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打假怎么打?这里有两个“网络警察”的打假故事

2017年03月16日 16:34 新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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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原标题:两个“网络警察”的打假故事

  来源:界面 王付娇

  3·15刚过,关于网购食品安全的问题被曝光。“打假”、“严查商品来源”等再度成为热词。在阿里巴巴等一些互联网公司,有这样一些特殊人群,他们不是警察,却做着类似警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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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8日,十一黄金周刚过,李凡的新生活正式开始了。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杭州,踏上自己在佛山市公安局的“交换生活”。

  到广东时,李凡和佛山市公安局经营已久的案子就要收网了。收网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网上查询到的数据、追踪的蛛丝马迹都要在那一刻化为现实。实实在在的人、真真切切的商品马上将铺开在李凡面前。

  紧张是最真实的感受,还带有一点兴奋。

  接到佛山市公安局的消息,李凡在黄金周期间匆忙买了机票。下午1点左右,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附近落地,收网的地点在机场不远处的一个加工厂。反倒因为距离太近,出租车师傅都不愿意拉这趟活,“我还因此加了20块钱。”

  这是李凡来广东借调的第一件事。10月7日的时候,李凡还在放假,9月初,他还到过温州假鞋市场走访。10月8日,与佛山公安局合作的案子在广州收网,这是一个跨区合作的大案子。

  到了之后,李凡先去蹲点,跟着当地的警察守着厂房到下午6点多。由于是跨区域,需要协调文件到才能下令行动。守在车里的时候,李凡觉得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

  晚上8点多的时候,文件到了,可以动手了。

  1982年出生的李凡是标准的阿里程序员,高高瘦瘦、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多年来,李凡生活中的关键词是“代码”、“算法”,本科数学专业毕业后,李凡先到了一家做音频比对算法的公司工作,后来逮到机会跳槽到阿里。直到今天,李凡周围的圈子依然是以程序员为主。

  不是谁都有这样参与抓捕行动的机会。在李凡的印象里,公安局是国家权利机关,行使国家公权。他们铁血沙场、蹲守窝点,和坏蛋们斗智斗勇,是电视剧中常见的英雄,和自己的生活好像并无交集。

  到广东之前,李凡甚至有些担心将要成为同事的警察们能否接受他。毕竟他们太不一样了。

  这次去佛山属于公司调配,阿里巴巴每年都会配几名打假的同事到基层公安局合作调研。一想到未来两个月的警队生活,李凡就有点激动。

  准备破门。

  时间都快到8点了,两地的警察前前后后一共到了40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上逼仄的楼层。

  李凡不是很敢上前,紧跟在警察后面。李凡回忆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他们从美国买了一个30多万的撞门设备,就像一个铁疙瘩一样。李凡自己拿旁边财务室的门试手,怎么都撞不开。然后他眼瞅着队长在旁边轻轻一碰,门就开了。

  “破门的一瞬间,确实很紧张。我不是执法人员,有权利逃跑,但我没有能力去制服别人。”李凡回忆,“有些人会情绪激动,会甩你一下什么的。但由于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也很少会带武器。基本没什么危险。”

  里面是可以想象到的小作坊加工厂,生产各种“减肥梅”产品。梅子本身没有问题可以当零食吃,可是洒在上面号称有减肥功效的“药粉”是一种酚酞粉末,主要用途是让人拉肚子,位列国家非法添加药品名录。

小作坊现场。图片都由受访者提供小作坊现场。图片都由受访者提供

  在粗糙简陋的环境中,这些减肥梅被生产、加工、包装出来,卖给消费者。一个简易的滚筒的机器就是为了将粉末与梅子充分混合。至于混合得是否均匀,全看机器的效能和当天操作工人的心情。

圆筒机器圆筒机器

  就这样一个面积不到20平方米的小作坊。一年减肥梅的销售额可以达到5000万元,纯暴利行业。

  怎么检验减肥梅的效果?李凡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一个案例,在其他一些工厂,有些黑心老板会采用让工人试药的非法手段。试药工人一天给50-100元钱,有人也心甘情愿,工人会告诉老板昨天吃完药的感受、拉肚子的效果,以此来确定减肥的成分配比。

白色粉末白色粉末

  当天正值中秋节,小作坊里没有人。李凡本以为扑了一场空,后得知该作坊的老板回了老家。幸运的是老板弟弟被找到了,他指认了现场。李凡协助警察分析了老板回程的火车班次,以及未来可能抓捕的方向。

