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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百精:新媒体语境、危机话语与社会性格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5日 16:48  新浪科技
科技时代_胡百精:新媒体语境、危机话语与社会性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胡百精做报告

  新浪科技讯 11月15日消息,2008年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今日在人民大学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融合、创新、变革”,全国顶尖新媒体传播学领域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对现场论文进行点评。新浪网作为协办单位对会议进行全程报道。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老师胡百精做报告。

  以下为其报告全文:

  胡百精: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特别是彭兰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我跟各位报告的题目实际上是基于新媒体语境的危机话语和社会性格。几个月我曾经提交过一次论文,题目跟这个大体相当,但是当时我没有完成这篇论文,随后几个月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把一些观点报告给各位,也向大家请教。

  这里边我会提到几个概念,有的是新概念,有的是旧概念,无论是搬用旧概念,还是制造新概念,在学术上都是有风险的事情。第一个概念,其实是我要做的这个演讲的一个核心假设,它所提到的一个新概念就是共景监狱。在传统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结构当中,有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全景监狱模型,各位可以看屏幕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全景监狱模型,一个狱卒站在塔尖,他可以看到监狱当中每一个犯人的行为,但是犯人看不到狱卒,狱卒甚至无需存在,他可以走下这个塔尖,但是所有犯人都会认为这个狱卒仍然在那里。它对于解释社会传统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互联网到来的情况下,我们说现在的这种社会控制我提到一个新概念,是共景监狱。

  这其实是一个共景监狱的模型,它所反映的社会特征,人与人的关系特征是围观式的,如果早期讲的是监视、凝视这样的观念,比如医生对患者的凝视,到现在为止是一种围观的状态。到我们国家反观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它是一种全景监狱、共景监狱共存的一种社会发展状态。这种状态之下你会发现它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庙堂很远,江湖很近。庙堂很远,官民之间这种话语的断裂是显在的,有效的交流难以达成,彼此的信任也难以达成,公共议题漂浮在社会生活之外,私人的困境也很难上升为公共话语,这是庙堂很远;那么江湖很近,我们轻易就被拉入一种围观的状态,我们也参与到了围观当中,我们以江湖的这种最脆弱、最易怒的方式来对待私人的困境和社会的公共议题,这是我提到的一个概念,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和各位分享,也向各位请教。我认为分析新媒体的问题,分析新媒体和当下的社会结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核心概念作为解释的原概念,或者说解释的框架。

  我们往下走,第二个问题,既然是全景监狱和共景监狱并存的一种社会状态,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的互联网新媒体,它造成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特别赞同刚才熊澄宇教授讲到的概念,胡百精现在已经不只是一种所谓的新新信息媒介,它本身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认知框架,价值安排,换句话说,互联网本身已经结构化了。我想提到一点,在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形态和我们的现实社会形态,两个复杂的系统之间它们所进行的能量交换和话语交换之间,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最显著的交换话语,一个是狂欢话语和危机话语。关于危机的研究,从学术层面来考察,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大概解决了这么多问题,一个是时间和空间问题,比如危机爆发了,反应要迅速,要及时,要准确,我们相信时间能够激发舆论场域之内的能量;空间问题,我们强调在人文地理空间之内展开对话,应对危机,另外一个是主体和客体的问题,也就是政府作为主体或者企业作为主体,他的价值观,他的危机应对的原则,从对象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有效表达,等等等等;另外一个是过程与结构,危机应对大概有几个阶段,它的具体要素是什么,等等。我想跟各位说,三年的危机管理报告,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大规模定量的定性的文献分析,时政分析,我们到目前为止把国内外危机管理在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过程与结构这方面的经验、知识,做了一个集成,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巨大的缺憾,再往前走,巨大的困境,还缺什么研究?在新媒体的这种背景下,在网络社会形态和现实社会形态两个能量系统进行交换,交换的话语一方面是狂欢话语,一方面是危机话语的状态下还应该有哪些研究?这里面我们提供了三个答案,一个是个案和整体的关系,一个是行为和规范的关系,一个是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我简单的唠叨一下。

  个案与整体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基于这种全媒体的社会结构所考察的公共危机事件,往往是个案式的,比如三聚氰氨是怎样应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03年的非典和随后的3.14、5.12一直到当下的三聚氰氨事件,当作一个呼应性的整体来对待的话,那么危机管理的学术话语又将是怎样的?另外一个是行为和规范研究,刚才熊老师提到了,这个我也不多讲。

