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文章:斯诺登泄露了什么(3)

2013年07月12日 17:38   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斯诺登泄露了什么

 

  在距离巴尔的摩市华盛顿公园几百米远的森林中,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就像一座城市。它拥有50栋大楼,有自己的邮局、消防局和警察部队。这座“城市”的城墙可以防卫坦克的进攻,到处都是最敏感的探测器和旋转摄像头,荷枪实弹的警卫日夜巡逻。在能够环顾方圆数十里的监视塔里,闭路电视24小时盯着各个角落。为了防止任何电子信号逃离这里,内部建筑的外墙都裹上了铜板,所有的窗子都是单向的,并用纯铜网加固。在“城市”内部,工作人员通过不同颜色的身份证进入各自工作地点,拥有全部通行证的只有局长和几位副局长而已。

  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在美军各级情报部门摸爬滚打了30年的凯斯·亚历山大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国家安全局究竟有多大的权力,看看凯斯·亚历山大就知道了:他是美国网络部队最高统帅;拥有对自己秘密部队的独立指挥权,包括海军第10舰队、空军第24航空队以及陆军第2军;此外,他掌管负责培训间谍技术的学术精英中心,以及专门窃听世界各国大使馆的特殊数据收集中心。而在2001年“9·11”发生前,亚历山大还只是美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普通将军。

  在美国与情报机构签约后为其工作的公司超过1900家。除了承包商,还有大量自愿与情报机构“合作”的美国企业。国家情报局透露,美国政府拥有“接近机密权限”的人中,21%在民间企业。这正是斯诺登的通路。

  斯诺登对媒体说,他有完全权限看到国家安全局所有工作人员的执勤表、整个情报圈、世界各地的卧底干员、美国拥有的工作站的位置、目前有哪些具体的行动计划等等。目前,斯诺登透露的“机密”主要是国家安全局于2007年开始的代号为“棱镜”的监控项目。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棱镜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即存资料进行深度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根据这个项目,美政府直接从包括微软、谷歌、雅虎、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在内的这9个公司服务器收集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价值有多大呢?

  “影子工厂”对美国国内外信息的监控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将它公之于众的,就是国家安全局电子信息监控项目的奠基人之一威廉·宾尼。两年前,在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宾尼说“细线计划”是他发明的用来追踪国外敌人的“小项目”,而这个项目却被“扭曲滥用”,广泛使用于国内和国外的间谍活动。“我应该向美国人民道歉。这侵犯了每个人的权利。它在世界范围内作为窃听技术而被广泛使用。”

  1997年,宾尼是国家安全局世界地缘政治和军事分析报告组的技术总监,该部门有6000名员工,致力于分析信号情报。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处理大量数据,宾尼和他的队伍开始编写代码,旨在使得国家安全局能够把那些有用的情报分离出来。这就是“细线计划”的初衷。宾尼当时估计,到90年代末,全世界大概有25亿部电话,有15亿个IP地址。他研发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世界上所有传输的信息捕捉到并在图上标出传输路径。依照他的设想,通过“细线”整合金融交易、旅游记录、网络搜索、GPS装备以及其他信息就可以帮助分析家精确定位目标。

  “细线计划”的目的在于监听国外的通讯信息,但当通讯追踪进入美国国内之后,还会继续记录信号。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联邦法律严禁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听国内通讯。如果没有合理根据和已知嫌犯,也就无法获得法院的批准。为此,宾尼在系统内增加了隐私保护和匿名功能,使得美国所有的通讯数据在法院签署许可之前都将加密。而这个系统将判断哪些通讯信息足够可疑,需要去申请法院的解密许可。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国家安全局在得到了小布什政府而非联邦法院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了监听活动。这一行为虽然违反了1978年制定的《国外情报监视法》,但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坚持“小布什作为美国总司令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为这项新政策正了名。“‘细线计划’去掉隐私控制后,就成了一个被滥用的系统。他们却不由分说去掉了保护机制和匿名处理系统,这样一来,这个系统就可以监听任何目标。”

  Sun微系统公司的前工程师苏珊·兰道在《监控还是安全?》一书中指出,2003年,政府在美国各个地方都安放了能拷贝电子通信信息的设备。这些设备不仅连接国外与国内的通信,而且还能处理纯境内流量。她推断现在美国有能力监视海量的国内流量。

