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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一波三折 看慧聪如何制造百万富翁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8日 13:01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徐淑琴) 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在香港成功上市。慧聪总裁郭凡生和管理团队成员望着不断上涨的股价,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郭凡生欣慰的是,就像他以前说过千百次但没人相信的那样,慧聪一夜之间成就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倡导了12年的知识经济梦想成真,12年来不被人信任和理解的郁闷一扫而光。而慧聪的管理团队高兴的是,他们手里的股份和期权不再只是一张纸,而成了可以流通的真金白银,他们终于熬过黑暗迎来黎明的曙光,真正地靠知识和劳动成为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一波三折上市

  慧聪的上市可说是一波三折。

  慧聪曾先后三次更换投资银行和目标资本市场,是中国民营企业中上市的时间最长、换的保荐人最多、花费最高的公司之一。自1999年初引进IDG2000多万元的风险投资后,11月份,慧聪与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合作,筹划在纳斯达克上市。但到2000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纳斯达克市场狂跌,另一方面与贝尔斯登的沟通出现很大困难。2002年初,慧聪换了一家投资银行,决定转成香港上市,不幸的是香港市场也日渐不景气,这家投资银行在拿了保荐人费用之后,也中止了上市运作。两三个月之后,一家主要由留学海外的大陆人领导的投资银行——第一上海,找到了慧聪。两次上市尝试的失败让慧聪变得聪明起来,不能任由投资银行简单地根据资本市场的口味来勉强包装慧聪,而要明确把握自己作为一家信息服务商的市场定位。慧聪和第一上海双方一拍即合,并决定采取适宜的倍数向机构配售。结果,慧聪在路演中非常顺利地与国际间各大基金达成良好沟通,慧聪股票超购9倍,上市第一天股价就上涨30%。

  总结慧聪上市,郭凡生的经验是要把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稳定的、自己长期经营的策略因素来考虑:你所找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必须是对你非常了解的,不能只追求市盈率倍数和圈回更多的钱。这样,资本市场才不会把你当作概念组合中的一个部分,稍有风吹草动就首先加以炒作或抛售,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来考察,这样你才可以作为理性的公司,面对理性的投资者,公司的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才是可以预测的。

  对于大家广泛猜测的慧聪搜索将分拆上市,郭凡生的回答是:“我不排除经过资本市场逐步考验后我们在两地挂牌,或者把慧聪的某些业务拆分到纳斯达克上市,但那是在团队经过锻炼之后。我们做的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做的是中文网站,中文的搜索引擎,一定要先在香港的资本市场稳稳站住再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考虑。我们要在积蓄力量、积蓄经验之后重新加以考虑。”

  制度创新

  虽然慧聪上市的确令大家心情畅快,“慧聪上市后面就都顺了,激励机制顺了,理想顺了,理论顺了,行为顺了,大家的心气也顺了”,但郭凡生却远未志得意满。他想得更加深远:“慧聪上市,对于我来说,融来钱不重要,关键是我倡导了十二年的知识经济的这个梦在这一刹间变为现实。而当梦实现的那一天,我怎么去给别人再创造一个梦,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所有知识精英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责任。”看来,郭凡生梦想的起点是在12年前,但终点绝不是上市。

  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出任体改委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郭凡生一直非常关注产权制度问题。在他看来,经济问题包含着三个命题:为谁生产,讲的是制度;生产什么,讲的是战略;怎样生产,讲的是管理。战略是整个世界都在考虑的,对于中国,目前主要研究的是为谁生产和怎样生产,而最核心的还是研究为谁生产也就是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就是在解决制度问题。

  郭凡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工作时主管公交、财贸,可说是经历了1989年以前的中国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所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实践中的公有制虽暴露出了种种弊端,但制度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私有化就能解决的。这时,一个典型案例闯进了他的视野,当时一个小型的国有企业内蒙古汽车靠垫厂由于国家不再给它贷款,它就从职工那里集资,结果效果非常好。在没有国家给予的特殊资源、没有钱、没有权的情况下,企业可不就要发挥人的作用吗?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人愿意干,努力干,企业就会有好效益,而股份制就让没有钱的职工手里有了权——股权,职工关心企业,权就会变成钱。这样,他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惟一出路》,在理论上提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高级体现形式,它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更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态。文章发表后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但并未受到广泛认可。

  但郭凡生坚信他的理论是对的。1990年,郭凡生到一家国营企业当了副总经理,试图实践他的理想,但他鼓吹的理论没有被采纳。于是,郭凡生决定通过一个自己控股的企业来模拟他理论上的这种创新。1992年10月,郭凡生说服了几个先前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创建了北京市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郭凡生拥有50%股份,任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成立时,郭凡生的头一件事就是确立了劳动股份制的雏形,将“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亦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写进了公司章程。这种劳动股份制后来则蜕变为了现在所说的知识股份制。