  其实我要重点提的是第三个框架,事实和价值的研究,我们把它先搁在这儿,往下走。这里面要讲的第三个概念,是在危机中不是危机,也不是危机的一连串,也不是众多危机拼接起来的片段,如果刚才我们说把所有重要的危机事件当作一个呼应性的整体放在当下的这种历史和社会的框架下来对待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危机中,正如1960、1970年代我们提在路上,1980到1990年代我们提在边缘,而现在我们是提在危机当中,这意味着一个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理由可能发生变化。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宣称其他道路失败了,1978一直到现在经济绩效在持续增长,如果在危机中这个概念能够成立的话,意味着接下来的执政合法性理由会被视为我们共同的敌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我们真的在危机中吗?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鲍曼和富里迪的方式,一种是贝克和吉登斯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一个从量上做比较,做考察,另外一个是从类型上做比较,做考察,还有第三种方式吗?第三种方式我们认为是以人作为切入点,在人和社会的关系当中作一个关照,在其中我们找到一个中介的考察的变量,我作学问的时间不长,基本上还处于对变量和概念纠缠的阶段。我们找到了一个中介的变量,一个中介的概念,就是社会性格。

  在危机中的社会性格大家看到,当下的这种危机管理,我们说存在着那么多缺陷,我们刚才谈到三个答案,其中有一组答案是事实和价值。现在我们注意到,在互联网在新媒体的语境下,事实表达是失灵的,我以前经常用一个比喻,事实越来越成为铅笔画的画,每一个拿橡皮的人都可以修改涂抹它的边界。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所有可能的传播平台已经由早期观点的市场变成了情绪的流放地,事实不重要,6.28事件我们随后发现,大部分参与者都没有捕捉到基本的事实真相,基本的事实框架,所有人都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参与了表达,卷入了这场我们所说的暴动。另外一个是主体缺席,我们现在造成一种贴身的恐慌,前几天中央台录一个节目,大家说为什么是橘子被指认有虫子,其他的水果没有被指认?我说在今年的从3.14到5.12一直到食品安全的大环境下,不是选橘子就是选其他水果,所以我们说这种贴身的恐慌,我们被雷倒了,我们被吓倒了,这就造成一种主体性的缺席。我们都是受害者,并且在这种受害人的情绪之下过活,在社会的不同角落展开行动,承受失败,感受这种贴身的恐慌。另外一个就是表达框架的漂浮,重庆的出租车事件一出来,三亚的出租车事件一出来,政府总是说有少数的幕后黑手在操纵,幕后黑手在哪里呢?这种阴谋论一个是固有的政治思维的结果,另外一个,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因为找到几个人这件事就做一个了结了。

  阴谋论,这是政府最经常用的,如今公众也在经常用,而且从网民的一端来讲,我们现在经常宣称的就是理由已经用完了,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空洞,这种讨论是无意义、无信念,或者说是意义体系、价值体系坍塌的一种公共讨论。这种社会性格再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看到无论是从社会结构上,还是从文化的形态上,都可能带来灾性的后果,惟一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是对话,对话是可能的吗?我们知道整个人类文明的治理策略就是两类,一个是利益的策略,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尽可能的来公平分配它,另外一个就是利益的策略,利益本身不能协调的问题,利益本身不能协调利益本身问题,这些问题交给谁?交给信念,交给价值,交给意义去完成?因此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互联网上所有的表现,正的负的表现,仅仅是社会权利、利益现实的一个投射,一个简单的反映,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很可能是对现实妥协,好吧,等到社会利益分配公平了我们再去点灯,再去创造,再去传播社会的价值信念,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认为价值的点灯要发起这种社会对话,这件事非常重要。最后给大家提一个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在黑夜里一个醉汉丢了钱,在路灯底下一圈一圈找,直到匍匐在地。记者访问了他的家属,甚至追诉了他的童年,专家对此争论不休,有人问他为什么喝了酒带钱走夜路呢?要么战略有问题,要么背后有阴谋,还有人说这本质上是一个法制问题,加强酒后理财机制建设势在必行。这个故事可以适用到我们目前所有焦点事件的新闻报道当中去,连评论的框架都写好了,钱根本没有丢在路灯下,醉汉之所以在那里找钱,不过那里最明亮,最便利。我们要让价值的灯火先把人内在的道德关心建立起来,而不是说优先发展利益策略,然后再发展意义的策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当前的互联网语境下,应对公共危机应该操持的基本精神,人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解决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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