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

　　陈承

　　“微博打拐”在过去的2011年掀起了一场风暴。不仅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当选为CCTV“2011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微博账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幕后推手也为公众所知：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这个49岁的中年人，2010年10月才开通微博，但在短短两个月后，他就在微博上策动了2011年第一宗成功的公共治理事件：“微博打拐”。

　　在微博的助力下，2011年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2011年末，于建嵘接受了本报专访，总结去年广受关注的微博公共治理事件。

　　官员的变化

　　《21世纪》：今年你已多次给基层和省部级官员上课，跟他们的接触中，你是否感到微博时代的公民参与，已经给官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于建嵘：在今年年初时，我接触的官员普遍对微博引发的公共治理事件很重视，但也感到很迷茫——原来感觉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都在微博和网络作用下发生了。

　　他们首先会问我，我们怎么失去了对微博舆论的管制？接着又问，要怎么管理微博舆论？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在，“管”还是官员们主流的心态。而我告诉他们，在微博时代一味的管制是行不通的，只能适应和改变自己的工作，压制舆论无法解决目前遇到的所有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来，我发现官员面对微博的心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现在他们谈的最多的已经不是如何管制微博舆论，而是考虑微博舆论中哪些是真正代表民意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得到他们的危机感，也有逐渐适应的过程。

　　微博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每个民众都有表达空间，他们突破了传统的表达局限性，使得民众可以对政府部门直接造成舆论压力。这时如果公权力部门不作为，舆论就会形成强大的批评声音，所以这牵涉到公权力部门怎么应对民众舆论压力的问题。

　　但我觉得，包括“随手拍”等民间组织的公共治理活动，都没有能力向公权部门喊话，邓飞的“免费午餐”也没有能力要求国务院接手这个事。我们存在的意义是，我们组织这些活动后，可以向公权力显示它们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从而引导政府应对。因此只有他们主动找我们，我们不可能找上去说政府应该怎样做，所以我们只能在网上做好引导的工作，但政府如果不响应，我们也没有办法。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有天大的本事能够迫使政府做什么，实际上政府是在顺势而为。这也说明有关部门的进步，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责任边界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公共治理事件中公民和政府的责任边界？

　　于建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光靠民众还真不能单方面推动公共治理的彻底改善。例如，年初我和几位网友发起的解救流浪乞讨儿童行动，就是考虑到民众看到街头流浪儿童后可以举报，然后要求公安部和民政部进行救助。

　　民众有权利对一切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但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惟一力量来自公权力部门。政府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去救助那些孩子们，这是政府的责任——这就是“随手拍”活动中民众和政府责任的区分。当时我们没有提出让民众去跟踪、救助流浪儿童，甚至直接进行打拐，就是考虑到边界的问题。民众能做什么，政府的责任是什么，两者不能错位。

　　因此，我们并不承担全国打拐的指挥和协调作用，我们只是在引导社会观念和政府的政策走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现在有一些推动公共治理的事件，实际上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民众主导。但后者要达到效果，就必须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

　　我认为是知识分子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促进民众通过网络如微博等来设置和引导一些议题，而不是代理政府职能，所以类似“随手拍”这样的公共治理事件，民众该退出的时候就要退出，交给政府让他们做好本职工作。

　　打拐本应是公安部的职责，只是此前未受到公众的足够重视。所以说，打拐并非我们重新提出的一个新议题，但实际上“随手拍”活动带来了三个主要的改变：首先是民众改变了对流浪乞讨儿童的态度，长久以来公民似乎已经习惯地认为，流浪乞讨儿童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不用去关心也不知道如何去关心。但实际上，强迫儿童乞讨是违法行为，也为社会伦理所不容。经过“随手拍”活动后，民众认识到了解救街头乞讨儿童是公民的一种责任，同时对自己孩子的保护及打拐的意识比之前提高了很多；公安和民政部门也通过这次活动意识到他们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落实国家的相关法律；最后，这次活动的确让许多流浪乞讨儿童回到了家里，也促进了公安部门打掉了几个拐卖儿童进行乞讨的犯罪集团。

　　区分公共治理中政府与公民的边界

　　从“随手拍”到“免费午餐”

　　《21世纪》：怎么会考虑到以“随手拍”作为你动员公共治理事件的起点？

　　于建嵘：实际上这来源于一封信。2011年1月17日，福建一位家长给我写信，说他们的孩子被拐卖了，有网民两年之后在地方发表了一幅照片，孩子在街头乞讨，而且腿被打断了，这个妇女希望我能帮助她。当天下午我把这个事发到微博上，迅速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这时就出现了“随手拍”活动中一位很重要的推动者，他叫华楠，是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当时他给我发私信，说看到我发布的被拐儿童微博感到很难过，也支持我的打拐行动，表示要捐助10万元来支持这个活动。

　　当时我们确定了几个基本原则，首先是这个活动是合法的，也是可以操作的，目标是让街头乞讨的孩子回到家里，从而改变国家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状况和社会的观念。

　　2011年1月25日，我们在新浪微博正式开通了这个账号。后来包括薛蛮子、邓飞等，就都参与了进来。微博上线后，按照承诺我们不停地转发参与者的微博，十几天后，粉丝就突破了10万人。后来经过媒体报道，突破了20万粉丝。

　　当然现在由于公安部打拐办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的打拐工作，已经成为制度性安排，所以这个账号影响力就不如以前了，最近粉丝量也掉了2万多，我们也正在讨论下一步参与的方式和规则。

　　《21世纪》：你刚刚提到，“随手拍”活动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使命，改由政府接手，而邓飞的“免费午餐”计划现在仍由普通公民负责执行，你如何理解这两个公共治理事件的区别？

　　于建嵘：我觉得相比之下，类似“随手拍”的活动更适合中国民众参与，而“免费午餐”则需要更长久、更专业化的组织。

　　“随手拍”强调的是民众的可参与性以及退出机制，因此不会成为民众的负担，这与我们后来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和随手街头救助等活动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免费午餐”的特点是，它需要更专业的团队、更科学的管理和更详细的计划，另外也要承担经济的道义责任——网友捐了钱，如果钱用错了怎么办？而我们的活动更随意和松散。因此我认为“免费午餐”在网民参与的同时，它需要专业团队的支持。

　　我们更像是“游击队”的做法，发动网民参与，看见流浪乞讨儿童都能随手拍下来。而邓飞组织的“免费午餐”就像个“正规军”，孩子们每天都要吃饭，提供的饭餐出了一点问题都不行，这就很考验邓飞团队的能力。最近我们得到了四百多万的捐助，设立了随手公益基金，这要求我们严格的管理和资金使用的透明，但我们在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时，还是会立足网友的参与性。不能让公益活动成为民众的负担而是一种习惯，是我们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