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斗士”方舟子于8月29日下午被不明身份者使用铁锤和疑似麻醉剂袭击，引发各种议论和猜测。在30日的媒体见面会上，方舟子表示该事件100%与私人恩怨无关，肯定是触及某利益集团后遭报复，希望警方抓住袭击者幕后的黑手，并声称不会因此退缩，“对于打假，我还是要坚持到底”。

　　近10年以来，作为生物学博士的方舟子一直以“质疑者”的面目活跃于公共空间。他打假的领域，横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其所质疑的对象，则包括国家权威机构、著名高校里的教授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其锋芒所向，“基因皇后”、“打工皇帝”、“养生大师”等等桂冠均黯然失色。自然，这样的履历既成就了方舟子的声誉，也把他牢牢定格在了“麻烦制造者”的位置上。当有人恨恨地说，方舟子使其至少损失上亿元时，公众自可看出他对一些群体苦心编织的利益机制所带来的破坏作用，再加上个人说话、行文乃至做事的特定风格，都在注定方舟子是一个毁誉不一的话题人物。

　　方舟子所具有的这种争议性，在本次遇袭事件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各界声援的浪潮固然如火如荼，但在网络上，也不乏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的声音。“报假案”、“苦肉计”、“为新书炒作”之类的话语源源不断地从旁观者嘴里流出，真令人匪夷所思。警方介入之后，方舟子及其家属、律师都强烈敦促警方加紧破案，那么按旁观者的这种逻辑，岂不是说北京警方和方舟子在合演一出“双簧”吗？

　　必须谴责暴力，无论这种暴力来自哪里，指向何方，这是现代公民一个基本的立场。不能因为暴力一时迎合了个人的情绪，就为其叫好，否则暴力随时可能掉转方向迎面而来。需要注意的是，就在两个月前，方舟子的朋友、《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也曾经在北京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至今还是一桩悬案。暴力事件首先冲击的是人们对公共安全的信心，当方舟子们不安全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难言安全。另外，方舟子和方玄昌此前因投入打假有过合作，这一身份决定了“幕后有黑手”的联想自然而然，也合乎情理。

　　方舟子遇袭，与其有过直接交锋的人们心理如何，不拟妄测，但网上一些违背文明常识的议论则让人深思。这是否意味着，这么多年来，方舟子的打假不但严重损害了那些沽名钓誉之徒的利益，其对偶像的颠覆与破坏，也未必一定契合部分民众的期待？方舟子回顾十年打假，曾经慨叹：“造假泛滥的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我义务打假一年100起，但被处理的寥寥无几，甚至被揭露出来之后，还有好多人站出来维护……我觉得这个社会不是很正常。”自称对“真相有洁癖”的方舟子觉得“社会不是很正常”，而他则被不少人斥为“神经病”，这种冲突或许既关乎现实的利益，也关乎社会的心理。社会好比一个庞大的躯体，而方舟子总是在我们以为丰硕健美处寻觅溃败的痕迹，残忍地指给我们看，这很难让人喜欢。这就像牛虻吸附于动物，客观上起到了催其奔跑并获得活力的效果，但动物不会领情，旁观者也未必就有快感。在方舟子遇袭事件发生以后，许多人士把他比喻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而在我们看来，也许“牛虻”的比喻更为恰当，实际上，在一种约定俗成的语境中，“牛虻”也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超越专业限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哪怕叮咬得可厌，而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牛虻”实已成为检验文明的标尺。西方伟大的质疑者之所以能够层出不穷，并逐渐将这种质疑转化为社会进步的资源，就在于人们早已深刻认识了“牛虻”的作用。

　　暴力事件之后，有人认为方舟子的打假缘于国家权力的缺位，而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分析自有道理，然而是否一旦变得正常起来，我们就不再需要方舟子这样的质疑者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知识分子负起应有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啸傲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