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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宿命 大摩操控国美永乐并购案(3)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6日 14:24 《新财富》


  大摩“市场化”操作左右国美永乐并购案

  大摩直接投资部门投资永乐后,其推荐承销部门大力配合,担任永乐家电的上市保荐人,一手将永乐推上国际资本市场,顺利从二级市场获利退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永乐可能达不到对赌协议的最低限时,大摩就开始运转其看似市场化的运作手法,比如以增持减持股份引导永乐的决策取向,其研究部门也不失时机地在“恰当的时候”推出有利于大摩投资利益的研究报告,巧妙调控永乐的二级市场表现,并最终间接操控了永乐的未来去向。

  永乐盈利能力危机暗现

  前文分析显示,永乐与大摩的对赌,无论输赢对大摩而言都是盈利。因此,其投资的真正风险并不来自对赌协议本身,即使永乐2007年净利润只有对赌协议中的下限6亿元,并不会造成大摩收益的实质性减少。但问题是,永乐的经营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即永乐的经营业绩可能大幅度低于预期。这并非一个完全假设的情况,事实上,永乐2006年中报显示,公司2006年上半年净利润仅1551.7万元。我们的分析显示,永乐盈利前景的烦恼,也并不是2006年上半年才暴露出来的。

  2005年10月,永乐招股说明书预测,其2005年的利润将“不少于人民币2.88亿元”。2006年4月,永乐年报最终显示,其利润达恰好为2.89亿。这一对“巧合”的数字在当时便引起坊间无数的猜测。

  年报资料还显示,2005年永乐“收取了上海直辖市政府授出税务补贴收入约人民币6145万元”,直接导致其“实际税率由2004年的17.5%下降至8.2%”。2004年,永乐对存货做出大量拨备(计提),2005年度,永乐对存货拨备做出了约6274万元的回拨,而为了“更确切地反映本集团的销售成本以至盈利能力”,其2006年“可能毋须为一般存货做出大额拨备”。

  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会计政策的应用,其实质就是,永乐2005年收益中存在部分合法的因会计政策而产生的利润。
  很难想象,作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大摩,还在永乐董事会占有一席,其经验丰富的投资及研究机构对永乐2005年业绩中的“水分”,以及随之而来的业绩风险事先会一无所知。

  大摩“增持减持”游戏手法

  永乐上市后,包括大摩在内的国际投资机构对永乐给予了较高的投资评级。2006年2月,即永乐与大中全面合作协议公告的两个月之前,大摩还发表研究报告,维持永乐的“增持”评级,认为“市场对于永乐2006年盈利预测过于保守”,调高永乐年度盈利预测6-7%,同时将永乐目标价由3.15元调高至4.20元,幅度达33%。而与之相对应的,永乐股票的价格从发行便开始一路上扬,到永乐与大中合作公告的2006年4月21日,更创出4.30元的年内最高价。

  永乐在2006年4月21日公告并购大中,无疑向外界传递出管理层做大规模、提高盈利水平的信号。联系到此时大摩第一批股份的禁售期即将到期,永乐此举可谓意味深长。然而就在此合作公告后永乐复牌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06年4月24日,大摩突然发布报告称:“由于成本升速超过预期,预计永乐当年收益将下降25-27%”,同时将永乐评级由“增持”降至“与大市同步”,目标价由4.20港元下调至3.95港元。摩根大通也将永乐的评级由“增持”调低至“减持”,目标价下调28%至3.40港元。

  这份报告发布的时间颇耐人寻味,因为第二天,即4月25日,刚好是大摩与永乐签署的禁售期到期日。而在市场还没有对大摩突然大幅调低永乐评级的消息作出足够的反应时,永乐当天公告称,包括大摩、鼎晖及管理层在内的股东配售共计3.69亿股股份(占已发行总股本的15.81%),配售价格为3.225港元,较24日收盘价3.425港元折让5.84%。这次配售完成后,大摩的持股量由19.22%下降至9.61%,管理层持股公司RM的持股量也从54.27%下降到50.57%(如永乐与大中换股收购实施,这一比例将跌至50%以下)。

  从公开信息中,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时间上的巧合是否是大摩精心安排,然而从结果上看,大摩的市场化操作手法棋高一招,巧妙利用和把握了市场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大摩在其股票禁售期到期前发布这一评级报告,可以想见,到其可配售股票时,永乐股价的表现让大摩在3.225港元价位套现一半持股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若在禁售期到期后先套现再发布相似内容的报告,二者间隔时间不是足够长的话,无疑会引起市场对其为了自身利益操控市场的质疑,其国际投行的声誉将受到损害;而间隔时间足够长,那其调低永乐评级的时间可能就与永乐上半年报的时间接近(在半年报之后调低永乐评级毫无意义)—永乐上半年仅1551.7万元的净利润实在让所有投资者都大跌眼镜,而既是投资者又是董事会成员的大摩却如此后知后觉,无疑难逃尴尬处境。

  但无论如何,大摩的这两个行动,直接使得永乐的股价进入了下降通道,4月24日-2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大幅下挫,跌到3港元以下(25日收盘价为2.98港元),累计跌幅超过30%。直至2006年7月17日公布国美收购永乐消息之前停牌,当日收盘于2.05港元,7月26日复牌公布收购消息,收盘于2.28港元,涨幅超过10%。但股价徘徊几日后继续下跌,于8月14日见历史低价1.79港元。多条利空导致永乐股价在短短3个月内暴跌59%,市值大幅缩水。

