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19岁的辍学生肖恩·范宁环抱着双手微笑着。这个看起来满脸纯真的孩子象汤姆·克鲁斯与那两位总统竞选候选人一样，占据了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一年前，这个热爱电脑程序的少年发明了一个发明了一个软件Napster，它可以帮助数字音乐爱好者们轻易地搜索到任何他们喜欢的音乐，无需中间环节。也即，为了Nirvana的一首《Never Mind》，他们无需再到mp3.com上费劲呵呵地下载。利用Napster他们可以立刻搜索到并拥有它，只要互联网上任何人拥有这首歌。

　　Napster.com迅速突破250万的访问量说明了这个软件广受欢迎的程度，但是各大唱片公司还是迟缓而坚决地意识到这个软件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刚刚解决掉mp3的盗版问题，而Napster比mp3更加有力与邪恶促进了音乐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与共享，那么谁还来买他们的唱片。唱片工业把满脸无辜的范宁推上了法庭，因为这项软件的传播助长了盗版行为，“艺术家们的工作被一钱不值的对待”……

　　这场争吵与审判被媒体视作革命的两方的较量。数字革命带来的自由共享与传统秩序之间的斗争。不管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我对这场争执所触及到人类情感的变化更有兴趣。

　　这项发明的再次触及到一切技术革命的根本核心——直达目标，消灭过程，一切以效率为中心。一直以来，新技术发明者致力于将世界的距离缩短，关系变得更透明化。铁路、飞机使得物理距离的缩短，而电报、电话则将沟通变得轻易，世界在电视的帮助下变得清晰透明起来。今天的互联网则将这一切推向了某种极致。在我们为这些变化喜悦时，可能无意中已经踏入了某种陷阱。技术为人类思维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一切事物的工具化。技术使我们提高效率，也使我们将一切目的化，凡是便于提高效率，更直接地获得结果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在这样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对世界失去的人文判断，而变得只有技术判断。也就是说，人天性中的艺术与情感部门因为天然地缺乏效率，而被挤压。

　　回到Napster问题。在19岁的少年范宁看来只是个好玩的程序，致使整个唱片工业陷入恐慌。我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世界变得脆弱了。就象上面讲到的，技术使世界透明化，也是人与整个环境的变得极其直接化。或许在拿破仑时代，一个男孩子为了改变世界，必须辛辛苦苦地爬到一个位置，并且要恰好地赶上战乱。因为当时大人物是与世界格局发生联系的唯一方式。而今天，除了范宁，我们还很容易看到15岁的少年轻易的闯入五角大楼，或者另一个毛头小子利用键盘从某家银行窃取了几十万美元。利用互联网，世界成了每个人的玩具。在这些少年看来，这个世界与他们喜欢的《帝国时代》并无实质区别，它是由一个复杂程序构成的世界，我们可以随时更改它。在游戏的世界里，是没有值得敬畏的事物的。

　　再具体一点。在Napster的使用者们看来，那些容易传输的数字音乐，也仅仅是一些程序语言组成的，它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于是，艺术家在这些音乐表现的激情、才华、与艺术情感隐退了。人的精神气质与情感，在一个技术主导的时代，失去了它鲜明的性格。

　　这些人文情怀有趣缺乏可操作性、效率性，正在被遗弃。

　　一些人为Napster辩解道：“这项技术是另一场自由运动，它代表了自由精神与工业巨头之间的对抗，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我无意对此赞同或反驳。我只是更加关心一点，在这个时代，人民的意志是否已经被极度简单化，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带上太多技术时代的痕迹，已经日渐工具化了。互联网上的人们，热爱新奇刺激，通过鼠标的轻轻点击来快捷得到满足，因为人们在这里的注意力极度分散。互联网技术让使用者习惯了坐享其成，不习惯于挫折。所以，那么多Napster的使用者会如此抱怨。因为，他们太习惯于迅速得到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将“新时代的技术”视作人类的“最高危险”，原因并非是原子弹这样的技术产物可能会使我们毁灭，而是因为人的思维已经被技术化，在这样种情况下，人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而变得工具化了，因为他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在互联网上，没有人会记得海德格尔的警告。

　　我们可以支持唱片工业的起诉，也可以坚信19岁的范宁与他的支持者一样是无辜的。但是，在我们表明态度之前，或许应该首先思考事件的症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因为忘记了这个症结，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失去海德格尔所坚持的“人的反思能力”。

　　点击此处订阅手机短信NASDAQ最新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