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雨在实验室
韩春雨(右一)向记者介绍他的科研成果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樊江涛/摄事后回想起来，韩春雨觉得，自己和NgAgo的首次相遇，就像一部“无厘头”的喜剧。
那是一个深夜，他已经苦寻一种全新的基因编辑工具多日。但就在这个可能名垂人类生物技术研究历史的关键时刻，实验室的显微镜却不给力，“耍大牌”的NgAgo迟迟不肯在显微镜暗淡的灯光下登上科技舞台。
韩春雨只得穿过漆黑的走廊，用一把他学生之前偷偷配的钥匙打开公共实验室的大门。在更先进的设备下，这个淘气的蛋白终于对蹑手蹑脚的科学家莞尔一笑。
5月2日，韩春雨和他团队的科研成果通过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网络版公之于众。紧接着，这位河北科技大学42岁的副教授对互联网时代“一夜成名”有了深刻体验。
在生命科学领域，使用核糖核酸(RNA)作为引导工具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如今最炙手可热的角色，号称“将手术刀送入细胞”。韩春雨却不走寻常路，带着NgAgo这个默默无闻的脱氧核糖核酸(DNA)，闯进热闹的片场。“脱发的中年人通过基因修复，满头黑发就成为可能。”他这样解释这项被称为“诺奖级”科研成果的功用，“当然从现在看这还是比较科幻一点的应用。”
随着网站在北京时间5月2日凌晨发布该成果，很快朋友的越洋电话就向他通报，连MIT(麻省理工学院——记者注)的BBS上都有人开始议论他这位“HIT”(朋友对河北科技大学的简称——记者注)的副教授。
但在韩春雨看来，自己科研人生并没有因为这一刻而发生意外改变。这位70后总是喜欢用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中的经典台词来描述与NgAgo相遇对于他的意义。“就在那一刻，我是一名科学家了；而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名科学家。”
韩春雨一家三口住在学校提供的58平方米的住宅里。他刚到河北科技大学任教时，学校原本给他提供了130多平方米的新楼房。但他看中了如今这套旧住宅离自己实验室只有5分钟自行车路程，于是婉拒了。
与NgAgo初次相遇的更多细节，韩春雨已记不清。只记得在那历史性的一天，他从实验室翻墙回家，“身手格外轻快”。——凌晨离开实验室对韩春雨来说是常事儿，他从不打扰熟睡的门卫，总是从一人多高的围墙上一跃而出。
这一次，随着全新的基因编辑工具亮相，这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也一个跟头翻到了灯光闪耀的学术舞台。
有人评论，相比已经备受关注的前一代基因编辑技术，被韩春雨带到大家面前的这个新面孔能做更多的事情。它的编辑对象所受限制更小，能编辑基因组内任何位置。而且编辑精准度更高，能避免前一种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脱靶现象。
43岁的中科院院士邵峰专门撰文探讨，如何才能涌现更多“韩春雨”。更有媒体直接指出，韩春雨的成功将给无数非名校、无头衔、无职位的科研人员以信心。
在韩春雨看来，做科研只是“爱冒险却胆子小”的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2000年，韩春雨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第一天，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无意间看到了一张报纸：一面是深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人们端着饭盒边吃饭边谈工作；而翻过来则是爱因斯坦悠闲的半躺在花园的躺椅上。这个年轻人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这条路不那么好走。寻找一种全新基因编辑工具的想法并非韩春雨独有。和他一样，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都受到一篇专业论文的启发，正摩拳擦掌。在高手林立的学术圈，韩春雨默默无闻。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价值千万元的实验设备——学术竞争者的这些优势都是韩春雨难以企及的。
他的实验团队只有5人。在河北科技大学的旧实验楼里，进进出出的学生没几人能说清韩春雨实验室的确切位置。实验室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教室，实验所用的器皿，有些是喝完的饮料瓶。
开始此次科研时，他手中有可支配科研资金30多万元，可没想到做的时间比预期要长，费用也比预期要多。为了买试剂，目前他个人欠试剂公司30多万元。