  而对于宣布将以换股方式完成对大中合并的永乐来说,股票价格的下跌就意味着换股代价的提高。而59%的下跌幅度,则意味着这次合作基本上告吹。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大摩一系列操作的内在逻辑:大摩对永乐的后续盈利能力的信心已大打折扣,所以永乐无论是收购大中还是其他操作,已难以激起大摩更多的热情。大摩资本的本质决定其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大摩回报率大幅提升

  在永乐与大中合作因大摩不看好而出现困难时,国美电器(00493.hk,以下简称国美)适时提出收购永乐。7月17日,永乐停牌并发布公告称,将公告重大事项。18日,国美电器也宣告停牌并公告称,国美向永乐提出收购建议可能引致两家公司合并。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对赌协议,大摩原始持股中另一半的禁售期结束时间是4月25日后的90天—约7月25日。从时间上来看,国美宣布收购永乐的消息的时间也非常有利于大摩对这部分股份的处置。就在市场仍对永乐与大中合作而议论纷纷时,大摩已经开始增持国美。某证券媒体8月3日有文章指大摩在国美成功收购永乐前已三次增持股票。而据香港联交所消息,大摩8月18日以每股6.363港元的价格,增持国美电器121万股。今年以来,大摩已连续多次增持国美,其持有的国美股份比例基本上保持在7%以上。而在8月15日永乐股价跌幅过大,导致市场一度认为国美并购永乐折价过大可能影响并购时,大摩更通过公开资料直接表示,“永乐盈利表现疲弱更能令股东支持国美的收购方案, 因为两者潜在带来协同效益, 相信国美收购建议接获永乐90%股东接纳的机会提升”(图4)。

永乐宿命大摩操控国美永乐并购案(3)


  大摩通过出售永乐股票共套现7.2369亿港元,仅以其配售后仍持有永乐约2.244亿股股份计算(因投资者通常还有财务投资者购股权等原因,大摩在配售永乐股份后又多次增持),按照国美收购永乐支付方式算,收购完成后,大摩将获得国美电器约7286万股股份,同时得到约3895万港元现金。按照7月25日国美复牌至9月19日的平均收市价约6.3港元计算,大摩持有国美股份市值为4.59亿港元,大摩投资总收益约达12.22亿港元(约1.56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达262%,与其投资永乐之时的预期回报率接近。

  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如果国美没有并购永乐,按照永乐2006年上半年总利润1551.7万元、总股本约23亿股,再以5只在港上市内地经营的零售企业2006年全年平均市盈率23.16倍计算,永乐的每股盈利仅为0.013元(全年),其理论股价仅为0.3港元。按照大摩首次配售后持有永乐约2.244亿股股份计算,大摩持有永乐股份市值理论上只为0.67亿港元,则大摩投资总收益则为7.9亿港元(约1.01亿美元,)如此一来,大摩在永乐的投资收益将只有170%。因此,国美与永乐的成功并购,避免了因永乐业绩下滑使大摩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的可能命运。

  深入分析大摩这些操作的背后,我们发现,像大摩这样的国际投行从投资到产出已形成了一套精密的操作流程,环环相扣,并利用国际大行的种种优势,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其采取的手段、可动用的资本及国际投资者等资源远非一般的财务投资者可比。大摩资本市场操作的绝妙手法在国美收购永乐案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直接投资部门投资永乐后,其推荐承销部门大力配合,一力担任永乐家电的上市保荐人,一手将永乐推上国际资本市场,顺利从二级市场获利退出。除此之外,其研究部门也不失时机地在“恰当的时候”推出有利于自身的研究报告,巧妙调控永乐的二级市场表现,并最终间接操控了永乐的未来去向。

  在国美收购永乐案例中,大摩不是唯一的受益者,美国华平基金也是“坐收渔利”。2006年2月2日,国美电器与华平基金达成协议,华平基金通过认购国美电器发行的1.25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及2500万美元认股权证,成为国美的战略投资者。一旦债券及认股权证获悉数转换及行使,华平将持有1.7668亿股普通股,占国美电器总发行股本约9.71%。有业界传,国美和永乐早期的接触商谈并没有提及并购事宜,只是在华平投资国美后,两者才谈到了并购的事情,相传华平是在大摩默许国美收购永乐的情况下才投资国美,这些说法,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国美收购永乐的案例中,华平基金作为外资同盟者之一,在此投资中也是获利颇丰。

  任何资本操作者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投资收益最大化,将外来资本视作企业的救星或夺权的杀手都有失偏颇。资本市场没有道德的争论,只有理性的博弈。对赌协议就是这样一个博弈的利器。它让企业不必与投资者纠缠于未来预期的合理性的争论,但同时也让企业独自承担起夸下海口的苦果。当6月25日永乐面对媒体承认签署对赌协议过分乐观时,当7月25日陈晓坐在国美并购永乐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上一脸严肃时,处于快速发展期具有强烈融资渴望的中国企业家们,是否在看到外资闪耀着金光的资本盘算着怎么把财神爷请回家的同时,也需要低下头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家底是不是供得上香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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