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硅谷创投教父中国淘宝

　　“中国将是所有市场之母。” 约翰多尔即将开始在中国寻找下一个Google的游戏，他的关键词是绿色科技

　　张浩/文《财经》杂志

　　一身休闲装束，乐观、激情、充满活力，这是56岁、有“创投教父”之称的约翰多尔(John Doerr)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4月24日，这位硅谷颇具传奇色彩的投资者，带领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基金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来到中国，宣布与华盈创投(Venture TDF)共同成立凯鹏华盈中国基金(KPCB China 下称凯鹏华盈)。很多人都认为多尔来得太迟，但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带着一支由中国本土资深投资者组成的团队以及3.6亿美元，来中国寻找新的投资目标。

　　这是KPCB的第一只海外基金。2006年以前，这家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最远的“跨境投资”，不过是延伸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而已。大部分美国风投基金都是如此。“这完全是项新的挑战。老实说，我们有90%的投资都是投向公司方圆60平方公里以内的公司。”KPCB的另一合伙人，塔史莱(TadSchlein)说。

　　KPCB创建于1972年，与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并称为全球创业投资领域的双子

星座。35年来，KPCB先后投资了475家企业的创业者及企业家，名单中囊括的名字让人眼花缭乱，有谷歌(Google)、美国在线(AOL)、亚马逊(Amazon.com)、康柏电脑、Netscape、莲花软件、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等等，都是全球IT与互联网行业曾经与现在炙手可热的名字。目前，KPCB所投资的公司中已有150多家成功上市。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参与这一个历史性的时期。”约翰多尔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丝毫不掩饰对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兴趣和野心，“这里将是所有市场之母。”

　　“九号基金”

　　约翰多尔最初只是英特尔公司的一名销售人员，但在过去27年时间里，成为美国硅谷风险投资的“皇帝”。

　　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形容多尔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险投资家”；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则称他为“Google 最好的董事之一”；亚马逊的贝佐斯，更将多尔和他的KPCB称为“互联网的重心”。

　　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风险投资者？多尔自己给出的答案是——运气、对创新与企业家的天然热衷，以及遗传自父亲的雄心勃勃。

　　1974年，多尔来到硅谷，加入了当时的小型芯片制造企业——英特尔，英特尔当时刚刚发明了著名的8080微处理器。回忆当时的情形，多尔庆幸，“自己在正确的时刻来到了正确的地方”。多尔在英特尔成为业绩最为突出的销售主管。

　　1980年，多尔被朋友推荐到KPCB做“兼事勤杂工作的办事员”，工作是检查新的商业计划书。面试中，他提出希望自己创业，而KPCB的四位合伙人承诺说，就像他们曾成功孵化Genentech和Tandem电脑一样，多尔并非没有机会。

　　多尔进入风投正逢其时。1980年苹果电脑上市，硅谷的活力正在被扩大、释放，各种围绕微处理器展开的技术创新，被多尔总结为“我们见证(并从中获益)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法创富”。

　　就在1980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福雷斯特巴斯基特向多尔推荐一个名叫“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项目，这一生产低价工作站的学生项目，变成了后来的太阳微系统。

　　1981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多尔又认识了两名教授，加州理工大学的卡福米德(Carver Mead)和斯坦福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米德和多尔共同创建的专攻“对硅进行编辑”的公司Silicon Compilers，成为了多尔孵化的第一家公司(最终这家公司在11年后以1.42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而克拉克在14年后创立了网景。1982年，三名得州仪器公司辞职的员工在餐厅纸巾上写就的商业计划书，变成了后来将IBM从PC霸主地位上拉下马的康柏。

　　多尔也被称为“反盖茨主义者”，因为他几乎对每个与微软竞争的公司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包括Intuit、Netscape以及Sun。KPCB甚至设立了一个Java基金、提供制造Java产品及服务的创业家，而微软视Java为它的Windows作业系统的一大威胁。

　　不过，多尔最大的影响力还是在互联网上。1994年起，在多尔的支持下，KPCB投资了无数家网络公司。除了亚马逊，还有帮中小企业提供网络服务的Concentric、利用有线电视网提供网络接入的@Home、在线旅游中介Preview Travel、体育网站Sportsline、搜索引擎Excite、在线拍卖网站Onsale。这些公司有些已泯然于历史，有些仍然活跃，但基本上都给KPCB带来了高昂回报。1995年KPCB主导创立的@Home为其带来了87倍回报，亚马逊则有44倍，Excite为72倍——多尔曾说过的“互联网被低估”和“互联网正在变成所有事情的答案”，在2000年前后被无数次重复。

