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是个精神力量很强大的人

　　李翔

　　“吵到不可开交，然后产生规矩”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俞敏洪：考虑最多的是新东方怎么发展。

　　经济观察报：比如新东方怎么找到下一个增长点？

　　俞敏洪：不需要找，现在就有了。如果说增长点需要找的话，说明你多元化了，说明你开始冒风险。只有在看到你现有的产业未来会出现某种巨大的危机、以及增长停止的前提下，才值得冒风险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教育行业中，你的优势就是你在某一个方面能做得更好。这个方面肯定既不是教学设备，也不是楼有多好，而是老师。剩下的问题就是要考虑如何去符合实际需求，并且完善自己的防风险能力。我们的防风险能力还算不错。我们在北美考试很兴旺的时候就进入了国内考试领域，包括基础英语、少儿英语和中学英语。后来等到9·11以后，北美考试市场往下走的时候，由于进入国内市场早，我们的业务仍然一直保持平衡发展。

　　经济观察报：大部分的创业型公司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创业期大家靠激情来做事，都很高兴，也没有利益分歧，但之后会面临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受，这个过程怎么完成？

　　俞敏洪：这个过程新东方已经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新东方从2002年开始做，先把老一代人弄得半死不活。老一代人感觉上最难受，为什么？因为我们自由惯了，后来要制度化、规范化，所以老一代人到接近上市的时候，就全部退出去了。原因很简单，上市以后的规矩我们这一代人不太能够执行。我之所以没有退出是因为上市公司的需要，以及新东方现有业务发展的需要，我是新东方的一个象征。个人而言，我的弹性比较大，所以还是比较愿意接受系统化、规范化的训练的，我不是真正的文人，真正的文人是不太愿意受这种束缚的：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每天有任务必须完成，几百封E-mail必须处理……新东方老一代的其他几个都不行，他们宁可天天吟诗作画，也不愿意做这么琐碎的、具体的业务。

　　现在第二批上来的这些团队，他们进新东方的时候已经受到了制度化和系统化的约束，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可以接受。现在新东方在进一步规范化，大家还是觉得有点难受。因为到美国上市以后，“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就是关于内部控制，要求极其严格，新东方为了达到它的要求，已经花了将近2000万人民币，每一个人都像脱了一层皮一样。比如说想买一支圆珠笔，原来我们买就买了，几个本子、几个圆珠笔，那还用谁批啊，就这几个钱。现在如果被查出来没有得到批准的话，这叫损害股东利益，公司的信誉度就会下降，你的股票就跟着下跌。那么严密的管理我们从来没经历过，所以现在在本土的所谓规范化、制度化基础上，又开始更深一个层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还是蛮难受的。

　　经济观察报：比如说在2002年第一次转变的时候，你怎么说服大家？

　　俞敏洪：那是吵出来的，哪说得服？其实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化，都是一个不断的互相摩擦最后健全、再摩擦再健全、螺旋上升的过程。公司也是一模一样。规律都是互相争、互相吵，最后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然后产生规矩，很少有机构说我把规矩全定好了，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不用变。

　　经济观察报：但很多公司就做不到这个转变。

　　俞敏洪：对，是这样，这个过程新东方能够完成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第一，毕竟新东方最初是由我一个人创办起来的，我这些朋友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他们自然而然对我的决策会有一定的敬意，因为再怎么说我是创始人。如果是一帮人一起做起来的就会有麻烦了，谁都不听谁的。第二，新东方本身的业务发展比较健康，也就意味着大家如果合在一起干，利益上会比分开干要更加大。这个利益趋向使大家保持团结。第三个要素是，新东方的人能够互相妥协。他们从国外回来，我一直呆在国内，有些东西我坚持，有些东西他们认为国外的做法是对的，这两样东西碰撞在一起激发出一系列的冲突，但是大家也能够互相借鉴，最后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管理体系，所以后来算是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