  2001年10月31日,觉得“不能成为破坏宪法的同谋”的宾尼果断辞职。当时,由他创造的新技术每天就能记录3.2亿次语音信息,占国家安全局监控的全球语音信息量80%。而分布于美国国内外电缆上的装置可以对每秒10GB的数据流进行分析。

  此后美国国内接连爆出了监控丑闻。2005年,《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瑞森和艾瑞克·利希特布劳透露,国家安全局未经授权便在美国国内秘密安装窃听装置。随即,联邦特工便奉其命令就报社的消息来源展开了犯罪调查。2006年3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退休职工马克·克莱恩,向电子前沿基金会投递了一份宣誓证词,控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旧金山的一间密室里安装有超强运算能力的Narus计算机集群,疑似用于分拣和复制国内外所有通过其公司网络传输的信息。宾尼透露说:“我认为这种设备有10个到20个,除了旧金山外,美国中部及东海岸都有类似设施。”此后,《今日美国》报道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瑞森公司和南方贝尔公司向政府偷偷开放了他们的电子记录。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网络还在不断扩大。《英特尔战争:反恐秘战》和《秘密哨兵:国家安全局秘史》的作者马修·艾德在斯诺登泄密事件曝光后撰文指出,国家安全局内部的“获取特定情报行动办公室”(TAO)早在15年前就已经成功渗透进中国的电脑和电信系统,获取了一些有关中国内部动向的最佳、最可靠的情报。

  该部门内部拥有高度现代化的设施,门口由全副武装的警卫把守,只有输入了6位数的正确密码,而且通过了虹膜扫描才能进入到巨大的铁门里面。该部门的任务就是搜集外国目标的情报信息,具体方法包括秘密入侵海外目标的电脑和电信系统、破解密码、攻破保护目标电脑的安全系统、窃取存储在电脑硬盘上的数据,然后复制目标电子邮件和文本信息系统内的所有消息和数据流量。在总统的授权下,它还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国外电脑和通讯系统。这个部门的核心机构是米德堡内一个名叫“远程行动中心”行动组织,包括大约600名军方和民间电脑黑客(他们自称CNE操作人员),每周7天、全天24小时轮班工作。马修·艾德写道,到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TAO已经成为美国情报界“神童”级别的机构。一位前NSA官员称:“TAO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他们能够到达情报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得到情报人员难以得到的信息。”

  为了分析更为海量的数据信息,田纳西州境内的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一直在研发一代又一代的超级计算机。目前,外界知道,“美洲豹”计算机已具备每秒计算1750万亿次的能力。

  在犹他州遥远而干燥的沙漠地带,气温常常会蹿升到摄氏37.78度以上。持有机密许可资格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耗资20亿美元的巨大建筑。它比美国的国会大厦还要大1/3,它的耗能量是盐湖城整个城市房屋的总和。

  这个巨大建筑属于国家情报局,它的主要的任务是存储和分析“信号情报”:万亿的电话、电子邮件和数据痕迹——网络搜索、停车收据、书店逗留和其他数字废物。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同样的建筑也在建设中。

  究竟有多少信息会存放在这些没有窗子的庞然大物里面?五角大楼智库米特尔公司(MITRE Corporation)的一份报告透露了一点玄机:由于盯梢任务使用的元件的进步,它们搜集到的信息量将在2015年增加到YB级别(Yottabytes),相当于10008页的文本。YB级别是目前信息的最大量级。“一旦这些数据被存储到犹他州和得克萨斯的庞大建筑里,超级计算机就会根据运算法则决定我们中的谁是,或者将会成为一名恐怖分子。”马修·艾德写道,“在NSA的自动监控世界里,每一个比特的信息都有它的历史,任何一次敲击键盘都是一个故事。”

  很显然,2007年启动的“棱镜”只是国家安全局日益庞大和尖端的信息监控链条中的一部分。人们对这样的桥段并不陌生,而斯诺登只是更清楚地让大家明白,国家安全局已经扩张到了哪一步,它的实力到了什么水准。

  “斯诺登事件之所以受到这么大而持续的关注是因为他在接连不断地透露一些信息,而美国政府又很难阻止他这样做。时机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正发生在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时候,网络安全正是个热门话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成员,印第安纳大学网络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卡特对本刊记者说。

