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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半导体公司前主席兼CEO与日本人打一场硬仗
 


查尔斯-E-斯波克(Charles Sporck)
--国民半导体公司前主席兼CEO与日本人打一场硬仗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0月29日 16:31 方兴东

  国民半导体曾经是硅谷成功的传奇故事之一。许多年来,一直凌驾于英特尔之上。尤其在1981年,国民半导体成 为美国第一家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半导体厂商,在全球名列第三。这也是硅谷继HP之后第二家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的 公司,但只用了HP达到这一规模的一半时间。这荣耀自然归于公司的灵魂人物--查尔斯-E-斯波克。

  但是斯波克和他的公司很快遇到了麻烦,尤其是当时日本人的威胁。斯波克率领国民半导体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在生 产规模和竞争性定价的博奕中同日本人展开竞争。日本公司的规模、政府的支持和时而的越轨,都注定了这是一场危险的竞争 。不循规蹈矩,喜欢打硬仗,一开始就是斯波克的天性。不过,在这场特殊的比赛中,看上去他也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而斯波克当年在仙童公司的同事所创建的英特尔,虽没有国民半导体那样的规模,但却明智地避开日本人的锋芒,逐 步放弃存储器业务,及时抓住新的救命稻草--微处理器,成功地后来居上。而斯波克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打一场没有多 少胜机的战争。

  斯波克也意识到,他的年龄和他保守的态度,已经使他远离了硅谷新兴的革命。斯波克不但要与强大的对手竞争,而 且还要与更强大的时间竞赛。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健忘的行业,如果有一天他搬到夏威夷享受游泳或潜水的乐趣或到洛斯阿 尔托斯山的庭院干些体力活消遣,那么谁也不会再想起他了。

  因此斯波克说他从不考虑退休的问题。国民半导体年轻一代的经理经常发现,自己通向顶峰的路被一座大山封死,而 离开后在别的地方总能干得有声有色。

  进入90年代,国民半导体连续出现了亏损,斯波克明白必须作重大调整,才可能扭转形势。许多人开始猜测斯波克 的继承人是谁,本来有确定继承权的克瓦默已经离他而去,加盟苹果寻求发展。下一个唯一显露出来的名字是乔恩-芬奇,但 好象没有人推荐他坐第一把交椅。果然斯波克从外界找来了一位扭亏大师----阿梅利奥(Gil Amelio)。19 92年阿梅利奥上任,担任CEO兼总裁,还真使国民半导体出现了利润。但是这位人选令斯波克事后大为懊悔。1996年 2月,阿梅利奥扔下国民半导体,担任苹果CEO。斯波克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而且阿梅利奥留下了一个更糟糕的摊子。这 一次他又看上了LSI公司付总裁Brian Halla。Halla给董事会描绘了他设定的前景,尤其是“单芯片PC ”的设计令斯波克大为赞赏。他明白,终于有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可以接替他了。他将主席、CEO、总裁三项要职全部交 给了Halla,自己正式引退。

  去得心应手的公司

  半导体业中,有天使,有罪人,有教徒,有流氓。斯波克不属于任何一类人。他,既不和蔼也不特别友好。身高6. 5英尺,抽粗大的雪茄,扎波特式小胡子把他的嘴角拉下来,看起来象是一直在发怒。他一直被人们指责为一个“吼叫者”, 一个动不动就拍桌子的人,惯于叫喊、威胁,是一个铁面国王。

  1927年,斯波克出生于美国北部的纽约州。二战期间他上高中,就把当职业军人、进西点军校作为终生奋斗目标 。“直到我服役后才发现,做军人实在不是我的特长。”1947年,他一退役就进了康奈尔大学,1951年获化学工程学 位。大学期间,他结了婚,得四处打工,支付学费,维持家庭,其中最体面的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干活,毕业后也就顺势进了这 家公司。他一干就是6年,负责一个制造电机的车间。

  1959年,他想建立一条新的生产线,但遭工会阻挠,倍感失望。于是他写信给仙童公司,并于秋天去面试。“那 时我一年挣8000美元,他们给我一年1.3万美元,这太让我高兴了。”斯波克打点行装,带着他的小家庭,来到西部。

