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全球科研人员的流动情况有助于评估政治活动对科学界的影响。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2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近年来，全球政治局势导致科学孤立主义愈演愈烈，对科研合作与流动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就在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今年第三份旅游禁令，禁止几个特定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颁布了更严格的续签条款。这些禁令限制了外国学者来到美国，也对美国学者参与国际性研究造成了阻碍。此外，今年三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启动脱欧流程。这或将导致大量非欧盟研究人员离开英国，研究机构要参与欧盟合作项目、获得资金也将面临更多障碍。简而言之，科学孤立主义涉及的国家和举动正不断增多。
要评估这些政治举措的影响，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衡量研究人员流动性的方式。虽然通过各类调查和注册，科研工作者的数量和结构已经相当清晰明了，但至于他们的流动频率、前往何处、形成了何种工作网络、以及他们的流动对研究成果的影响等，我们则知之甚少。
在分析2008至2015年间近1600万科研人员发表的1400万份论文记录后发现，约96%的研究人员常年定居在单个国家，我们将这类人归为“不流动学者”。约4%（超过59.5万人）则会四处流动，即上述时期内在不止一国定居过。最终分析出的趋势令我们大吃一惊。
连锁反应
在这段时期内，欧洲与亚洲净流失了大量研究人员，北美则有许多科研人员涌入。许多评论家为“人才流失”和“人才流入”的现象痛心不已，认为人才纷纷涌入的国家坐拥大量科学资本，而代价则由这些人才的原属国来承担。其实，现实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参见“人才流转”（brain circulation）的概念）。
我们发现，大多数科学家不会彻底割断与原属国的联系，而是将多个国家联结在一起。许多科研人员日后还会返回自己的祖国。人才流转也许更适合描述短期访问学者的行动。
各国在精英学者（即论文引用度较高的学者）的人才流转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不管这些国家是他们的原属国还是中转站，在各国间流动的科研人员的论文引用率比其他人高了近40%。若将他们拒之境外，这些精英学者便无法流动于各国之间。
起源之说
我们的研究从某位科研人员发表首篇论文时的居住国开始，并将该国定义为此人的“科学原属国”（需与出生国区分开）。接着，我们会追踪他们在八年间的生活轨迹，看其是否曾前往其它国家、或在其它国家长居。
传统的流动性概念主要关注移民学者。他们在某国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移居另一国家，并在某一时间终止了与前一国家的归属关系。这一类人群在我们研究的流动学者中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约27.3%，共162519人）。目前占比最多的被我们称作“旅游学者”，他们在自己的科学原属国（可能不止一国）扎下根来，同时不断积累国际研究背景（占72.7%，约433375人）。近半数“旅游学者”并没有特定的“流动方向”，他们在发表论文的头一年就有不止一个常居国，且在每个出版年都保留着与这些国家的归属关系。
标注科研人员数量与流动情况的人才流转网络显示，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四国在全球科研人才网络中占首要位置。若这些国家决定孤立，势必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英国并非欧盟科研人员流动的核心，但它有如一座“桥梁”，方便欧洲科学家前往世界各国。而英国的孤立政策将使这一网络土崩瓦解，届时研究人员不得不转而取道其它国家。
如果我们关注的对象仅限于在2008年发表了首篇论文、并在研究期间发表了至少八篇论文、在各洲之间或内部流动的移民科学家和“定向旅行者”，还会发现更多规律。诚然，由于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较短，研究对象主要是年轻学者。但这也避免了较年老学者流动模式不同的问题。
这部分人群共包含12046名研究人员。其中欧洲占比最多（35%），其次是亚洲和北美（各占四分之一）。后两个大洲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大多数2008年首次发表论文时地址位于亚洲的学者，到2015年都获得了位于北美的地址，且超过三分之一流动性较强的北美科学家最终在亚洲落脚。这些趋势都可以用同一个现象来解释——大量亚洲学生涌入美国（有些人在抵美前便发表了论文，有些人则在其后发表），随后又返回亚洲。