  整个过程持续到凌晨1点多。现场有个突审环节,可以拿到非常多有用的细节和价值。而这时候,李凡就需要上前,询问一些阿里平台关心的话题——支付方式、货的来源、物流途径等。这种现场的一手资料将成为李凡未来研究产品非常宝贵的资料。

  刚进阿里的时候,李凡在阿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做算法相关工作。2015年,李凡做了一套关于售假业务的地图模型,用来圈出售假人员地理位置信息,起名“星云模型”,并由此获得了阿里的年度大奖。李凡也被调配到阿里的“打假特战队”,专门配合公安机关,负责案件打假工作。

  李凡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变化,由单纯地和机器打交道,变成了和人打交道。

  打假越打越大,越打越多。各地公安局找到阿里协助办案的需求也愈发频繁,就快忙不过来了。界面新闻记者在办公室采访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两拨公安局的来访,一是想过来看看阿里是家什么样的公司,二是想知道阿里能够提供哪些帮助。

  最开始李凡其实不懂公安、不懂办案流程,不清楚每个环节需要怎样的语言和流程表述。

  每次来人,李凡都需要站着、陪同,去了解各地公安人员的困惑和需求。各地的作风和需求自然也是千奇百怪,比如需要犯罪嫌疑人的位置轨迹、想找犯罪嫌疑人的上下游交易记录。成堆的需求摆在那里,阿里就想把这些需求做成真实好用的产品,标准化输出。

  整个2016年,李凡就大数据打假、如何提高传统刑侦效率等话题做过30多场专题讲座,跑过10个地市以上。讲座完成后就是风风火火的专项合作,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教授”。

  教授在广东的调研就是从了解这些需求、解决这些需求开始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程序员,有一天会坐在广东佛山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像“专家坐诊”一样,处理公安局同事们递过来的一个又一个案子。

  大数据和网络追踪加快了破案速度,原先用传统侦查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转机。事实证明,最快时案件侦破周期是三天一件。佛山市充分尝到了甜头,佛山食药监在当年冲到了广东省第一名。李凡也逐渐获得了同事们的信任。

  家里人会劝他少去现场,李凡强调作为辅助性角色,冲到现场其实是安全的。他的工作包括事先给民警准备材料、后续证据链的采集、固定、输出移交给法院,完成一系列配套过程。

  讲起这段经历,李凡很骄傲,他告诉自己4岁的女儿“爸爸是网络警察”,那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正是在佛山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当时佛山市公安局接口人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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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除了像李凡这样的程序员,还有六七成是王鹏这样的“老公安”。

  王鹏人称“王队”,这个称呼还保留着公安时期的痕迹。从传统公安转型到互联网公司,这个从公安时的使用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王队典型的一天从开会开始。他已经离开广东佛山的家,离开老婆孩子,自己暂时在杭州租房子住。早上9点半,王队需要让手下的同学们把案件线索梳理一遍,哪些案件存在哪些问题、把问题点拿出来讨论,分析下一步走势。

  当外界对阿里打假不力的质疑还停留在封店不够多时,王队、李凡他们已经从一个又一个案子根源下手了。

  “封一个店很简单。但找到每个店背后的人才是关键。互联网出口太多了,他不在阿里平台上卖假货,也会跑到别的平台上。”王队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由于处罚力度不够严格,很多之前打过的违法假货制造商会跑出来换个地方继续售假。

  王队的这一整天都要与某国际品牌方做沟通。三个月前,权利人找到王队的小组,希望阿里巴巴能够提供一些数据,帮助他们打假。权利人当时提出,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其在国内有第三方代理公司,协助负责假货处理。

  王队同意了。接下来,与主控团队协商、合规部核查,信息交出去了。为了“放长线”,在淘宝上的假货店甚至没有关闭。封店会直接断掉所有线索,每一次案件小二、运营都需要动起来。

  三个月后,权利人再次找过来,希望可以再沟通一下案子的事情。

  这不是王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权利人提供了最关键的假货证明,王队开始联系南京市公安局,有个制假窝点在南京,而某国际品牌方在国内的代理公司基地在上海。跨区域合作是他们的难点。

  王队利用自己的积累和阿里巴巴建立的信誉,很快开始协调。在来到阿里的200多天里,王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阿里巴巴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合作。最频繁的时候,王队9天跑了八个城市,涉及怀化、长沙、广东、青岛等。经常晚上落脚,第二天早上谈,下午就又飞到另一个城市了。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叶智飞提到了从老公安招人的一些标准:要求业务能力强,也要有对数据产品的敏感度,能够配合集团的大战略。

  王队从原来的佛山公安局跳槽到阿里巴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6年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王队的脾气、秉性、办事能力都是叶智飞看中的。李凡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王队之前也在经侦科呆过,行政机关做事严谨。