  英雄还是罪人

  《卫报》将斯诺登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相比,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吹哨者”之一。这多少显得有些夸张。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中心主任托马斯·布兰顿看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无疑是‘吹哨者’中的典范,也是历史上对美国政府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

  1969年9月30日傍晚,兰德公司顾问埃尔斯伯格打开自己办公室角落里的黑色绝密保险柜。8英寸厚的47卷的五角大楼文件占据了两个抽屉,绿色硬皮纸封面的上下方赫然印着黑体的“绝密”二字。这7000多页的文件是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设立的专门工作小组编写的美国对越南政策。

  埃尔斯伯格所公布的这些文件证明,政府一直在隐瞒国会和公众,秘密将战争扩大化。他的吹哨行为被认为对美国越战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当时,埃尔斯伯格面临着和斯诺登相似的处境。埃尔斯伯格以违反《间谍法》为罪名被捕,成为首位因为泄密行为而不是间谍活动触犯《间谍法》的人。他和斯诺登都受到了人格上的诋毁。尼克松的私人调查队进入埃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寻找他私生活里的细节。他们后来向大陪审团作证说埃尔斯伯格周旋在“几个外国出生或者有外国血统的女人”之间,有过一些“非常奇怪的性行为”,这“在反间谍领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如今,斯诺登被称作“应该被投入监狱的浮夸的自恋分子”和“年轻一代的不合群典型”。

  但斯诺登和埃尔斯伯格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寻求《纽约时报》的帮助,公布五角大楼文件之前,埃尔斯伯格尝试了各种“体制内”的途径。他将文件泄密给国会反战派议员,鼓励他们向政府发起挑战,以早日结束越战。但包括当时的主和派头面人物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在内,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也不愿因为越战问题在两党斗争中留下把柄。公开秘密文件,是埃尔斯伯格的唯一选择。

  没有证据显示斯诺登曾做过这样的挣扎。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联系异见人士、美国纪录片女导演普瓦特拉斯。普瓦特拉斯2006年时在伊拉克待了8个月,拍摄制作了纪录片《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描绘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她在伊拉克拍摄了一段美军遭遇埋伏的画面。美国军方指责她对伏击情况十分了解,但没有对美军进行任何提醒和警告。此后,她就登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名单。

  这部片子是普瓦特拉斯的“后9·11”三部曲之一。第二部《誓约》的主角是本·拉登的司机。而第三部正是关于吹哨者的。斯诺登在发给她的邮件中说,他有情报部门的一些消息,“不会让你失望”。斯诺登逃亡到香港时,普瓦特拉斯拍摄了这一过程。这一切都无疑让斯诺登的动机更容易受到攻击。

  斯诺登没有尝试“体制内”的途径,可能是由于他对体制内已经失望,但另一方面,这种途径是否存在呢?他和埃尔斯伯格之间存在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五角大楼文件显示政府正在扩大越南战争,并且向国会和公众撒谎,这显然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9·11”以后,美国相关法律的构架发生了变化。《爱国者法案》第215条允许联邦调查局(FBI)或其他机构请求《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签发命令,强制企业交出“与经过授权的、不涉及美国人的、旨在搜集外国情报的初步或全面调查相关的任何有形的东西”。而《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批准了“棱镜”项目。2012年政府向《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提出了1856项电子监控的申请,没有一项被否决。“监听外国情报从来不涉及法律问题。只有监察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司存在限制,需要获得《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的限制。”中央情报局和国家秘密行动处前官员、波士顿大学情报安全教授约瑟夫·魏普尔向本刊解释说:“斯诺登泄露的秘密项目是法律所允许的,受到国会的监督和资助,也许政府的作为有些愚蠢、不道德或者错误,但它是合法的。”

  如果监控是合法的,那么就意味着斯诺登仅仅是因为个人不同意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而泄密,泄密的性质完全不同。以道德动机破坏法律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吹哨者的行为。

  斯诺登引发的争议也是空前的。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公众支持NSA的监控行为,且有62%的人愿意放弃隐私从而帮助反恐。

  “埃尔斯伯格今天仍被看作一个英雄也是因为历史按照他期待的方向发展。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正是我们撤出越战的恰当时机,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并没有对国家安全造成真正的伤害。”《时代》周刊因此评论说,“历史对斯诺登的裁定取决于他在这一权衡中的位置:我们成为一个监控国家的危险是否大过我们受到恐怖袭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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