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还是树枝？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27日消息，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核电站、转基因技术，当这些名词出现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风险”这个词，产生畏惧的心理，并且谈之色变。但当把同样的问题放到科学家面前时，又往往得到这些都不值得担心的结论。实际上，其中一些的风险远没有人们感觉得那么大，而另一些的风险可能又被人们低估了。事情的风险程度不仅仅与事实有关，还取决于人们对于事实的感受。

　　David Ropeik是一位风险交流方面的咨询顾问与演讲师，现任哈佛大学进修学院环境管理项目的教员，曾编著《到底有多大风险？为何我们的恐惧并不与事实一致》等书。日前，他接受了新浪科技等媒体的采访，以受人关注的转基因作物为例，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问题感到过度的害怕，超出了应有的程度。他从心理学上探讨了人们针对这一话题争议不断的来源，并对沟通策略提出了建议。

　　David首先强调，他虽是应美国大使馆要求而来，但他并不代表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的立场，甚至不是以美国人的身份。另外，对于具体的转基因技术，David强调，“当然，我或许有自己个人的观点，但今天的讲话并不掺杂个人看法。也不是要推广转基因。只是谈一谈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背后的心理学的解释。”

　　以下为采访实录：

　　人们相信谁？美国大众同样不相信转基因

转基因争议

　　媒体：有些朋友，本身可能不是太懂转基因是怎么回事，但面对转基因科普的文章或报道，却并未全然相信，而是表达“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恐怕是一种常见现象，这是否就是一种人的情绪对其判断产生影响的案例？而其内在的情绪和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样的？

　　Ropeik：这个现象，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美国尤其如此。

　　大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助确保生存。每天早上醒来，大脑就要发挥一系列作用，确保我们能安全地活到晚上睡觉。对于一切外在问题，每个人都没经历过足够的培训来形成足够的专业背景，以支持我们能恰当地理解问题；人们也没有时间查询、学习。大脑的本能不会去做过度的思考，因为思考本身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以一个问题是否会对我们造成威胁，这个威胁有多严重——比如对于转基因技术，人们更会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和本能做出判断。

　　其一，人们的一个趋向，就是对于人造风险的害怕程度，要高于对自然风险。特别是，当人们已经目睹了人类技术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目睹了现在空气、水的污染，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开发出的技术就更为敏感，担忧也更为明显。

　　其二，最初信赖的是哪些人，会成为人类做出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技术公司都是要逐利的，所以人们就不会相信公司。某个公司开发出一个产品，比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这样的转基因技术开发商，他们要靠产品赚钱，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不信任这个产品。其实这与产品本身可能没什么关系，而是源于对这家公司的不信任。另外，人们也一般不相信政府，因为政府不尊重人们的感受，只是强制下达各种命令，人们觉得政府不站在自己一边——在美国就是如此，欧洲、巴西、日本到处都一样。

　　人们会相信自己的朋友，愿意相信环保组织，比如绿色和平，因为他们的宗旨是要拯救所有人。人们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对于科学家和科技公司的意见就较少采信。但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朋友也好，环保组织也好，他们的意见也包含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同样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但是我们就是相信，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另外，一些心理学上的解释认为，人们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容易产生较大的恐惧感，比如化学物品、农药、核技术、用于食品的生物技术等等。

　　其三，如果一个风险是强加到我们头上，而非我们主动去承担的，我们也会对其产生更多的担忧。如果能够自主地选择，比如选择是否食用转基因食品，人们对这些产品往往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恐惧感。如果对有没有转基因成分不知情，人们就会觉得这是生物公司把风险强加到我们头上，从而对转基因技术更为恐惧。

　　再有，就是人们会趋向于依从身边旁人的做法。人类都是社会性动物，通过彼此依赖产生安全感。和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保持意见一致，是增强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如果一个科学家展示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和群体的整体感受对立，那么这种群体感觉会占上风。另外，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如果某种风险来自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就容易形成与“整个国人”保持一致的审视问题角度，这会让我们产生安全感。

　　对于恐惧的恐惧：为何有些人反对强制标识转基因

转基因标识

　　媒体：如果政府强制标识转基因，消费者会获得选择的权利；但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恐怕会比非转的低，科学家和科技公司可能不会满意。您认为这样能够解决问题么？另外，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标识转基因食品，会给人一种“之所以标识，是因为它有风险”的暗示，不利于转基因产业的发展，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标识。对此想请教您的看法。

　　Ropeik：标识的意义，是给消费者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也是另一重保障。把成分都标出来是一种姿态，向消费者展示这里面没什么可隐藏的，这不会影响产品的销售。另外，强制标识引起消费者的恐慌情绪，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证据支持。在美国和瑞典，曾在消费者中做过调查——标识信息是否会影响你对商品的选择，结果表明强制标识并不会造成或加剧消费者对商品的担忧，也不会影响是否购买。

　　对于转基因支持者而言，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惧感，才是他们真正惧怕的，而这才是他们反对强制标识的真正心理来源。我把这种感觉，称之为“对恐惧本身的恐惧”。的确有些人会害怕强制标识，但也会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给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的可能，才会让消费者觉得“敢标识出来就说明心里没鬼”。在美国，对强制标识问题有完全相同的争论，其根本还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

　　媒体：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标识方面做得如何？相关法律有规定么？

　　Ropeik：没有规定。有些公司会声明，其产品100%没有转基因成分，但这只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的手段。从政府和法律的层面，并没有对转基因强制标识的规定。其原因在于，科学实验认为转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并无安全性上的差异，所以没有要求强制标识的理由。

