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车、专车APP应用软件的争议从未平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既监管好APP、又能达成市场利益共享的模式？

　　中国的互联网打车、用车软件引发一片争议，一些城市已经取消，2015年初，北京、济南、青岛等10个城市叫停了滴滴打车、易到用车、快的打车等公司的专车服务，并把专车定位成“黑车”。此前的2014年底，上海市交通委也宣布查扣多台滴滴专车，并给予罚款。

　　APP应用软件颠覆一个行业，正如电商有可能颠覆传统商业零售行业。通过软件提供点对点、各种层级的用车服务，一旦所有消费者都适应了这一模式，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租车公司将成为这些平台公司的下游重资产配套性公司，在做大蛋糕非常困难的前提下，一条鲶鱼的进入意味着蛋糕的重新分配。就如同加入U ber或者Lyft这些互联网租车公司的司机在出门时不得不隐藏U ber手机和贴标，以免激怒传统的出租车司机。

　　为保障传统公司的利益，也为了维护出租车牌照、出租车资格证书的溢价，恰逢U ber等公司在运营中出现问题，一些政府对U ber等动了刀：2014年12月，韩国检察官指控U ber违反了韩国国内交通运输法；法国内政部决定从2015年1月1日起禁用U ber私家车拼车服务U ber Pop，因为这个平台允许没有运营资质的司机在注册U ber司机账户后，为其他乘客提供收费较低的拼车服务；在印度，由于U ber司机涉嫌性侵，U ber司机背景审查流程遭到质疑和指责；在波兰，U ber的合法性也频频被质疑。

　　但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打车软件比目前的出租车系统更不安全，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更严格的监管加以解决。如滴滴打车公司副总裁朱平豆就表示，滴滴专车车辆、司机、乘客之间信息透明，通过信息平台、计价系统，实现计价和付费；易到用车高级副总裁于瑞卓表示，易到平台使用的车是通过正规租赁公司租到的有运营资质的车辆，司机是通过劳务公司招到的，易到这个平台代劳务公司对司机进行资格审核、培训、考核。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目前的一套社会管理系统、利益分配系统是适应传统的非智能终端社会的模式。如果要改变目前的模式，意味着法律法规要全盘改变，意味着要建立适应互联网终端的、即时的管理模式，同时对建立在传统模式之上的出租车、租车等公司建立稳妥的退出甚至补偿机制，甚至要考虑到出租车司机的数量与生活出路。

　　因为管理滞后就阻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不现实、不明智的。去年12月，Uber覆盖了50国的250个城市，虽然遭遇极大困扰，公司仍受到投资者追捧，估值高达400亿美元以上。在中国，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依托Uber、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齐聚商务租车领域。

　　U ber、快的、滴滴的诞生有现实的市场需求，即使政府喊停了一家公司，还有更多的公司诞生，这些公司靠创意与科技解决了城市公共交通的不足，满足了从出租车到高等级专车的不同消费需求。政府改变租车、专车市场的管理，让各方谈判获得各自的市场，是必要之举。

　　与此同时，软件公司必须让出部分收益。今年1月13日，U ber宣布将为提供服务的城市市政府提供当地的业务数据，以此帮助城市实现更加高效、智能的管理，这一服务从美国波士顿市开始。

　　叫停滴滴、Uber是懒政的表现，将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社会管理只能适应形势顺势而为。

　　叶檀(知名经济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