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良/文

　　王峻涛又走了，追随他的好友王志东而去。当笔者刚从网上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其实心理很平静。心里想的是早已有的预感：王峻涛早晚要走的。世界上从没有一家创业公司的CEO可以长时间以泡BBS为乐为豪而令公司亦令自己高枕无忧。王峻涛的兴趣太广泛了，人缘太好了。大家都知道他不仅是8848的创办人、my8848CEO，还是超级网虫和球迷，很长时间，知道球迷“老榕”网虫“老榕”的人远比知道CEO“王峻涛”的人多。除此之外，王峻涛还是网络界有名的“大哥”，矛盾调解人兼“灾难”安慰者，总之，人们评价王峻涛，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王峻涛个性情中人，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热心肠的人，而不是什么样的CEO。然而，市场不相信感情，资本不相信眼泪。这么个大哥风范的好人，最终还是因为遭遇困境求助无门而不得不一走了之，他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对中国BTOC前景的迷茫，还有好人难做的感慨。

　　王峻涛辞职后，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王志东在“对他(王峻涛)的执着和激情以及他的理想化生存方式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后，也忍不住说，“他(王峻涛)在非业务方面消耗了太多的精力”，虽然在记者正在发稿之时，王志东打电话解释说，“所谓的非业务方面是指王峻涛在与资本方的周旋消耗了太多的精力”，但其实王志东想说什么是一望便知的。相比王志东的含蓄委婉，另一位下台的著名CEO，也是王峻涛多年的好友的前联众CEO谢文说得就直截了当，希望王峻涛以后“别在网上泡址BBS了”，言下之意，其实和王志东并无不同。

　　然而，王峻涛的辞职真如王谢二人所说的那么简单，只是他们所言的“不务正业”，爱泡BBS吗？非也非也。用一句法律文书的“套话”是“包括但不限于”，确切地说，主要不在于。谢文、王志东、王峻涛三人是好朋友，这不是秘密。既是好朋友，那么大抵应是情趣相投的。若分析他们的个性，我们会发现，他们三人都是性情中人。在这个功利社会里，这样的为人，这样的朋友，着实太难找了。但遗憾的是，正是他们三人同为一种族类，因而常常无法发现他们自己的相同缺点，或者即使看到，也不以为过或不了了之。笔者并不认为感性的人就不好，而是想说感性的CEO和CEO的“感性”不太利于CEO的工作。首先，感性的人不容易就事论事，当断则断。这一点发生在CEO身上，结局往往是可悲的。因为感性的CEO遇事常常碍于情面，优柔寡断。比如裁员降薪，撤亲换熟等等，都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兵家大忌”，在理性的CEO看来，如果经营不好，如果遇有更合适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该降就降，该换就换；但到了感性的CEO手里，却往往左右为难，下不了手。比如，新浪的裁员是王志东在任时就定下的，但却直到新任CEO上任之日，才付诸实施。对此有些人觉得新任CEO太“狠”，其实这是局外人的感性之评兼无知之言。笔者相信，如果王志东理性一点或者“狠”一点的话，新浪的裁员早开始了。因为感性所以不忍，因为不忍，而贻误最佳时机，从而给公司增加了损失，试问谁之过？其次，感性的人往往太过理想化，道德化。感性的人大都饱含“恻隐之心”和济世情结，很重个人的“江湖名声”。这样的人经常不自觉地把个人的声誉和大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置于公司的利益之上，从而经常仅于一司之利不为也，若于社会有损不为也。但这恰恰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作为公司的CEO，他的最高责任和使命是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大众的社会的民族的或者国家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和行为若与社会或国家想违背，有法律制裁也应由法律制裁，这在西方CEO和社会眼里是天经地义的，但在中国的CEO和中国的社会里却颇有“大逆不道”、“冒天下之不韪”之嫌。这正是本文所谓企业文化、社会文化的“误区”。一家不治，无以治国；一司不顾，何以顾国？王志东和王峻涛们屡败屡战，确实仁勇可嘉；但若不能走出中国式的情感和思想“误区”，则笔者断言，他们的屡战屡败，还将在情理之中。