  仅过一年半,斯波克已是分部经理。三年后,当诺伊斯被赶上楼,从事公司管理方面的事务,斯波克已坐上了半导体 公司总经理的席位。斯波克不具备领袖气质,但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结果一直处于半混乱状态的仙童开始发达了。但从不 阿谀奉承的他却突然发现自己得应付纽约总部的上层人物,使好景维持不长。当时整个行业也经受着第一次过渡期的滑波。官 僚主义和人才外流开始侵蚀公司。斯波克一再向总部建议,向公司技术骨干提供更多的股票认购权,但没有成功。1967年 2月,他与手下4名成员递上辞呈,他是第一位离去的总经理,是他的离去加速了仙童公司的破产。

  最受震惊的莫过于诺伊斯,毕竟斯波克是他的左膀右臂,公司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他准备托付公司的人。“我觉得一 切都完了。坦率地说,我感到了巨大的个人损失。同自己喜爱的人一同工作,然后他们离开了你,这对我来说是最痛苦不过的 。”

  斯波克则辩解说:“我不希望感到自己是那个尿裤子的孩子。我想经营自己的公司,按自己的方法去做,我不希望自 己感到象个孩子似的担惊受怕。”

  斯波克要去的并不是一家好公司,而是濒临破产的国民半导体,一家甚至不能肯定下个月能否发出工资的公司。“因 为它就要跨台了。只有在这种公司里,你才能得心应手。”

  硅谷动物

  国民半导体与仙童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创建于1959年,但公司似乎从未成为一个整体,正在亏本。但董事长斯 普拉格不惜重金和股票,正广罗电子业最杰出的人物。1967年初,他将仙童的电路设计天才鲍勃-维德拉和他的设计小组 端了过来。此后斯普拉格又以股票拉来斯波克,并许以CEO兼总裁的席位。

  斯波克和他的班子于周五抵达,就开始他大刀阔斧,讲求实效而近乎无情的作风,将生产晶体管的600人砍掉一半 ,结果“公司似乎很快就赢利了,尽管那里只有从前一半的工人”。以后这成了国民半导体的传统。“我们有不少惨痛的经历 ,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做了些不可思议的事。”言意之下,为了生存,斯波克被迫找了些可能是非法,或至少是不道 德的“抄近路”的办法。

  国民半导体的极端贫困带来了许多轶闻。有时周末斯波克甚至会帮着手工捆扎装运的货物。那时没有预算,连园丁也 只让他每月来一次,而不是每周一次。结果大楼前的草长得很高。一天维德拉驾着奔驰车,从可拆卸的车篷里牵出一头山羊, 用长绳将它栓在汽车的保险杆上。当天晚上,《圣何塞新闻》的晚报就刊登了那只山羊的照片。后来这只声名远扬的山羊被维 德拉以很高的价格拍卖了。

  斯波克运用公司无可比拟的生产技术压低产品价格,并承受一定的损失,直到竞争对手惊慌失措地溃退下去。斯波克 说:“我们带着复仇心进入这一市场。在价格上我们毫不留情。我们一直降价,直到其他公司相继退出比赛。我们现在拥有一 个广大的市场,足以给我们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已不处于劣势了。”由此国民半导体获得了“硅谷动物”这一绰号 。斯波克的绰号则是“阿蒂拉(动物名)-斯波克。”实际上,他们非常喜欢这一荣誉,觉得“这使公司在顾客心中有了更大 的知名度”。当《幸福》杂志篇文章引用这一绰号作标题时,公司订购了几千份再版本,开展公司内部的鼓动运动,甚至还准 备了一个“镜子标语”,员工走过时,可在镜子上的“本月动物”下照出自己。但这种强硬粗鲁的战略,使后来的国民半导体 付出了代价。公司第一次被视为一家没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因为到80年代初,公司80%的生意来自逻辑芯片。但此时数字 电路已是新的赌注,甚至有谣言说,国民半导体从展览品中偷走了一英特尔的芯片,改头换面后,以此进入微处理器市场。斯 波克听后大为恼怒。

  而天才维德拉仍在不断补充他的轶闻。他保留着一把斧子,一旦受挫,就会在油毡地板上猛劈。在费城固态物理学大 会上,由于意见分歧,他跟人动起手来,最后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次高级专家研讨会上,喝得烂醉的他还端着苏格兰威士忌上 了主席台。

