年9月4日，经国家建设部同意，成都开始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计划将成都的都市区面积扩大到3681平方公里。不再像以往那样“摊大饼”式发展，而是由中心城按“发展轴”向以外的广大区域延伸。而且，成都还将在城南兴建一片“总部经济区”，希望将四川和西部的大企业总部吸引来此落户。为此，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两个投资公司的“壳”，用集合委托贷款的点子，以尽快筹集建设资金。

　　对于这一可称之为胆大的计划，李春城说，“像这么庞大的计划，需要通盘考虑，要在整体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推出，这样投资者不仅愿意投资现在，更愿意投资未来。”

　　错位竞争 差距管理

　　成都要重新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不可能自拉自唱。在以往的竞争中，成都和重庆的瑜亮情结，加上西安的“三角关系”，都使得成都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势和差距。

　　论工业，成都不如重庆，论科技，西安和成都不相伯仲，甚至稍胜一筹。成都不仅要获得区域竞争力，还要获得全球竞争力。英特尔的案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次，成都赢了，但是，下一次呢？

　　而且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成都的无论是国内知名度还是国际知名度，都排名在前，但是从竞争力的排名，却落在后面。

　　成都固然有众多的资源和优势，但是放在全球竞争的范围中，以前成都被定论的优势和劣势都需要重新考量。“以前，一些人认为成都不具备发展IT产业的地缘优势，认为成都地处内陆，交通不方便，但是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这些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劣势。”

　　李春城举了一个例子，当初英特尔来考察投资环境时，一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所住宾馆测试通讯和网络条件，发现成都在这方面与中国沿海城市相比，并不逊色。电讯、航空、高速公路使今日成都早已不再是古人所言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而利用英特尔进入成都的标本效应，成都的IT产业生态完全有可能重新改写。

　　对于成都商业、物流业的定位，同样也是这种逆势思考的结果。以前，成都消费型城市的身份颇遭人垢病，但是换一种眼光来看，原来成都拥有如此大的一个内生性市场，加上广阔的西部腹地，更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空间。据了解，自建国后，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整个西南地区的商品零售额，成都占了40%，今年消费总额是800个亿，在副省级城市名列前茅。对于成都，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的优势。

　　按照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理论，区域体的划分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能力与全球经济互动的能力决定的。一个“区域赢家”单位体最合适的规模，是在500万到2000万人口之间，而成都的各项条件，都与此契合。

　　更为重要的是，成都还有别的城市不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独特优势。像都江堰、青城山、三星堆等人文和自然资源造就了成都丰富的“看点”，而成都长期形成的那种休闲气氛，正好可以与现代化造成的焦虑感形成“对冲”，使近者悦，远者来。

　　“以前成都羞于讲休闲，事实上，在科技发展、经济进步基础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最休闲的城市，这也是特色和品牌，同样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会是城市独有的比较优势。”李春城说。

　　据介绍，成都为自己设计了五张名片——休闲之都、商业之都、物流之都、金融之都、会展之都。在工业和城市化之外，成都正试验着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虽然远未到定论之时，但是却给人丰富的想象。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对于成都的起源，历史如此记载，而现在，成都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新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