我们观察到，欧洲科研人员的净损失率为22%，亚洲为20%，北美则几乎增长了50%。几乎每个国家的流动学者比例都以欧洲学者居首，但亚洲国家例外，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来自北美。
此外，我们还需了解特定国家在产生和培养知名学者时发挥的作用如何。这可以通过分析流动学者在移居前后的引用分数来评估。
科研人员流动的具体数据北美和北欧国家可谓“精英高产国”：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在移居别国之前就获得了很高的引用率。它们在培养精英方面也不逊色，擅长早早识别人才，并为来到本国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沃土，帮助他们取得重大成就。亚洲国家最擅长招募人才，吸引引用率高、久负盛名的学者来到本国。大洋洲也很善于培育学者，科学家来到这些国家后，很容易获得较高的研究潜力。
引用率较高的学者往往有较为固定的迁移路线。科学影响力最大、且来自北美的科学家往往在北欧和西欧落脚，其次会前往东南亚。引用率较高的北欧学者往往会被南欧的研究机构挖走。引用率较高的西欧科学家则通常前往大洋洲和东亚。
来自大洋洲的学者来到北美和南欧之后，往往会做出影响格外大的研究成果。中亚和西亚国家（包括美国移民禁令中包含的国家）前往北美和欧洲后，论文引用率便达到了新高。如果禁止来自这些国家的学者进入美国，或导致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被他国撷取。
无论在哪个地区，人才流动都会促进论文引用率的提升。在世界各地，流动学者的论文引用率都高出不流动学者。不过这一差距在各地有所不同。在北美国家，流动学者的引用率只高出10.8%，在东欧则高达172.8%。
衡量措施
当然，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我们无法判定“学术原属国”是代表出生国、还是科研人员接受学术训练、或获得雇佣的国家，它只能说明某人最初发表论文是在哪个国家。若某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倾向于不在知名期刊上发表首篇论文，这些国家的人才流动性便会被我们算低。此外，被我们归为“不流动学者”的人也许只是处于“流动前状态”，即暂时未移居过其它国家。还有，我们分析的论文发表时段未超过十年，主要关注期刊文章，还对发表的论文数提出了限制，这也许导致不同学科在分析中有所偏倚。我们也未研究各国之内的流动率，对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一数字也许不容小觑，也很值得关注。
在这样一个人才流动性持续增长、日趋复杂、且备受威胁的时代，我们需要确定国际水平的对比指标。这些指标应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动态地评估人力资本的变动，以及这些变动对知识经济的影响。此次研究便是一个起点。
也许有人认为，即使在流动性受限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的合作仍可继续。然而，尽管计算机正不断进步，合作往往仍需依靠人际交往来启动和维持。限制人才流动或将对科学体系产生反作用，而该体系对国际合作的依赖程度正在与日俱增。
对现有网络的破坏将对许多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包括美国这样的人才产出与培养大国。凭借其在全球知识网络中占据的中枢地位、以及对其它国家的教育投资，美国受益良多。在美国所做的杰出贡献中，一大部分要归功于在其它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若切断这种联系，将严重影响这些从美国的培养中收益的国家——来自亚洲和其它地区的科研人员接受了美国的投资后，最终又回到了原属国。
不过，某些国家或许会有利可图。这些居核心位置的国家若采取孤立态度，其它与之竞争的国家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例如，在美国总统换届后，申请前往加拿大留学的研究生数量一直在增加。不过，如果这些国家的科研能力欠缺，世界各国的人才便无法得到今天这样高水平的培养。若有合适的文献计量学标准、帮助我们评估人才流动的影响，我们便能考核这些政治变动将在今后数十年间产生怎样的效果。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学者只占少数，但他们的影响力也最大。可见限制人才流转将对整个科学体系造成损害。（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