　　相较以上三人，有一位同为网络先驱的CEO就大不相同，那就是SOHU的张朝阳。很长时间，张朝阳因为他的善于和惯于“作秀”而备受业界同行讥评。然而，外界却很难理解身为CEO的他的苦衷。问题不在张朝阳是否“作秀”，而要看他“作秀”的目的何在以及除了“作秀”之外还在做什么？如果张朝阳因为没钱做广告而以个人的知名度和“酷相”来吸引媒体注意力，这不仅没有过错而且真是高明之极，是把个人品牌与公司品牌合二为一的当然之举，这大概是张朝阳受惠于留学美国罢。而如今看来，后者似乎更符合实际。笔者曾于1998年底采访过张朝阳，当时的张朝阳刚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大数字英雄，应该正是也正该踌躇满志的时候，然而，笔者却无论如何无法在张朝阳脸上找到一点喜形于色的样子。那时的张朝阳虽还远远未如现在这么“红火”，但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但采访中张朝阳的冷静和理性让笔者记忆深刻。他瘦削冷峻的脸并未因位列“全球数字英雄50人”而大放异彩或得意忘形。相反却是满腹心事，顾虑重重，给我的感觉是受宠若惊，如履薄冰。相比之下，在两周之后笔者采访王志东时，感受到的是全然不同的感觉。当时的王志东正当宣布与华渊网合并和第二笔风险资金到位之时。也许正当意气风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向不喜与记者高谈阔论的他却与笔者足足谈近3个小时，连午饭都忘了吃。这一次我们感受到的是王志东的自信、激情、感性和豪迈万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与华渊网的合并、第一、第二、第三次风险投资的顺利到位、加上后来一手策划的“内部政变”的成功以及新浪龙头老大地位的确立，也使王志东的自信变得固执，并使他固有的激情和感性日益走向偏执。从而事实上有意无意夸大了个人的贡献和作用，有意无意排斥或抵制董事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并进一步演化成彼此的矛盾。他的被迫下台，殊非“一日之寒”。

　　王志东与张朝阳在中国互联网界起步大致相同，其历史地位至少目前为止也可以相提并论。但如今却已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仍然乘风破浪，一个试图东山再起。结局如此确实让业界大感意外也无限感慨。然而，平心而论，这恰恰折射出王张二人的不同，也体现中西企业文化的不同。但孰是孰非呢？其实事实已说明许多，但事实远未能说明一切。如果把他们二人放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历史坐标系上，我们也许就更明白许多。

　　几千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境界是“立公、立德、立言”三不朽，这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和使命不同。前者为三个目标，后者其实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平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都是“平天下”的手段和途径而已。实现“三不朽”，作为理想，既无可厚非而且难能可贵；但要成为结局，却实在难得。因为人的精力有限，生命有限，要成一朽已是不易，何况望三？要命的是，我们的文化里，从知识分子到社会大众都已把这不现实也不尽合理的个人理想视为当然。似乎作为人，理所当然应该为别人“做”点什么，但却不关心他是否已经把自己做好了。相比之下，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也宽容地多。强调个性、尊重个性、资本做主，老板裁人都是天经地义的。作为职业，他们也比我们专注因此专业得多。在他们看来，专注才能在竞争中获得胜利。政治、商业、学术，各为本业，根本无暇也不该兼顾，市场也根本不允许你分心他顾。克林顿也只有等到卸任总统后才能也才会去挣钱，格林斯潘那么“大牌”，年薪也只有区区十几万美元，想赚钱，趁早别当官，如鲁宾。什么都想要，一定什么都做不好。这是社会分工使然，也了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中国的CEO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太强而成发展包袱，这是中国文化和社会使然，也是中国CEO们的误区。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已然全球化的网络业，中国的CEO们委实有国际化的应然和必然。我们祝愿中国诞生并成长出越来越多的张朝阳式的国际化、理性化的CEO，我们也期待中国的CEO仍早日放弃不现实也不合理的文化包袱，走出思想情感误区，按照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处理日益国际化的事务。如此，则王志东和王峻涛的可悲结局势必少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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