  成为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实际上,国民半导体绝非理想的工作地方。办公室又挤又脏,巨大得如同工厂一般的装配大楼更是硅谷最类似血汗工 厂的地方,管理压力令人恐怖。1976年有人告诉《幸福》杂志记者,“真是可怕!会议上一片吵吵嚷嚷,敲桌子拍板凳, 我甚至认为公司就要垮掉了。”很多人就此离开了,甚至连维德拉和他的搭档多布金也觉得公司气氛异常而离去。5年后,维 德拉又回来了,但却与国民半导体签定合同,只在国境线以南(墨西哥),他自己的家中设计产品。到了1982年,他还是 永远离开了。

  当时国民半导体以冒然侵入新市场而著称,许多产品策略都是最后一分钟突发灵感的产物。“在半导体市场上,我们 都是旅鼠。如果某公司进入某一市场,大家都会竞相仿效,直到发现自己上当。”他们曾涉足消费电子市场,刚开始还觉得“ 自己无懈可击”,后来虽在电子手表和计算器方面的业务不错,却还是放弃了这一“不擅长”的市场。

  国民半导体进入IBM的兼容存储器市场纯属偶然,起源于一则没有特色的广告,广告上写着“国民半导体已破釜沉 舟,即将以一系列尖端的、系统水平的产品进入计算机市场”。1978年,英特尔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边缘。英特尔竭力说 服原料供应商与债权人能够通融,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其他公司相继答应了,只有国民半导体拒绝了。英特尔欠它1800 万美元,最后这使英特尔廉价地将计算机业务卖给了国民半导体。两家公司由此结下怨仇。但几年后,IBM为英特尔出了这 口气,它控告国民高级系统产品公司(原国民半导体收买的英特尔计算机部)为日本人窃得秘密以谋巨利。尽管国民半导体对 一系列市场进行了侵袭,但它却总是来晚了半拍,只能在半导体行业中级继续游荡。象在很关键的微处理器领域,国民半导体 也来晚了,始终没能赶上。1976年,跌跌撞撞的国民半导体终于厄运临头,半导体行业的销售不景气,消费电子市场也开 始滑坡。国民半导体内部也出现危机:康涅狄格州出现生产问题,犹他州原料短缺,而马来西亚的工人开始罢工。在慌乱中, 国民半导体犯了当时的大忌,裁员350名非生产性员工,这一愚蠢之极的举动彻底毁了公司的形象。1977年,国民半导 体的利润从原来的1800万美元跌至1000万美元。

  但这家始终在二流企业中浮沉的公司,在两年后又逢上了半导体行业的繁荣,利润剧增,终于在1981年成为硅谷 最大的半导体公司,是1968年斯波克接手时的10倍。“硅谷动物”最终尝到了胜果。

  保守的老派人物

  斯波克的名声却受到了多方的攻击,他变得沉默寡言。斯波克不友善的坏脾气在早年帮了他的忙,而今却开始恶化人 们对他的看法。斯波克自己也坦承:“我跟新闻界的人在一块儿从来没有感到过舒服。基本上我认为,这有点象四分卫将球踢 到空中的局面,只有三种情况可能发生-其中两种是不好的。当你跟新闻界谈话时,就是这么一回事--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了 。”

  斯波克获得了许多胜利,也取得同样多的错误。国民半导体既没有英特尔的荣耀,也没有AMD的风格。但也没有象 仙童一样,沦为空弹壳。当其它硅谷的开拓者们搬进豪华的办公室,开着漂亮的汽车时,斯波克的办公室还缩在零乱的角落, 他依然穿着象大甩卖时买来的服装和俗艳的领带,每天上班开的还是他那辆心爱的小吨位汽车。

  斯波克敢做敢为、能吃苦耐劳,对享受无动于衷,但也缺乏随成功而来的受人尊敬。半导体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连万能的英特尔也要向IBM出卖部分灵魂。只有斯波克牢牢坚守国民半导体。外面合并案不断,斯波克却威胁说,如果 有人想不友好地接管兼并,他就要来一种集体自杀-抽走公司里的人和产品。“独立的半导体公司被联合大企业吞并,不符合 股东和国家的利益。兼并肯定会减少这一特殊公司的效率。”

  到八十年代,硅谷的年轻一代已名震四海。但这些人斯波克一个也不认识。一次集会上邂逅乔布斯,他也没交谈就离 开了。他说:“你了解我们这些从仙童起家并建立了半导体公司的家伙。你知道,一旦成功了,我们就成了一群很保守的老派 人物。这些年轻人不理解我们,我也不理解他们。”

  但是在严峻的岁月面前,斯波克只有一种命运:退出舞台,然后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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