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

　　最近在研究以人为本的统筹发展问题时，我的思路集中到一个怪问题上来：是否存在一种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或者说，在何种条件下，公平会比效率更富于效率。

　　这个问题看起来接近愚蠢。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过分照顾公平， 会使经济缺乏效率；过分照顾效率，会使社会缺乏公平。人们顶多在协调二者的比例或先后上动动心思。

　　我不否认一般人的看法，在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平确实可能会导致较低的效率。但我发现，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采用公平的对策所带来的效率，可能比采用效率的对策所带来的效率更高。这个条件就是，当公平处在“自由”这一区间时。

　　新经济不光关系技术，甚至也不光关系人们前段时间如此强调的业务，思考新经济更进一步的观点是，新经济关系人本身。从“以人为本”角度看新经济，实际需要把公平和效率纳入自由这个范畴下加以统筹。

　　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公平可能比效率更有效率。新经济就是通向以“自由”的人为“本”的人性经济。体验经济只是这样一种经济的初级阶段。

　　实证基础

　　如果一种怪念头有它产生的广泛实践基础，它理应得到人们更大的宽容。我今天说，当“公平”处在“自由”区间时，可能比“效率”的效率更高。至少有两个非常坚硬的实践基础，它们都跟新经济有关。

　　第一个新经济现象是“自由软件”运动。

　　《商业周刊》11月19日一篇分析文章《为何Linux比微软产品具有潜力》，说的就是这件事。

　　自由软件所说的FREE，是一种典型的作为自由的公平。在“公平”这一语境下，FREE本来是应当指“免费”。但自由软件的倡导者并不希望这种软件被叫作免费软件，自由软件的美国领袖用汉语拼音标注FREE为ZIYOU(“自由”)。

　　《商业周刊》的分析文章比较了盖茨与Linux创始人莱纳斯·托瓦尔德斯(Linus Torvalds)在达成效率方面的区别：“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盖茨与莱纳斯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微软是使用了财富的方式来刺激员工们的工作热情。很显然，Linux社区中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者们不可能象微软的员工那样拥有股票期权。因而在Linux社区中则更多的是以一种自豪感来激发世界各地开发者之间的协作精神。”

　　了解经济学发展史的人们知道，自从李斯特谈论精神生产力和斯密谈论同情心以来，人们早就不再把精神因素当作正经的经济问题来研究了，更不同说把它同效率联系在一起了。Linux社区中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通常这种东西会被视为情感，是与效率无关的。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软件产品的安全性能来说，测试的工作当然是做得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松散性组织所拥有的测试优势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松散性组织所进行的软件测试次数自然要比企业实体多得多，其测试环境也丰富多样，因此他们也更容易发现软件所存在的安全漏洞，进而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完善这些软件。”这只不过是随便举的一个例子(自由软件在效率上高于商业软件的地方，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它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反例： 以效率原则组织的生产，可能恰恰在效率上，赶不上以公平原则组织的生产。条件是，这里的公平，被定义为自由。或者说，以自由为公平的定义域。

　　第二个新经济现象，是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

　　文化，在以往人们眼中，常常令人联想到与经济发展对立的社会批判，如文学艺术等；更多与公平良知而不是经济效率的观念相关。然而，当工业化完成后，发达国家人们却忽然发现，文化产业成为了一种比制造业更富经济竞争力的产业，在价值链上发展成信息产业的利润高端。更高的竞争力、更丰厚的利润，这些本来是由效率带来的东西，现在却由并不是按效率原则运转的文化来实现。文化信息产业的最新发展，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愤愤不平的日常生活批判中指责的让人失去自由的文化不同，它把“自由”置于日常生活的核心，以对于自由的高峰体验作为产业的最高实现形式。如果我们把基于公平概念上的文化，限定在自由概念上，这种文化就成为文化中“酷文化”这一部分。按自由原则生产的“酷文化”，它的效率甚至超过了按效率原则组织的制造业。

　　最近的《亚洲时代周刊》指出了这种趋势：“这是一个变化的时期，日本正经历从制造业的日本转向文化的日本。”结果是新一代的追求已由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向GNC(Cool-酷)。日本正从一个产品制造大国，转向一个“酷”文化输出大国。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在《日本的国民幸福总值(GNC)》中指出，由文化影响力组成的GNC(Gross　National　Cool，国民幸福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NP)一样重要。

　　GNC与牺牲效率的“福利国家”概念全然不同。按照GNC概念，公平不光比效率更有“公平”，更主要的是比效率更有“效率”。日本的GNC概念产业，如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广告……等“软产业”，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日本去年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GNC用事实颠覆了一百年来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传统成见。

