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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电子民主的途径?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1月06日 11:33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黄继新 北京报道

  2002年,从1月份微软落败北京市政府采购开始,“电子政务年”的说法就开始不绝于耳。

  然而,整个2002年上半年,“电子政务年”似乎与中国政府并不相干,直到当年7月份

  7月3日,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和《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实现电子政务、怎样实现,以及目标、任务、原则、措施等等问题一一获解。

  但是市场上的注意力显然集中不到这上面来,因为对于政府在未来多少年内投入多少亿元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里找到答案。对很多人来说,《规划》和《意见》不过是明确了政府对电子政务的决心和态度,这远不如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单位更令人刺激。

  但在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看来,仅仅是这样的决心和态度,就表明了中国正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一步。

  “电子政务的本质,就是公共政府。”杜钢建说,“政府改革,就是民主改革。”

  走向公共政府,就要求中国政府将自己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

  这一道门槛,西方发达国家80年代就迈过了。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一次演讲中就谈到了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放松政府管制、致力于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努力,并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新一代政治家的思考是,如何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从传统的官僚体制中解脱出来,不是去完善庞大的官僚运转机器,而是考虑怎么改变运作方式。这就要求政府更具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感。

  习惯了通过调控和管制来进行国家治理的中国政府,有没有准备好变成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事实上,这完全就是政务,与电子已经基本没有了关系。

  无独有偶,在埃森哲对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包括中国)进行的电子政务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埃森哲用CRM(客户关系管理)水平作为电子政务服务成熟程度的考察指标。尽管是当下最时髦的IT词汇之一,CRM水平却最深刻地反映了政府对自身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的认知程度。

  “政府运用CRM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发掘。推动私营企业去运用CRM的主要因素,如留住客户、提高从每个客户身上得到的盈利等,在政府部门中并不存在。但有趣的是,CRM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府。”埃森哲在2002年4月推出的《电子政务领导——将规划变为现实》的报告中指出,“因为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提供者,其所提供的服务种类繁多,如能更好地了解客户,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效益。”

  视公民为政府的客户,这一理念最早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在1993年提出来的:“我们要在联邦政府里做到客户至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联邦政府也是有客户的。我们的客户,就是美国人民。”

  然而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公法中心副主任周汉华博士指出,对中国政府来说,电子政务建设的三个目的分别是:加强监管、提高效率、为民服务。其中,加强监管位列第一,而服务功能被排在了第三位。

  “但这没有什么问题。”周汉华认为,西方国家过去许多年来也在过于强调服务者的角色,而忽略了监管者的身份。“‘9.11’以来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正表明美国政府也在加强它的监管力量。”

  服务和监管,谁放在第一位并不重要,周汉华说道,关键在于中国如何补上法制建设这一课。

  埃森哲的林方雷同样也不认为自己接触到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领导人员还端着监管者的架子。“任何一个政府同时都肩负着监管者(regulator and administrator)和服务者(service provider)的两个角色,”林方雷说,“我们不是要让政府放弃监管,而是让它知道怎样提供更好的服务。”

  因此,在周汉华看来,中国政府推行电子政务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在于“中国政府需要同时完成两次改革”。

  周汉华将政府形态分为农业文明的传统政府形态、工业文明的法制政府形态和信息文明的电子政府形态,三个政府形态之间呈递进关系。“西方政府已经是工业文明的法制政府,因此过渡到信息文明的电子政府形态是自然而然的。”周汉华说,“而中国目前尚处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政府形态,需要实现从传统政府到法制政府再到电子政府的两次跳跃。”

  同样重视法制基础的杜钢建从而主张,电子政务在中国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一是要出台《行政程序法》,现在同样的行政行为在不同部门程序却不同,就像儿童做游戏一样,因此要规范行政程序,把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纳入程序;二是要出台信息公开法,要研究公民知情权的范围,并用法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三是要推行政府行政规制改革,规制行为平台。”

  但作为即将出台的《电子签章条例》的主持起草人和《信息公开条例》的参与制定者,周汉华却认为没有哪一部法律是中国建设电子政务的必要条件。“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可谓盘根错节、千头万绪,因此无法做到谁先谁后,只能是能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

  对于

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模式,刘鹤的观点与此相近:想法大一点,起点低一点,小步快跑。事实上,“Think Big? Start Small? Scale Fast”?想法大一点,起点低一点,小步快跑?不仅仅是刘鹤或者国务院信息办的主张,这个理念早已是商界普遍的成功经验。

  “eGovernment”一词传入我国时,政府与学者对其译法一直争论不休,直到总理朱镕基敲定,“电子政府”才让位给了“电子政务”。对此,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杜链的解释是,电子政务是一场政务改革,是围绕管理流程重组进行的信息结构重组,从而实现政府的重塑。

  杜钢建也赞同“电子政务”的译法,但杜所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改革仅限于政务改革,而非政府改革。在国际政治中,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府改革”指的是政治改革,是议会改革,改变的是政党在议会内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确与“政府改革”尚存差距,将这个差距换算成时间,杜钢建认为是“20年”。“真正的电子政府,是一个宪政政府,强调的是依宪

维权和依宪治政。”杜钢建展望道。

  “能够充分保障公共参与、公共权力,实现公共服务目的,有效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实现公共事务的管理。”杜钢建认为,这才是电子政府最终要实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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