在这一点上，要“当科学家”的他就像《喜剧之王》的主人公尹天仇。只是与故事里的主角相比，韩春雨的逆袭如今在科技界已不是天方夜谭。
互联网时代悄悄地改变了科研的游戏规则。通过一根网线，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手触摸到巨人的肩膀。但能否率先成功站到巨人的肩头，用韩春雨的话说——那就要看科学家的自我修养了。
“我们的实验没有什么复杂的，关键要看实验设计。”对自己的科研成果，韩春雨实话实说：“大家都是聪明人，比的就是智商！”尽管一再声称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但韩春雨的锐气，像他光头上的头发茬，一不留神就会冒出来。
科研团队成员、他的徒弟高峰告诉记者，受相同论文的启发，竞争者的思路通常是如何将该种蛋白改造成在常温下依然有活性，而韩的做法则是找到功能类似但不需要65摄氏度才有活性的同源蛋白。
这一思路简洁得多，但也意味着有可能是在庞大的蛋白家族中“大海捞针”。“肯定有，找去吧！”韩春雨对高峰说。
坐冷板凳，对于韩春雨来讲，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事儿。韩春雨的父亲韩进廉，生前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韩进廉开始从事当时并不被鼓励的红学研究。韩春雨记得父亲这样的研究，总是利用课余时间偷偷进行。一张稿纸，父亲也总是用完了正面用反面。
这次团队中的另一成员，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研究员沈啸记得，他第一次到韩春雨实验室，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实验室落后的硬件，而是这里的人对科研的“疯魔”程度。
永远散发着潮湿气味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室里，用铝合金和玻璃隔出一个几平方米的角落，就算卧室，床是直接铺在地上的4床褥子。
每天晚上高峰都在这里睡觉。贴在玻璃上的旧纸箱，阻挡着组培室24小时不灭的灯光。铺盖旁边的纸箱子上放着饭盆，而晾衣服的枯树枝则搭在空调和墙壁之间，晃晃悠悠地从电脑桌上通过。
窗台上一个花盆里种着植物。刚入住时，高峰吃完桔子随手撒下的种子，如今已经有一尺多高。
“卧室”电脑桌旁有一把小转椅是属于韩春雨的，他总是坐在这里和徒弟谈论文。他至今依然很难在这个缺了一条腿的小转椅保持平衡。每当他不小心一个趔趄的时候，总是会苦笑着告诉高峰：比我那时候好多了。
和高峰一样，韩春雨2003年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为了完成科研项目，也在实验室“飘”了两年。和高峰不同，他没有固定的地铺——哪个学弟不在他就借个地方睡觉，要是学弟都在，他便在协和医院的走廊里找个相对僻静的地方打开铺盖卷。
互联网把更多机会带到科技工作者面前。韩春雨认为，这个时代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依然是对科学“非功利”的热爱。
为了更投入寻找新的基因编辑工具，2014年他果断放弃了已经被学术期刊答应“接收”的论文，而那篇论文的发表无疑会带来科研项目和不菲经费。
“科学家做科研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发论文。”对科研目的的追求，韩春雨达到了“洁癖”的程度。
2005年年底，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期间，作为第一作者，他曾在期刊《核酸研究》上发表过科研成果。此后的十多年里，他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 “那只是学生毕业有需要。”他说，为评职称写论文还不如淘茶壶、弹古琴。
走出实验室，韩春雨看起来并不像科学家。他喜欢淘茶壶，自己研习古琴。时常在古琴和汉服论坛潜水的他，还警告记者，这两个圈子的人不能惹，他们的嘴可“毒”着呢！
在他看来，公众对科学家存在某种误读。“科学家都是很热爱生活的。”随之又笑着补充说，“走火入魔的除外。”
他一鸣惊人后，很多人都猜想韩春雨会不会离开这所既非211也非985的院校。他却没有这么想，“工作十几年没有出什么重要成果，要在其他院校可能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和电影中的尹天仇一样，一夜成名后，韩春雨也成为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记者对他的成功逆袭总是充满好奇。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爱扮酷的韩春雨会不厌其烦地搬出《喜剧之王》的桥段“打太极”——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自我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