　　我举这两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思考“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这个问题是严肃的。它确实算是一个问题。

　　作为自由的发展

　　我们只要将“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这个问题，向政策这一层面的理论，稍作引伸，就会与两个引人注目的观念挂起勾来。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作为自由的发展”。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发展》中，提出一个突破性的见解。就是把自由当作一个发展问题看待，把自由的价值置于统摄发展的价值的地位之上。这与我们所说“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有着显著的联系：宏观上的发展对应的是微观上的效率，GNP就是微观效率在宏观上的总体现。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是，“如果发展所要促进的就是自由，那么就有很强的理由来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中的工具”。只按GNP来衡量发展，是狭隘的发展观。“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决定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显然，后者更多与公平相联系。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观念，就是以人为本的统筹发展观。“五个统筹”的全部“秘密”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其最终目的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而且要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有人也许会对“五个统筹”产生一些误解，一是误认为这是在以公平取代效率，一是误认为是以传统经济取代新经济。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把公平置于“自由”这个定义域内再来思考“五个统筹”，就会有两个惊奇的发现。一是，这里的公平并不是与效率对立的公平，而是可以增进效率的公平。(甚至不排除我们这里进一步探讨的“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的美日经验。)二是，新经济既不是技术，也不是业务，而关涉人本身。相对于以人为本这个目标来说，新经济中的业务和技术，都不过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中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在发展问题上，除了自由(以人为本)，没有自己特殊的主张。新经济只有通过“五个统筹”才能实现。

　　突破基础理论

　　仅在政策这个层面思考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到基础理论，看这个观念有没有“根”。

　　我们在现实中，尤其是在落后的现实中，所能发现的可以处于“自由”定义域中的公平，是很少的。“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大多数公平，都不具备自由这个条件，因此自然也不具备相应的“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可能。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公平为什么会比效率的效率更高。

　　单看作为手段的自由，为什么这么厉害，比发展的“发展”能力更强，更能“赚钱”呢？我想这只能用历史主义解释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主题，人从温饱到小康，需要是不断升级的，从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升级为自我实现需求。当一个社会整体进入工业化之后的社会，或一个社会的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时，市场需求的力量(如体验需求)，或新的生产方式的力量(如自由软件运动)，就会显示出比传统需求、传统供给手段更强的带动作用。这种“效率更高”，是人自身的升级带来的。

　　人的进步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工业化的本质，恰好是“以人为本”的反面——“以人为末”，是把人当作工具，来曲折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这样一个特殊历史阶段。GNP的本质，就是把人的手段当作目标来追求。阿马蒂亚·森提出“作为自由的发展”，我理解意思就是说，发展本来是手段，自由才是目标。自由虽然可以作为手段，为发展服务；但如果算总帐的话，一定是发展最终要为自由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目的。人类不能本末倒置。但历史地看待工业化，人不这样“本末倒置”——通过否定自己的本质来肯定自己的本质——人类就永远不会进步。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要不要GNP，而是只有发展，只有GNP，物极必反，就会带来在人的目的和社会目标层面看的缺陷。

　　要想让公平比效率的效率还要高，必须在自由这个层面考虑问题。

　　效率和发展，解决的是人的手段的发达。还要研究如何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复归。自由是在复归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的。要想让公平比效率的效率还要高，只在工业化的传统中绕圈子，肯定不会有结果。需要促进经济与社会向着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方向转型。国际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从GNP转向GNC，日本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如何在历史的转折中，充分释放财富的能量，考验着我们。

　　过渡阶段的战略

　　从现实角度看，“比效率更富于效率的公平”是什么意思呢？意思不是简单地说，总供求不平衡了，要通过再分配机制增加有效需求，避免经济危机。这还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转。而是说，在从工业化异化，向“以人为本”复归的过程中，有一个以自由为发展手段的阶段，它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按效率尺度，而不是按自由本身的尺度来衡量自由的作用，就表明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待日本的发展能力从制造力转向文化力时，是站在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问题，看美国和日本谁“发展”得更好，而不是看谁的国民更幸福。

　　这与我们当前的路径选择，大到国家竞争力是否一定定位在制造业上，中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小到个人的发财致富之道，都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一说统筹，就以为是“扶贫”，那可能就太傻了。我们需要认清的是，当前还有把五个统筹与新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一种选择，可以做到既解决公平问题，又解决效率问题。这就是真正的新型工业化。

　　关键是站在信息文明高度去解决工业文明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