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经济规律对传统理论的八个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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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3月18日 10:14 通信信息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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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服务逐渐成为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并以4倍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全球扩展。一个令人们头痛的问题是网络价值的实现过程与资本增值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经济教科书中建立在边际成本上的供求均衡曲线已经失去意义。从各国政府分拆电信到听任公司之间全球结盟、购并，从电信价格大战到网络互联纠纷不断，从微软公司捆绑销售官司不了了之到网络经济泡沫破灭，说明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旧经济剧烈摩擦的年代。摩擦的结果将是，网络最终迫使人们放弃狭隘的达尔文主义观点，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 杨培芳简历：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同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电信与信息经济研究，多次参与国家信息技术及产业政策制定，曾发表论著200多篇。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作报告近百场。近期研究方向：网络产业经济学，代表论著有《通信与国民经济关系定量分析》，《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等。 网络资源对传统资源稀缺理论的挑战 传统经济的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厂商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资源稀缺与可占有性，网络服务的理论依据在于资源过剩和可共享性。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以往的工业社会使人们养成更多占有物质财富的习惯，一方面，如果人们不去努力追求物质财富，今天的生活肯定还是象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但是另一方面，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会形成一个无意义的经济体系。一个人占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就象喝了过量的啤酒还要再喝一样有害健康，一个国家拼命生产了大量钢铁和水泥还要扩大产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要患病。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庄大道已到尽头。 大家知道，衡量社会总产出的主要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是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且这种度量本身仅仅是加法性的，它不能把计算上的增加与有效产出的减少，以及计算上的减少与总效用的倍乘作用区分开来。 比如我们的烟草业为国家财政和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又引起疾病，危害健康，增加了社会成本。但是在统计中不论是财政贡献还是因治理污染、消除疾病(刺激制药业、医疗服务业增长)增加的社会成本，都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再比如，一项新技术可以大大延长某项设施的使用寿命，由于该技术的大量推广可以减少这项设施作为工业产品的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加，可能引起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大量投入，将大量节约能源、物质消耗，直接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却很可能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又比如，一家工厂购进了污水净化设备，他的生产成本有可能是人家的两倍，产品自然卖不出去，工厂就要倒闭。而偷偷排污的工厂成本低廉，市场需求旺盛。结果是善良者被市场淘汰，害人者得以繁衍，市场经济本身并没有这种甄别能力，人类社会无异被卷入相互残杀的时代。 国民生产总值是以投入资金、获取利润为主线的经济活动体现，从7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国际性组织建议采用综合国力或人类发展指数体系。将来的核算体系会把环境，教育、安全、健康和居民生活质量等指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总之，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人类也不会进入相互残杀时代。那是因为人们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社会更加需要的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站在劳动即人的立场上的经济学。 工业经济的病根恰恰在于金融资本急功近利、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理性几经周折之后，最终还是会把发达的生产力主要用于高科技、高教育、高生活和高国民保障体系上来。遗憾的是传统厂商理论和制度安排都不具备这样一种机制。 网络精神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们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 1垄断实际存在。垄断是由于对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规模经营造成的。现代信息产业的经济规模出现了跨国联合扩张趋势，市场对于垄断企业形不成约束力，完全依靠市场肯定会使经济失衡。 2非经济因素存在。有些生产者的生产结果会对他人产生有利影响或者有害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结果也会对他人造成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尤其是某些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市场本身自行解决。 3公共物品的存在。国防、环保、绿化、道路、桥梁、广播等公共设施，属于不付钱的消费或者非营利投资领域。 4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信息对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透明的。而实际上，消费者与经营者对商品信息的了解总是不对称的。于是自私的经营者们必然会出现欺诈行为，破坏帕累托最优状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的，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最近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搏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利己主义决策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但多次重复这种决策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社会最大福利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但是传统经济和制度安排还在重复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亘古恒言。我国有不少共产党员干部反映，党教我公而忘私和大公无私，市场经济教我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怎样才能摆脱这种二元论的困扰？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悖论正在形成，那就是：只有为别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 大家知道，利己主义假设曾经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这对于早期经济学冲出封建教会的牢笼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近30年来不断有人考证，经济人的利他和利己行为同时存在的而且社会越进步，信息越透明，利他主义的倾向就越显著。(比如美国1993年有74.3%家庭给慈善机构捐款，平均为这些家庭收入的2.1%；有47.7%人口每周做4.2小时的义工。) 这就又回到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一个古老命题。其实在人之最初，呱呱坠地以后，为了自身生存需要的一切行为根本没有利己、利他和善恶之分。一个正常智商的人在满足基本生存和安全的需要之后，又会把交流和自我实现列入更高追求目标。 如果说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尚要靠利己主义推动，那么交流与尊重则要靠平等互动，自我实现则要靠牺牲精神。有人将高层需求和利他行为理解为个人长远利益最大化或者利己行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沽名钓誉，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对人类“天下为公”理想共识的亵渎。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惟利是图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共产党人不能脱离时代，但他们却是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人。 