　　KPCB历史上最冒险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期基金投资，发生在1999年，这笔投资被命名为“九号基金”。仅用了十个月，多尔和他的合伙人们就将全部5.5亿美元投出，但很长时期内颗粒无收。其间为KPCB工作的合伙人中，已有六名离开。

　　在九号基金的项目中，投资1250万美元的汽车网站Autotrader，到2004年方取得赢利；而980万美元投资的健康保险网站e-Health Insurance则一直未取得成绩；550万美元投资的在线医药购买网站Ethnicgrocer，最终在2002年卖给了国际医疗交易公司；网景创始人克拉克创办的个人金融及财务管理网站myCFO，则在投入了2200万美元后，最终亏损出售。

　　不过，这一期基金投资中，还有Google。这是多尔历史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笔投资，虽然多尔承认在1999年，其实他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搜索引擎会成长成什么模样。

　　多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顾了他与Google创始人的第一次见面。“1999年，我碰到了佩奇和布林。他们来拜访我。他们那时还在斯坦福大学，当时这两个学生开发出的搜索引擎占用了学校一半的带宽。他们给了我一份计划书，并且说应该给他们投资。我就问，你们的生意有多大？他们告诉我：‘100亿美元’，我差点从我的椅子上掉下来。我说，你们指的是市场总额吗？他们说：‘不，指的是收入。’我真的从椅子上掉下来了。”

　　最终，约翰多尔代表KPCB为Google注入1250万美元股本金，拥有10%的股份，这笔投资在Google公开上市之后，增值到30亿美元。之后KPCB几经抛售，目前还持有250万股；以Google现在每股470美元的股价计算，总市值接近12亿美元，加上之前陆续抛售所得，其总回报已接近50亿美元。

　　首站中国

　　经过30多年的发展，KPCB终于开始筹划“进军国际市场”。而在约翰多尔的规划中，国际化首站定在了中国。

　　4月24日，KPCB正式宣布，已与华盈基金合作设立首只海外风投基金。这只风投基金名为凯鹏华盈中国基金，规模3.6亿美元，在北京和上海均设有办事处。

　　“我们知道应该到中国，中国将成为国际创投业的主流市场，但是此前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融入中国。”多尔坦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及创新型企业急剧增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不能盲目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互联网在2005年出现新一轮创业热潮时，几乎所有的著名风投都在涌向中国，但KPCB在研究中国的投资环境，并用了两年时间思考和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

　　多尔在专访中告诉《财经》记者，从他第一次来北京，三年已经过去了。多尔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出的结论是，KPCB不能错过“这一个历史性的时期”。

　　在过去三年里，KPCB的合伙人一共来过中国47次，开了大约150多个会议，同3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了接触，去过五所大学，与40多位中国企业家进行了多方沟通。“KPCB对中国市场一直有非常长期的战略规划，KPCB有五个专门的美国负责人一直参与这项工作的筹备。此外，我们以前只有一位合伙人懂汉语，而现在有八名合伙人能够说普通话，这对于KPCB进军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多尔说。

　　其实，KPCB对于中国的关注从2000年以前就已现苗头。1999年加入KPCB的Aileen Lee正是多尔所说“第一个会讲汉语的合伙人”。她曾任职于主要由在美华人创业者组成的华源科技协会。正是由于华裔背景，2005年她成为第一个来中国的KPCB合伙人。

　　也是在2005年夏天，KPCB合伙人队伍迎来了第二位华人——鲍康如(Ellen Pao)，她随后协助约翰多尔和塔史莱主要负责中国战略，并成为此次促成凯鹏华盈合作的关键成员。另外在2006年，李颖、Wen Hsieh和李怡平(James Li)等三位中国背景的专业人士相继加入KPCB，也被视为KPCB进军中国的前奏。李怡平曾在默克公司工作15年，离开时的职位是亚太地区市场主管。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2006年大量招兵买马之后，KPCB的中国投资并没有由原先的华裔团队领军，而是由赛富投资前合伙人周志雄和华盈基金创始人兼总裁合伙人汝林琪共同打造凯鹏华盈品牌。

　　对此，约翰多尔解释说：“KPCB在美国硅谷的几位中国背景合伙人非常优秀，也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想给中国本土市场上的创业者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需要的是像Tina(汝林琪)和Joe(周志雄)这样在本土市场非常有经验的领军人物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不仅仅是业绩卓越的投资专家，更是一支创业的队伍。”

　　同样，鲍康如也向记者表示：“我们虽然已经在硅谷开展风险投资业务35年，但进入中国市场后将失去这一优势。KPCB需要寻找曾经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的投资者。”

　　周志雄和汝林琪两人都是在1999年进入中国创投领域。汝林琪投资的知名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玺诚传媒、百度、分众传媒和华友世纪等；周志雄则在赛富期间参与了盛大网络、橡果国际、ATA、世芯电子、银联商务及环球雅思等众多投资。

