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1999年3月15日《计算机世界》报综合要闻版的“编读往来”栏目中，总编刘九如写道：“……透视网易、新浪、搜狐、Chinabyte这些企业的立业之本、经营之道……字里行间关于‘改朝换代’观念的领悟更使我们开阔思路……”在2000年1月24日的报纸上，刘九如说：“新世纪唤起新的激情，这种激情饱含着互联网的元素……新的一年《计算机世界》报在报道定位上的一些调整。基于互联网是我们总的出发点。”

　　回顾这场始于1999年的互联网热潮，刘九如不愿多谈媒体特别是《计算机世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引起“互联网泡沫”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过于急功近利的资本，它使一个在成长期中的产业发展步子过快。刘九如说：“现在看来，是预言家、投资商和政客，把众多企业家绑上了那辆飞速疾驶却又目的不明确的列车，这里留下了很多问题值得掂量。”

　　刘九如在谈话中喜欢用到“掂量”这个词，那个时候也许出于天生的谨慎和敏感，“掂量”的东西更多了。首先是挣钱实在太容易了，众多铺天盖地的网站广告的加入，使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年收入增长30%以上的目标，广告收入从3个亿窜升到4个多亿。

　　当然，更多的是担心，刘九如们也许还不像大洋彼岸的罗伯特·希勒那样高瞻远瞩，他掂量更多的是门户网站的出现会不会真的导致强大的“第四媒体”的形成，会不会给《计算机世界》这样的传统媒体带来致命的打击。久居这个行业，刘九如对于变化并不陌生，比如早在1980年《计算机世界》创立之初，报社甚至连台计算机都没有，但是变革还是以让人心惊的速度来了。刘九如感到在七八年之内，“第四媒体”有可能形成气候，也许会对《计算机世界》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网站广告铺天盖地的时候，《计算机世界》有意识地拒绝了一些门户网站的广告发布要求。

　　现在一切都恢复于平静了，虽然IT业被一些人称作“寒冬”，但是刘九如反倒心安了。当然从广告经营的角度，今年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厂商们羞涩的钱袋让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今年的增长可能难以达到预定的10%，并且厂商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

　　刘九如是幸运的，他说《计算机世界》的重要投资股东IDG并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和约束，所以“市场艰难”的今年反倒可以逆水而上，加强基础建设：一是趁着人力成本走低的时候招兵买马，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今年新增加了近100人；二是改善办公条件，在万寿路西部乐园又买下了两层楼，并且重新装修。宽大敞亮的办公区中，采编人员的写字桌一张张有序地排放，每人一个独立空间，每一个纵行基本上代表着一个采编部门，安静繁忙，一眼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IT企业的布置。三是更加全面地规划报业集团的IT系统建设。

　　1988年，刘九如成为《计算机世界》的第一个招聘记者，却是一个电脑外行。中关村刚刚成为试验区，街上卖一台电脑就有一两万的利润，学中文出身的刘九如虽然艳羡不已，但还是决定好好做记者。他去企业作采访，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企业是做什么的？”现在这样的问题也常常在拷问总编刘九如。

　　由于这个产业的特点，由于一开始就服务于厂商的功能，IT媒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一环。刘九如认同并且坚持这种观点，虽然厂商花的钱少了，自己也吃不饱。但是这样的定位也让刘九如自己有许多烦恼。这个曾经多次拒绝过进入实业界的诱惑的总编，从本心上讲还是想做一个报人，但是产业链条上的他也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他说：“我在培训员工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报纸的定位是促进产业成长。我们也有帮助企业发展的职责。”但是他却难以容忍版面上出现纯粹由厂商自己撰写的宣传性、广告性新闻稿。“那些都是垃圾，”他说，“我头痛的就是手下的记者们被公关公司调动。”于是他教育记者编辑们，是否可以在新闻发布会上多问几个问题，甚至故意逆向问问题，是否真正掂量一下这篇新闻稿能给读者带去什么信息，至少给厂商的信息加上一个新闻由头，告诉读者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新闻稿。他还帮助记者出主意：实在不行就告诉厂商，自己对版面没有发言权，需要总编批准，并且需要进一步采访企业老总。这样，沟通的任务就交给了刘九如，这是他目前最重要和繁杂的工作之一，他每年要与200多位总裁见面交流。

　　如果还不行，“版面很多，出现一小块垃圾总可以吧。”刘九如也不得不妥协。

　　每年要见数百个总裁的刘九如已经阅尽了业界的冷暖。一荣俱荣过后可不能一损俱损，所以一切都还要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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