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馆遭遇版权难题(2)

　　公益还是商业

　　事实上，在法庭的辩论上，除了万方数据使用中信所数据是否合法、是否真正支付了权利人版权费用的问题之外，争议焦点还在于，万方数据公司的行为究竟是公益性还是商业行为，而公益性行为发生了侵权盗版行为是否仍旧需要按照现有法律来进行惩治？

　　张秀梅表示，万方数据公司成立的缘由，就是承担许多中信所没有实力完成，而希望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公司来完成的任务。“中信所希望将馆藏的信息变成数字化信息，但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万方数据承担了这一工作，这完全是公益性的行为。”张说。

　　实际上，在法庭答辩中，万方数据也认为，自己对原告作品的利用，是依据国际有关部门文件规定，执行国家公益项目任务，并未将原告作品作为一项纯粹意义的产品进行完全商品化的营销。

　　“我们的产品(论文数据库)知识出售给高校、科研院所和图书馆，并约定仅在各单位内部局域网IP服务范围内提供服务，范围是有所限制的。”张说，“其次，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科学研究成功在科研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公开，推动科技信息成果的交流，是有公益性的因素的。”

　　另外，张还强调，论文数据库在出售时，仅向图书馆收取数据库制作成本费用，比如在向国家图书馆提供服务时，仅收取2元每本的成本费，其他单位的供应也参照这一标准。“每年我们都要花费上千万的制作和版权成本。”

　　李孝霖则认为，万方本身是一家商业公司，其行为是否属公益性并非判断是否侵权的依据。在答辩中，李表示万方数据从2003年-2007年向国家图书馆销售学位论文合同金额70余万元，由此可见经营学位论文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按照这个数据算，有数百家单位买了，比成本应该高很多。”

　　记者采访获知，万方数据目前拥有1200多名员工，年销售收入大概1.5亿元，目前在学位论文市场上大约占50%的市场份额。

　　“公益性用途侵权难道就不要受惩罚？”李孝霖说，侵权了就应该受到惩罚。

　　万方数据在法庭答辩中称，促进科研成果在优先的学术群体范围内传播之公益目的，而使用了原告的作品的行为，不应当构成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

　　实际上，法庭试图进行调解双方的冲突，但是在赔偿金额上双方悬殊过大，而没有达成。万方数据认为按照电子出版物的稿酬标准，支付给作者的报酬金额在3-30元每千字，而原告则坚持按照传统出版物30-100元每千字标准的上限给付稿酬，这一差异造成双方调解失败。

　　“在创新的环境下，我们认为稿酬标准也应当相应作出创新。”张秀梅认为，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播率，与传统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方式和效果，应当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创新稿酬标准。

　　李孝霖则对此表示并不认同：“互联网传播和普通传播知识渠道不同，是传统渠道的补充，效果是一样的，而且使用更为方便，因此仍旧需要按照较高的标准进行给付。”

　　数字图书馆版权瓶颈

　　“我们打这个官司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注意，并改变目前这种侵权成本过低，而维权成本过高的现状。”李孝霖多次表示，500多博士硕士如果没有洪范广住律所带头，是很难召集起来打这场官司，“由于权利人的分散，造成了维权成本过高，但是侵权成本却非常低，我们希望提高处罚的门槛。”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发生过多起对于数字图书馆侵权所提起的诉讼。2003年，著名发法学专家郑成思状告“书生数字图书馆”，侵犯其著作权；2004年，著名律师徐家力起诉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称其所出版的电子数据库侵犯了自身一些文章的著作权；2005年11月，河北省32名作者向石家庄市版权局投诉“中国知网”，称该网站侵犯著作权；2007年，自由撰稿人李昌奎状告超星数字图书馆侵犯其数部作品的著作权；这些案件无一例外以数字图书馆的败诉而告终。

　　“为什么这些案件无一例外地是权利人胜诉呢？”李孝霖说，因为国内数字图书馆许多都存在侵权问题，所以一告就输，“如果所有的权利人都觉醒了，那么中国数字图书馆行业的发展就将陷入到一个难以发展的地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这些公司，尊重知识产权。”

　　张秀梅也认为，万方数据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态度是肯定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及其他客观因素，已经造成这个行业存在一些瑕疵，而自身解决起来非常棘手，“我担心这个判例的示范效应，会否造成未来这个产业发展的倒退。”

　　“复制能力好得不能再好了，法律保护弱得不能再弱了。”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家力在自己撰写的一篇关于探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的文章中如是感叹，“网络的发展对于数字版权的保护是一场法律上的较量。”

　　“不管结果怎样，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制度，就是保护知识产权一定要先治理后发展。”李孝霖说。而张秀梅也认为，一种创新的制度，能够平衡权利人和企业、公众利益的机制希望能够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