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周刊杂志封面报道：推开希望之门

　　文/翁美飞 李黎

　　信息技术为建设新农村打开了一扇门，门开了，希望就会进来。

　　从兰州出发，沿着丝绸古道向西北方向行进，越过绵延起伏的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再往西北走几十公里，就到了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地段——古浪峡。黄羊川，就坐落在古浪

县的一个角落里。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直到有一天，网络突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带来网络的是已故台湾慈善家、前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温世仁一直深信，信息技术能够为偏远的农村提供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并在10多年前建立千乡万才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千乡万才公司”)，奔波于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如传教士一般在陕西黄羊川实践着他的“网络城乡”梦想。

　　2003年12月6日，温世仁留下未竟的事业英年早逝。然而正如千乡万才公司总裁林光信在《黄羊川——网络连接梦想》一书中写的那样，虽然“软件园”的梦想因为温世仁的去世并未实现，网络也无法一蹴而就解决黄羊川所有的问题，“但网络打开了一扇门，门开了，希望就会进来。”

　　向农业要效益

　　门打开了，希望真的就进来了。

　　今年3月底，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溪口一村村民蒋华东，通过当地政府推广的“农民信箱”完成了一笔9万公斤春笋的交易。据蒋华东介绍，虽然成交量不算很大，但通过互联网找上门来的客户正在不断增加。

　　蒋华东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农业“经纪人”，也是村里第一个拥有手机、最先通过网络赚钱的人。由于一直在跑市场，蒋华东对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效益是深有体会。

　　20多年前，当地的特产——水蜜桃价格尽管降到了2毛钱，但还是无人问津。穷则思变的蒋华东听说温州人有钱，就雇一辆车拉了6,000斤桃子跑到温州去卖，挣了平生第一笔大钱。之后，他承包掉家里的土地，专门深入外地为溪口一带的农产品寻找市场。

　　3月收春笋、5月收青梅、7月收水蜜桃、10月收奉化名扬海外的芋艿，蒋华东的生意越做越大，但却发现开始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开拓新客户了。这个时候，互联网帮了他的忙。

　　在先行者成功经验的激励下，奉化溪口镇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并开始利用网络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

　　溪口镇董村青年农民竺俊裕，外出经营餐饮，四战四败，不得已返乡帮助父亲打理自家的花木场。去年，他花钱请人帮他设立了“宁波花木网”，之后通过网站找他洽谈生意的人就络绎不绝。“以前我家的花木只能被动等人来收购，而且价钱被压得很低。现在我们通过网站谈成了几笔生意，开发出了自己的客户，而且网上的客户出价相对还要高一点。”

　　通过网络不断开拓市场后，当地农户的平均收入逐年上升。据当地人介绍，目前每户年收入最少也有1~2万元。大家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实际的生活条件却并不落后于普通的中小城市。

　　类似的通过信息技术，向包含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要效益的例子还有很多。毗邻宁波的浙江舟山市，则正通过各类信息技术为当地渔业保驾护航(详见P50《驯服大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曾寅初表示：“因为农业的地域性比较强，发展电子商务对农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各地可以利用电子商务等模式拓展市场，重点培植当地有特色的产品。”

　　显然，通过各种信息技术，可以更好地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发展最现实的选择。这同时也是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出的必然路径之一。

　　实现跨越式发展

　　打开大门之后，人们还发现了另一种可能：即便是贫穷的农村，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引进了电脑和互联网以后，陕西黄羊川发生了诸多本质改变。年长的村民们在当地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在网上销售当地的手工制作品，形成初具雏形的工业；而年轻人赶上了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时髦——流行“SOHO”。通过千乡万才公司的网络平台，他们可以寻找到各种远程雇佣的工作机会。足不出户，他们就可以得到漫画制作、打字等工作。而外出打工的小年轻，未出发前，就通过网络先开始联系工作。