网络信用对商业技巧的挑战 常常能听到一些学者阐述一个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以诚信为前提的经济。似乎谁越有诚信，谁就越赚钱，反过来是越有钱的人越讲诚信，叫做“有恒产者有恒信”。但是翻开市场经济教科书，最基本的理论是经济利己主义，是如何使利润最大化；走进书店，最畅销的经济读物是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市场竞争36计、甚至厚黑学之类。你再到我国城市的商店走一走，几乎到处都在打折销售，天天都是最后一天大甩卖。几乎所有的市场营销人员都在大讲特讲自己商品的优点，没有人告诉消费者我的商品还有缺点。他们挖空心思制造信息不对称，利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了解实情)赚取超额利润，广大消费者天天都在受骗。也许你今天受了骗，明天换一个位置去欺骗别人。 如何才能解开这个死循环呢，传统市场竞争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能加剧这种循环。只有借助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社会化监督和网络协同机制。 有些主流经济学者喜欢把政府调控、社会化监督体系都纳入市场经济范畴，就象有人论证私有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只能让严肃学者们缄口。其实，从科学意义上讲，市场就是看不见的手，政府就是看得见的手，社会则是挽在一起的第三只手。在理论上来不得半点混淆。如果说传统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调控，那末，理性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是社会协同的力量。 网络价值对利润最大化的挑战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他也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股份制的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股份制企业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利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 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承认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收益递增对收益递减的挑战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企业的主要原料是沙子(硅)和信息，由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企业集团。 数字鸿沟对共同富裕的挑战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的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还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组织在拉丁美洲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总体上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社会尚缺少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一个重要宗旨就是扩展电信普遍服务概念，“要使所有美国人，不论职业、收入、居住地点、残疾与否，都能以负担得起得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由于美国的示范作用，许多国家也制定了类似计划，并且重申电信普遍服务责任。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各国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它必须定位于大众市场。美国的铱星计划，新加坡的CDMA移动通信系统就是因为脱离大众市场而告失败。所以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也应该在可行条件下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网络协同对经济博弈论的挑战 我国经济博弈论者认为，经济学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社会角色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参与竞争，一切经济政策和法律也都是各种力量维护各自利益的博弈结果。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整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大赌场，就看谁的赌技高超，胜者王侯败者寇，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和公理！ 那末如何才能平衡这个社会呢，经济博弈论认为一个重要平衡机制就是政府也作为博弈一方，使它的“利益”最大化。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互动，逐步完善一个法制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可以倡导人们自私自利，倡导人们去钻法律空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健全法制。 那末靠这种博弈互动究竟能不能完善一个法制社会呢？事实证明是不能的。因为法律属于正式约束，它只适用少量典型的矛盾和纠纷。而大量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必须靠非正式约束(道德、公理和社会监督氛围)实现平衡。指望任何纠纷和冲突都诉诸法律，交易成本高得任何社会都难以承载。 美国号称法制最健全得社会，但是法律条文越细，规定得越具体，就越给职业律师们(为了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留下了更多钻空子的机会。不是有许多案件，由于资深律师介入，也可以翻云覆雨吗。 我国有位资深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只学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如果美国社会只有科学加弱肉强食这两种精神，美国社会早就失衡了。美国社会还有第三种精神就是基督教的道德氛围，它对美国社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试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社会，要靠法律去约束人们所有的经济行为，该有多大的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我国的弱势群体，贫民百姓，受点委屈谁告得起状？如果社会提倡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绞尽脑汁去博弈，去沾对方的便宜，然后再让对方也变得“聪明”起来，我们的社会将只剩下尔虞我诈，谁都不敢相信谁。 人类对待自然环境已经走过了一条先破坏、后治理的弯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正在破坏人为环境。而要修复人为环境，可能要比修复自然环境更难。 从传统经济观点看，法制经济确实是刚性有效的，道德规范则是苍白无力的，有人建议恢复孔教或者佛教道德规范都是与事无补的。因为中国人早就厌倦了来世报应的千年说教。但是网络经济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平台，他使得人们交易行为赫然网上。你遵纪守法、道德诚信，网络让你不再吃亏，你若是个阴一套、阳一套的卑鄙小人，网络让你无处藏身。也就是说，网络正在编织一个地球村，它使人类社会摆脱类似中国法家和儒家的长期争论，快速建设一个具有刚性约束力的网络协同环境。 自组织化对被组织化的挑战 工业社会适合集中化的宝塔结构下的组织理念，也就是被组织理念。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电影，人被困在大机器上就是这种理念的生动体现。 电信促进了工业时代的成熟，同时又孕育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电话网仍然保留了工业经济的设计理念，比如分级交换，宝塔结构，集中控制，智能中心化，那末，以IP技术为核心的下一代网络必然走向无级交换，扁平结构，分布控制和智能边缘化。换句话说，未来支撑信息社会的是一种开放的、透明(光波)的网络和高智能的自组织化终端。 技术结构决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网络新经济正在把人类社会从集中化、被组织阶段推向分布化、自组织阶段。 从世界范围看，国有大企业曾经在许多国家起到过重要历史作用。20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家资本主义影响下，许多欧洲国家和前苏联都扩大了这种国营有经济成分。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控制论基础上的被组织化经济，它比较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进入80年代，现代股份制企业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具有自组织的活力，更适应社会化发展方向。 网络产业实践也进一步证明，小私有企业和国有大企业都不再适合新兴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有承认社会生产力更适应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管理的属性，我们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实事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经济制度不可能回归自由主义，也不会重建国家垄断的辉煌。而是沿着“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32页)”的方向，进入一个与新兴生产力相适应的、崭新的网络经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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