  有一次听一个百年阿里的讲座时,王队路过旁边一个演讲厅。那时候写小说的大冰正火,被一群年轻的阿里员工簇拥着席地而坐。王队觉得特别有活力,仿佛很多年没见过的大学场景;走廊的另一边,有一个团队的人在“讨论”,听起来像吵架一样。这一切都让王队有一种很青春自由的感觉。

  王队身上有家国天下的理想情怀。中午他在阳台抽烟时,曾经说起自己当时决定性的一个判断,“就好像还是需要一个舞台,至少人活一辈子回头看的时候不后悔。”这个念头是他最后决定来杭州的催化剂,毕竟佛山是他的家,现在只能尽力做到一个月回一次。

  来到平台治理部之后,王队做的第一件事是恶补品牌知识。做不到知其所以然,至少要知其然。他得弄清那些奇奇怪怪绕口的品牌名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尽快地融入团队。

  权利人的授权曾扰得他混乱。有些国际品牌的国内授权体系本身就很乱,打假的时候,店里拿出一份授权证明,上面盖着章;可是这份授权是真的假的?王队还得追溯到上一家,去核实真假。有些权利人自己也不清楚授权已经放到何种程度了。

  权利人是否愿意打假是一种“私权”。犯罪是手段,涉及其中的既得利益者视角不同。有些权利人甚至认为,假货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市场份额,即使折损品牌也不可惜。等到市场份额高了后,再去打。

  还有数不清的权利人打假的意愿、鉴定的积极性等,都是王队需要攻克的问题。

  王队的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打扶”相结合的措施,打击+扶持。除了常规的打假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扶持一些品牌停止授权、有生产优质产品能力的商家去经营自主品牌。这些业务需要村淘做上行业务的团队,以及中国质造的团队配合推进。

  王队目前已经能够做到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他说,团队办案需要遵循一个原则,“信息多跑腿,公安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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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内外市场压力和平台发展的需要,阿里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打假决心和态度。两个“网络警察”普通的一天已经成为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的日常。

  在今年3·15和两会期间,由于马云“像抓酒驾一样打假”的呼吁,打假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3·15当天的答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回应了民生热议,“对假冒伪劣要坚决查处。”

  同天,阿里巴巴也收到了奉贤法院的传票,4·26知识产权前一天法院院长将坐堂审理起诉售假案。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叶智飞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警察”日常工作的背后是整个阿里巴巴打假思路的转变。

  由于以缓代刑、行政处罚比例严重,立法并不能满足打假,阿里巴巴订出了一个“追杀3000里”的新策略:“刑事打击不行,就用刑事诉讼。”这也意味着,至少在未来一年内,以阿里巴巴集团为原告主体的案件会越来越多。

  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3月1日,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曾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有很大完善余地,因该罪是97年制定的刑法,起刑标准现在看已不合适。

  “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个死数,在实际办案中很难进行换算,因此可以考虑按照件数来定起刑标准,”王新同时建议应禁止适用缓刑。

  《电子商务法》已纳入今年立法日程,其中有关交易平台的责任将被首次明确。从去年提交人大审议的草案来看,电子商务法的内容将包括第三方平台、电子合同、电子支付等章节。一旦电子商务法的正式出台,这将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明确多方责任的情况下终结电商平台的打假争议。

  叶智飞也有困惑。第一年,阿里打了400起专案,抵御掉1.2亿件商品;到去年,打掉的商品数量达到3.8亿个。打假是个攻防战,制假者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每一次攻防下来,都意味着阿里需要更高的打假成本。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阿里打假的团队人数已经达到2000,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

  就在一个月前,叶智飞和他的团队刚刚开完一个为期三天的战略会。会上讨论了阿里巴巴打假的新目标、细化到具体的打法、KPI目标、是否需要人员补位。最新的方向是:要向公安机关提供阿里巴巴大数据的躯干能力。

  李凡的案例提供了模板。除了政企合作的效用,公安对大数据的需求量暴涨。未来阿里巴巴将研发一套简单可视化的产品,开放给公安系统。“我们要做数据和工具的搬运工。很多工作要工具化、产品化,比如我们的数据模型,分析能力。”叶智飞说。

  数据的搬运工阿里一直在执行。工具的搬运工,是要办案人员抛弃原先的Excel表办案的方法。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把犯罪链路用数据和工具的方式展现,预计在2017财年内能先在浙江省试行。未来,“网络警察”们将会更忙了。

  (为安全因素考虑,文中李凡、王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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