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时代 须重新界定公民隐私边界

这些天，一封1992年出生的女生致360创始人周鸿祎的公开信广为流传。作者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发现多位360智能摄像机用户将自己在餐厅、网吧等公共场所监控到的视频在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导致其他用户个人隐私受到侵犯。360方面回应称，平台强制要求商家在直播区域设置明显直播提示，是否开启直播功能完全由用户自己决定。

众媒时代，一切皆可直播。吾等凡夫俗子，或许弄不清直播平台上的“锥子脸”们吃饭、睡觉到底有什么好看的，但也不得不承认，看直播成了许多人打发无聊时光的首选。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处在被直播的摄像头下——公职人员上班时偷打游戏，餐厅后厨究竟怎样加工食品，小学生课堂教学情况……直播重塑社会，直播创新社会监督的方式，直播也改变着人们对隐私边界的认识。

除了传统意义上、法律明确界定的隐私场景，围绕网络直播引发的各类争议，恰恰游走于公共与隐私的边缘地带。比如，学校教室算不算公共场所？餐馆公共就餐区域又有没有隐私？健身房里的美女“小姐姐”又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形象公开传播？

在没有直播的年代，上述问题本来算不上什么。虽然大家都明白学校、餐馆、健身房具有一定公共性，但是这种公共性是有限度的。学校的公共性体现在师生之间，餐馆的公共性体现在食客和服务人员之间，而健身房的公共性体现在健身者之间。现在的网络直播，把原本狭义的公共场所扩大化了，让所有人毫无保留地出现在无门槛的直播画面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摄像头那一端的陌生人窥视。

这无疑会让人反感，更让人心理紧张。就如英剧《黑镜》里设想的那个凡事都要被网友打分的世界，外界的评价抹杀了个体意志的独立性。如果一个人的公共活动无间歇地被外人围观，甚至动辄得咎，谁都要时刻活在隐私被侵犯的提心吊胆中。

不容否认，网络直播创新了很多行业的管理方式，开拓了新的消费与就业领域。然而，围绕直播业的伦理反思已远远滞后于直播业的发展。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下，仅仅依靠平台方单方面的免责条款，难以起到实质性制约作用。平台一边声称规范制度，要求商家设置直播提示，另一边又明里暗里鼓励商家搞直播，以丰富流量，创造变现机会。至于安放摄像头的商家，也乐得通过直播满足商业推广的目的。

在商业性公共场所设置安全监控是一回事，把监控的内容同步直播上网是另一回事。每一个进入直播画面的个人，都成了商业行为的配合者，平台和商家仅仅履行告知义务是不够的。最妥当的方法是征求每一个人的同意，而不能“默认”所有人都看到了也许不起眼的告知书。这也将倒逼平台和商家意识到保护隐私的沉重分量。

在这个个人信息一路“裸奔”的时代，任何互联网参与者都要更精准地界定隐私的内涵与边界。什么都拿来直播，就会混淆隐私的场域，让个人空间、陌生人空间和广义的公共空间无差别地公开呈现。这显然不是网络直播发展的初衷，也不符合信息时代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