　　位于浙江省奉化市城北的滕头村的例子更具典型性。今年25岁的村民傅维波，在外面闯荡三四年后又回到了村里。“村里的发展非常不错，我转了一圈后觉得还是这里好。”他说。

　　滕头村全村人口不足800人，2005年的社会总产值却达到18.2亿元人民币。在这里，靓丽的低层商业住宅小区林立，每家都可以分得接近于城市联排别墅的住房；宽阔的街道；良好的福利和医疗，足以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街道上，甚至还有不少老外在徜徉。据当地人介绍，他们是来滕头村参观学习的。

　　目前信息技术早已渗透到了村集体企业宁波滕头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滕头集团”)的各个毛孔。早在2001年，滕头村就在电信部门的帮助下开通了互联网，并把集团公司下属公司各部门的计算机进行了联网，形成公司内部的局域网，从而实现了资源共享。随着滕头村知名度的提升，滕头集团开始研究品牌战略。他们建立了滕头村的门户网站，集团下的公司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并与门户网站建立链接，通过网站推广产品以及滕头村的品牌。

　　近年来，到滕头村参观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滕头村遂与浙江移动宁波分公司合作，开发了“短信游滕头”项目，游客只要发送门票号码，就可收到滕头景区的相关介绍。

　　在首都北京，信息技术还成就了北京华都肉鸡公司(下称“华都公司”)、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下称“大发公司”)等北京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带动了北京周边养殖户、养殖村的群体富裕和产业提升。

　　据北京市养鸡协会技术部技术部经理助理孙家善介绍，突出的创新体现在供应链环节。为了方便养殖户，北京市养鸡业协会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套供应环节的视频监控系统，作为养鸡协会网站的一部分。华都公司和大发公司两大龙头企业通过自动称重系统和视频，可以实时看到每一辆装载活鸡的车牌、所载鸡的毛重、以及称重结果等。农民也通过北京养鸡协会设在乡镇的分会的终端，远程监控自己那车鸡的称重情况。这套电子称重系统同时和华都公司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相连，ERP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自动结算，最后提供结算清单。经农民确认后，公司就会通过电汇的方式，把钱汇到农民的账户上。

　　而在以往，北京郊区农民需要跟车到华都公司进行称重、结算，因为业务量大，即便华都公司24小时连轴宰鸡和称重，有的农民还要在此住上一晚。

　　此外，北京市养鸡协会还计划建立一个远程诊断疾病系统，以方便农户咨询相关养殖技术疾病预防知识等。只要装备终端和上网设备，农户在家就可以实现收购监督、远程家禽诊疗等目的。

　　“在没有实现信息化之前，我们很难设想贫穷落后的农村能够实现跳跃式、跨越式的发展。”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陈伟认为。如果某些农村不抓住信息技术提供的这种可能性，现实发展中的鸿沟将会越来越大。

　　令人欣慰的是，信息技术的推动，加速了农村从落后到先进，从贫穷到富裕的跨越式发展。

　　基层管理模式变革

　　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甚至连老大难的农村基层管理问题，也开始迎来难得的曙光。

　　在浙江省舟山市干镇，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铁打的乡镇流动的干部”。基层干部调动频繁，加上当地人居住分散而且流动人口较多，给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后来，干镇委托当地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了一套“民情动态信息查询系统”。

　　2005年，干镇借乡镇干部党员联系群众之机，收集了全镇6个社区每户人家的信息。信息录入数据库后，对应覆盖到了电子地图上，最终形成了“民情动态查询系统”。

　　有了这套系统，乡镇干部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了解当地的人口信息、社保信息、档案信息、困难户、危房分布等各种详细的民情信息。而不必再像以前，每次都需要拿出厚厚一叠案卷，然后一一查找。

　　干镇党委副书记张臣达很有感触。以前乡镇干部下去了解情况，每次都需要社区干部陪同前往，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熟悉周边地理位置。有了这套系统，乡镇干部工作方式改变了，效率也提高了。譬如，困难户补助的发放，以前主要是一些困难户主动来找镇政府申请补助，而现在乡镇干部通过查询系统随时可以了解全镇困难户的情况，上门发放慰问款、救济金，同时又避免了遗漏。

　　该系统在预警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上还别有贡献。以往，台风要来的时候，基层干部只能被动地被险情牵着走，到处扑火，忙于事后补救，常常因此焦头烂额。现在，地方政府主管通过查询系统，马上就可以了解所有危房的分布和情况，提前制订抗台风预案，并对每一位乡镇干部进行编号，落实岗位，部署路线。