　　KPCB比其竞争对手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进入中国晚了整整两年，但约翰多尔并不觉得迟。“中国的经济永远在那儿，而且会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抱着开放的态度，不断来到中国，同中国企业家、风险投资人以及各方面人士沟通和了解，抱着开放和谦卑的心态来了解中国市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觉得，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第五种模式”

　　在KPCB正式进入中国的一个月前，沃顿商学院就刊登了其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鲁迈特里克(Andrew Metrick)与KPCB合伙人塔史莱就进军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模式的对话。其中，塔史莱总结出了美国风险投资基金(VC)进军中国市场的四种模式，即旅行者VC采用的“没有领导者”模式、雇用初级创投人士的“烤鳗鱼卷”模式、由GP(普通合伙人)变身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人)的“北京烤鸭”模式以及“连锁店”模式。

　　当时，塔史莱表示，在中国招聘足够资深的创业投资家或其他背景的专业人士，“让他们成为普通合伙人，自己作决策，不需要在美国遥控他们”，这种“连锁店”模式在中国进行创业投资时，是惟一可以持久实施的模式。

　　然而，一个月后，塔史莱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如今KPCB进入中国，原先的思路已经过时，凯鹏华盈应该属于新的“第五种模式”。

　　塔史莱认为，“关于什么时候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国基金，选择什么样的团队。”

　　约翰多尔如此解释KPCB和凯鹏华盈之间的关系：在凯鹏华盈成立之后，KPCB中国和KPCB美国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在全球层面上都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凯鹏华盈和KPCB美国之间不存在“谁为谁工作”的问题；两边都独立地作决策，独立招募人才，同时，两个区域将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共享。中国团队有权利根据市场的情况，根据全球的平台决定怎么样最好地为企业家提供服务。

　　“这是最适合我们的投资模式。”在塔史莱看来，凯鹏华盈比其以前说的四种模式都要好。“凯鹏华盈管理团队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长期致力于帮助企业家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凯鹏华盈合伙人汝林琪认为，华盈基金在中国已有七八年的历史了，与KPCB分享经验，将把各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第一，KPCB是全球著名品牌，可以给企业家很多我们中国团队不能带来的资源。第二，华盈很幸运、很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像阿里巴巴、分众传媒和百度这样的中国成功企业，凯鹏华盈可以更好地使中国行业领头者跨进国际市场。

　　“其实没有这样的组合，KPCB在美国、华盈基金和周志雄在中国各自也都可以做得非常不错。”多尔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KPCB和凯鹏华盈品牌都是属于我们整个合伙人团队的。”他希望，经过十年的发展建设，到2017年时，凯鹏华盈应该成为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全球投资平台。通过创建凯鹏华盈，可以帮助创业者和企业家进行更多的尝试，从而给创新、技术和企业带来更大的影响。

　　4月24日，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宣布正式募集完成，一期基金规模为3.6亿美元，几乎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两倍；凯鹏华盈目前拥有四名合伙人，也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建之初合伙人数的两倍。

　　多尔解释，规模并非是评价风险投资基金(VC)的惟一考量因素，基金合伙人的数量以及资金运转的周期，同样是一个VC成功与否的标志。多尔认为，3.6亿美元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数字，并非太大，但也不会局限其在华的发展。

　　下一个Google

　　正如比尔盖茨预言“下一个比尔盖茨”会诞生在亚洲一样，约翰多尔也期待在东方发掘出“下一个Google”。

　　多尔介绍说，KPCB未来最主要的投资目标是初创公司，除了传统的信息科技、互联网、媒体和移动通信等热门领域外，最感兴趣的领域是新兴消费业、医疗和绿色科技型企业。

　　“互联网是迄今为止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创造，而绿色科技则是21世纪最充满商机的领域。”多尔说。

　　绿色科技主要是应用在水净化、替代燃料开发、空气质量提升、纳米技术、可循环再生能源以及交通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城市化进程将使全球城市人口增加两倍，其中大部分会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发生，‘这里将是所有市场之母’。大约40亿人会涌入到城市，也就是说，今后50年意味着我们每年要建一个像曼哈顿一样大的城市，这些都是投资机会。”

　　多尔放言：“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适合启动或加速绿色科技风险投资了。”

　　多尔看好绿色科技在能源开采、发电、净化水以及交通等领域的应用。

　　不过，多尔坦承，中国的电力、交通和水市场都没有实现市场化，将会阻碍相关产业的发展。尽管这些领域的用户数量巨大，政府机构需求庞大，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都不太善于向政府机构推销他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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