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困顿的拯救与3D虚拟互联网(3)

　　但因为当代中国人很少须面临尽节完贞的选择，这就使以往的政治过程更多体现在家庭成员的“爱”与“恨”(或“怨”)关系中；而现代文明在给每个人提供更多独立空间时，也使个体“戾气”易被正名为“独立人格”，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由此进一步凸现。换言之，被解放了的、再没有一个现成过法的家庭，虽不再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但其中关系已越来越复杂和难以把握。

　　与屈子行吟、哈姆雷特的追问一样，中国农村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庭故事提出了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在现代处境下既能维护人格尊严又能过上幸福日子？

　　“人心政治”，或许是一个拯救方法。不过，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政治无权干预人心。吴飞指出，政治的经济化和私人的独立空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这就是他在农村所见的尴尬：无论是医院还是警察局，实质都无法干涉自杀，“这是地方政府逻辑之外的一件事。”

　　流行的“抑郁症”

　　或许，我们还可以求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

　　“人生中道”，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推崇的人生至高境界。如孔子在称赞伯夷、叔齐的同时，又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并认为投靠敌人的管仲没什么不好，反而胜过“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的匹夫匹妇。

　　吴飞将此解读为：后者虽为某种德性而死，但生活毕竟未达至高境界，难以媲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又如朱子在注楚辞时也批评屈原未达中庸之道，司马迁亦不无遗憾：“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但是，求助“中庸”真的有效么？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先来看一组数据。

　　2007年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纂的《两会特刊》“精神卫生专辑”表明，中国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同年4月，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抑郁症——世纪最流行情绪疾病》采访时指出，中国约6.87%的人属抑郁症患者，其中62.9%不治疗，而相关趋势仍不断攀升。

　　抑郁症是否已被今日的中国人过度强调？坊间众说纷纭，不过，2007年1月由伊丽莎白·斯瓦多著、王安忆翻译的《我的抑郁症》(My Depression)在内地出版后，销量颇为可观。崔永元为本书作序，叹：“差不多四五年时间，我抑郁并活着。虽然国家GDP每年都增加，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满脑子都是极限运动。抑郁症病人有多苦，不说也罢。”

　　“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得了抑郁症，而在你是否为此感到痛苦，是否渴望改变，”2007年底，闲聊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某位主治大夫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感觉“郁闷”？《新闻周刊》归因于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竞争机制。换言之，是我们“‘啪’一声跨入高速旋转的社会”导致的不适应。

　　如果从文化角度理解，上述“不适应”也与学术界正热烈讨论的“中国问题”一脉相承，这一问题被提出的相关背景是：中、西方自秦汉以来的接触逐渐由融合转为对抗。

　　汪丁丁等认为，要解答上述问题，须先回答“什么是人”这一问题。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作为哺乳动物，人最显著的特征即具有“情感脑”，“情感脑”直接支配并影响哺乳动物的行动。换言之，“情”在先，后有“心”，再有“思”。金岳霖对“思”的阐释是“思念”和“想象”，这两者产生欲望，并进一步促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