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习惯以“大环境腐败”的假设开脱自己，这本身就是学术腐败的证明。即便全社会都腐败了，学术圈也没有腐败的理由，因为诚实是学术的前提，是学术成为职业的前提。

　　在获知方舟子被袭的第一时间，就本能地怀疑过肖传国。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是所谓的“教授”！就因为他混迹于所谓的“学术圈”！

　　我得说，我为我的直觉的应验感到羞愧。方舟子“得罪”了那么多人，有长袖善舞的超级经理人，有阅人无数的江湖郎中，更有集各种资源于一身的企业巨头，但是以语言之外的方式对对手进行反击的却只有这个貌似斯文的教授先生，不惜诉诸身体暴力的只有这个理应文质彬彬的学界中人！

　　在肖传国看来，导致他院士落选的不是其学术造假本身，而是方舟子对学术造假的揭露。换言之，如果没有方舟子这个体制外的人物在那里大抡板斧，他的学术造假或许根本不可能被体制所发现。学术潜规则的运行，已成功地形成了一整套清除学术“告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本来是自己在造假，却迁怒于他人的告发，肖传国已完全丧失了道德自省的能力。这里不想只停留在对个人道德进行裁决的层次，道德的讨论固然重要，但不应把背后的问题掩盖起来。事实上，道德自省力的丧失，乃是学术圈的流行病，它暴露了宰制学术生产的一种结构性关系，即学术生产越来越取决于学术环境的外部性，而不是学术本身。

　　以人文学界而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除了真正为学术研究写作的少数学人之外，不少人都在麻将桌上过日子。促使他们走到麻将桌前的是这样一种共识：与学术刊物或各种基金委有关系的人，不必努力，论文也会照发，基金也会照拿；没有关系的人，你做得再多，在既不能发表又无助于申请基金的意义上也是白搭。

　　在这样的学界共识下，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基金，或评不上院士，他自然不会从自身的方向上找原因。他只能断定：要么关系还不够硬，要么有人从中作梗。当肖传国得知是方舟子在那里“作梗”，焉有不清除的道理？“清除行为”体现的是学术潜规则赖以运转的自我修复能力。遗憾的是，这次“清除行为”的对象是学术圈之外的人，类似禁发论文、禁评基金的学术惩罚方式对他并不适用，所以才不得不动用了黑社会的资源。

　　学术界与黑社会，这种勾结是事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它们的关系是偶然的，还是互为隐喻的？这恐怕是肖传国事件留给我们的回避不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