  生产和再生产

  1992年慧聪起家时只有14.8万元,为了控制成本,职工工资一直开得比较低,显然光靠工资是留不住人的。况且刚开始许多员工不相信“劳动分红”之说,一位员工在拿到第一年的分红5000元时立刻辞职走人,因为他以为是老板发错了。但是接下来几年,郭凡生果然每年过春节前就在酒楼里开庆功宴发“红包”,慧聪的员工慢慢也就相信他是认真的。从1992年到1998年,他靠独创的“分红”机制拿住了一部分职工的心。

  1999年以后,慧聪先后引进IDG2000多万元的风险投资。在风险投资进入之前,郭凡生对慧聪进行了第一次股份制改造。当时,慧聪的政策是,员工获得买一送二的优惠机会,如部分高管可以花4万元,获得12万元的股份。这些股东如果在三年内就离开慧聪,公司退回其购股的钱并收回股权;如果干满三年离开,慧聪则退给其三倍的购股款并收回股权。如果他们一直干到现在,按目前慧聪每股2块多港币的股价计算,当初投资4万元人民币的人就拥有了270多万港元。在IDG正式进入时,慧聪所有员工的股份占到80%,IDG占20%;到慧聪第二次融资1000万美元的时候,慧聪与IDG的股份同时被稀释。上市时,慧聪为员工增发百分之十几的期权,进一步加大了员工的股份持有量。上市后,在慧聪这样一个市值约十亿港元的公司里,员工手里持有的股票加起来有1.5亿到1.6亿,其中包括上百个百万富翁和几个千万富翁。一年锁定期过后,他们手里的股票就可进入交易。

  在知识富翁的制造过程中,郭凡生经历了一次次的艰难和被怀疑。早在1996年,郭凡生在公司会上宣布将来慧聪要通过上市成为一家公众公司,而上市将使慧聪在一夜之间产生上百个百万富翁。很多经理就在会下议论说老郭胡说呢,因为当时在国内民营企业根本不可能上市,海外上市也几乎没有。第一次让大家买股票时,不少人都犹犹豫豫,也有很多人是稀里糊涂跟进来的,更多的人则是相信了郭凡生这个人而不是知识经济的力量。这一方面让郭凡生觉得责任重大,一方面又让他觉得悲哀。从1998年到2003年底上市,公司陆陆续续有人离开,直到2003年,还有几位手里拿着不少创业股的管理人员离开,自己去做公司,等于生生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港币。“我相信今天他们悔青了肠子”,郭凡生说。

  在公司外部,郭凡生也觉自己势单力孤。有的人对郭凡生不理解,说你这么闹完以后,你自己都不好管。郭凡生不以为然:“我为什么要好管?这种不好管比资本垄断下的不好管要好得多,员工跟你争的时候,他是不会走的,他不跟你争他就走了。虽然负面的东西是员工总会跟你多要股,我要注意平衡他们与资本的关系,但从我的角度看,知识和员工拿到的是不够的。我觉得,我的最大价值就是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要让知识经济的规则从知识分子的推动和挣扎变为一种大家共认的常理。”

  更让郭凡生感到悲哀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像比尔·盖茨、杨致远、孙正义,他们本来都是没有钱的人,他们的财富积累靠的完全是知识,这都不用再讨论了,为何在中国知识却在与资本的博弈中理所当然被严重低估?甚至连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在倡导“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谁得益”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工业化时代的“资本宣言”?

  第一批百万富翁的产生只是序曲,郭凡生已经开始推动更快速地生产更多的百万富翁的机制。这也可证明他当初推行员工持股不是像别人猜测的那样,由于慧聪缺钱缺资源就靠股份骗骗员工,而是确实将知识经济的规则当成了慧聪的“永动机”。路演时,有人问他,慧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说就是慧聪自己。慧聪能不能在创造了一批百万富翁之后再创造一批百万富翁?在郭凡生看来,如果公司一上市,它原有的股权被分尽之后,它创造百万富翁的制度和步伐由此就停住,才是最可怕的。

  早在2002年,他就着手将慧聪一分为三:慧聪商务网、中国搜索、慧聪媒介。目前这三个独立的法人企业已经运行一年多,它们在独立时都给分拆的创业团队20%股份,并以很低的价格增发了20%的期权。“这种动力机制下团队的竞争力显然大大被激发出来,谁还会是慧聪的对手呢?在中国企业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竞争,而慧聪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可说是最大的。我们跟对手的差距,是由制度造成的,不是由国家给的资源造成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过去是一个慧聪创造百万富翁,现在是三个慧聪在创造百万富翁。过去有摩尔定律,而我把这种动力机制叫知识定律:一家公司的价值和竞争力与它创造百万富翁的数量和速度成正比。”

  郭凡生试图影响尽可能多的人。他告诉自己手下各事业部的总经理要将梦想传承下去:“你们从老郭手里拿到的,一定要分到你们下头去。”他也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知识经济的规则将使人类财富的再分配不再是血淋淋的,而是在一个更善良更柔和的平台上进行。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评价道:“如果老郭说的这个东西,将来老郭不在慧聪它就没有了,那它只是一个故事;如果老郭不在慧聪,这个东西还存在,而且有很多公司效仿,那就证明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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