　　而在滕头村，根据傅维波介绍，通过财务管理软件，他们实现了村集体资金收支、财务状况的透明化、规范化管理，兑现了村务公开的承诺。村民可以随时查询自己的补贴、福利等情况。与浙江移动宁波分公司合作建立的滕头村虚拟网，大家相互通话只需拨分机号，而且话费非常便宜。下一步，村里还打算建立一套水电计费收费系统，这样就免却了挨家挨户查看水电表的烦恼。

　　挑战依然存在

　　不过，中国多数农村信息技术的应用现状，跟当年的黄羊川基本没有两样。没有网络，不能用移动电话，有的地方甚至连电灯、电话都没有通。现实的挑战依然很多。

　　第一个难题就是，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部委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不够。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陈伟认为，也正因为这样，各部委才要大力倡导部际协作、部省协同；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解决好“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

　　这个问题不光中国存在，世界各国皆然。在消除最后一公里问题上，信息产业部的推进力度不可谓不大。陈伟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一五”期间，信息产业部将联合农业部、科技部等部委，继续推进农村“村村通”工程，完成“村村通电话，乡乡通网络”的目标。目前，全国还有2.67%行政村未通电话，不包括为数更多的自然村。当然，剩下的2.67%未通村任务更艰巨，他们往往是老、少、边、穷地区，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比较恶劣，因此加大了实现“村村通”的难度(详见P54《挑战最后一公里》)。

　　第一公里问题，即给农村用户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和服务问题。这是跟最后一公里相对应的另一端的挑战。信息产业部的调研已经清晰地得出，农民呼声最高的信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农副产品的销售信息、农民生产所需的种子、农药等农资信息；第二类是种植和养殖的实用信息；第三类是提高自己素养和技能的教育培训信息。

　　所以，可以推测的是，与以上三类最主要需求对应的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多种信息化应用，将在农村市场大力推广。陈伟别有意味地提示，选择投入这些领域的企业将会获得巨大的商机。

　　第三个现实的难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应用水平和意识问题。假如只是政府主动来推，而农民没有使用的意识，不想用或者不会用，大量前期投入就难以取得明显成效。

　　不可否认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农业科技信息，国家已经拨出巨资建设了不少农业信息化系统。如国家农业部的“农业信息化‘一站式’信息系统”、“金农工程”，国家科技部的“863农业信息

　　还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人意识的改变和素质的提升绝非易事。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河北定县某村设立了一个农民免费培训学校，培训农民使用电脑、上网。但是农民学会上网后，不是到网上去搜寻技术、市场信息，而是玩游戏等等。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吉林省长春市农业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姜玉梅直言不讳。但是，树立农民的技术应用观念，改变农民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姜从事农村信息化工作已经30余年，最深的体会是，虽然各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完善信息系统，但是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就拿农业专家系统来说，那些散户几乎很少会利用专家系统来提高自己的农业技能，都需要等农业信息中心的农技员为他们的土壤做完测试，提供相应的施肥配方。

　　“可是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下一代农民来改变农村现状。这一代农民就是现实劳动力，毕竟是他们在影响着当前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 姜玉梅说。不过，温铁军的一席话启发了姜玉梅。温铁军认为，由于农村资源分散，建立信息服务体系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需要首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信息化建设只能依托农村组织化建设。于是，长春市农业信息中心调整思路，把重点放在一些经济大户、经纪人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上，通过他们产生示范作用，然后再在其他群体中推广。

　　致力于继续推动温世仁的未竟事业，希望通过网络改变西部农村的林光信，坚持带领公司员工深入西部，辅导当地农民从认识互联网的作用开始，建立信息服务机构，为农民提供基于网络的服务。对于有志于农村市场的企业，林光信建议，在农村信息化方面，不能太急功近利，要先培育市场，然后才能获得市场。

　　考察本刊记者奔赴全国各地深入一线采访的整体结果，喜忧参半。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全国上下一心，又有信息技术的助力，逐步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实现农村的跨越式发展，将是可以期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