　　在美国，标识的做法是写明诸如“本产品使用了转基因技术种植的作物，详细信息请扫描二维码”等。标签很小，只作为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入口，欲知详情可上网了解。担心标注带来的影响，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角度。在标识问题上，欧盟就犯了个错误，但当时公司担心如果一下都所有产品都标识，可能都卖不出去。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地标，结果使得类似绿色和平等反对者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了那一个产品上，把它踢出市场。现在的结果就是，整个欧洲市场没有转基因产品了。

　　我们要提出的策略，就是希望生物技术公司在标识时，在同一时刻标识所有产品。美国政府现在就是这样建议公司的。

　　媒体：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食品，本身根本不涉及转基因技术。比如花生油，中国现在没有转基因花生，但广告里还是会抬出“不含转基因”的旗号。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其实转基因食品？即利用消费者对于转基因的恐惧，进行不正当竞争。美国的情况如何？法律对此有规定么？

　　Ropeik：美国也一样，法律对此也没有规定。这个现象其实很好地解释了世界上每个政府都在面临的问题。这背后，其实并非一个科学上的风险性问题，而是人们的一种心态、情绪和价值观，是这些让人们得出结论。但是，这种情绪和价值观同样是真实的，同样需要得到政府的和技术公司的充分尊重。只是这种感觉，还是要和严谨客观、开放的科学讨论区分对待。正是这种情绪的掺杂，使得现在越来越难以进行一些真正客观、开放的讨论。

　　转基因风险沟通：公众的情绪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媒体：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公众有了知情和选择的权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不安情绪和恐慌心理，但公众对相关技术的接受度，会有所加强么？我想这种局面是有可能出现的：强制标识以后，能够接受的人选择相信，而怀有疑虑的仍然不信，各自选择买与不买就好了。表面上达到了相安无事，但转基因技术事实上并未被更多地接受，而这种情况显然是科学家和支持者们不愿意看到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Ropeik：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完美。说的不错，还是会有人感到恐惧。消费者群体会由此分化。接受产品的人，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产品的接受度也会慢慢上升；而公司和科学家关注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依然对产品持怀疑或不接受态度的人。就像前面说的，他们真正恐惧的，依旧是恐惧感本身。

　　这其实也关系到具体涉及到哪一种产品。比如请问一下，在中国最流行的小吃是什么？(薯片？)好，如果人们真的是很想吃薯片，他就不太会受到这种标识带来的潜在风险影响，因为他就是想吃这个薯片(豁出去了)。但如果这个标志的产品是婴儿用品，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涉及的是那些我们离不开的食物，比如大米、牛奶、猪肉，我们的心态又不一样。所以说，产品本身也是影响我们的一大因素。

　　但如果政府要求强制标志，会向公众释放一种信号，即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种尊重感，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就转基因技术和公众进行沟通。只有尊重这种情绪，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接受。这个观点我对美国政府也一直在提，但现在还没什么积极回应。但他们也再考虑相似的问题。美国政府觉得这技术对健康、环境、经济等有好处，而且能提高农民收入，但也担心消费者的情绪和反应。

　　可能大家不了解，美国人其实已食用转基因食品有15年了。(但他们不知道？)没标识嘛！绝大多数汤料和大豆都是转基因的，没有标识。美国没有说将新技术先在别国实验看看是否安全，而是直接就给自己的消费者用了。美国消费者对此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这种意识，他们甚至没听说过转基因这件事儿，也不知道背后有这些争论。他们要是想买薯片，自然还是会买。

　　风险和情感是很好的故事 但不是严肃的科学讨论

　　媒体：在美国，舆论和媒体对转基因是什么态度和口径？

　　Ropeik：跟对待埃博拉、恐怖主义、飞机失事这类听上去很吓人的事儿的反应一样。很多媒体的报道重点，也是在人的恐惧心态上，更注重人的感情，以及关于转基因的那些意见冲突。但一些科学媒体和记者，会挑战人的害怕情绪，表示这种害怕只是在忽略那些科学上的证据，这类媒体还是会从科学上进行阐释。但人们获取信息并不一定从媒体，还会从朋友那里，朋友对个人信息的获取有更大的影响。

　　媒体：那么您对媒体有什么样的建议？

　　Ropeik：要区分人们的价值观、感情，以及真正的科学上的证据和讨论。这两方面都是很好的素材，但重要的是不要混为一谈。比如有人担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不孕不育，这种担心是真实存在的，报道时要尊重这种真实的担心；但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这种担心没有得到科学证据上的支持。媒体报道要分别点出这两方面因素，而政府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

　　转基因食品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新出现的技术？鉴于如今人类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当一个新技术出现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都非常反感。但新技术也有好的一面，中国能发展的现在，也是依赖很多新兴的技术。新技术会带来效益，也会带来代价，二者的博弈其实是审视这一问题的一个更大视角。转基因正好能让大家看到，整个世界现在都权衡它带来的效益和代价。

　　我想，中国的媒体，应该更关注中国自己在生物技术上的进展和成果。中国也有这方面的科学家，农民也有相应的需要。不要一直只关注国外如何如何，他们又比我们怎样了，而是多关注一下自身有哪些新技术能用到农业生产上。

　　没人能摆脱情绪对判断的影响 要调动积极情绪

　　媒体：大众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情绪对判断的控制？

　　Ropeik：没办法。

　　媒体：或者怎样才能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

　　Ropeik：我想，如果我是政府要考虑推进新技术，我要考虑的并不是如何让公众变得更客观，而是去迎合他们的情绪，尽量调动他们，让他们能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项新技术。人们更多的还是会让情绪主导自己，所以解决问题还是要以情绪为切入口，而非理性。

　　还以转基因技术为例，我会告诉公众，这项技术有很多潜在效益；我们和专家或公司合作开发这一技术，目的是为了加快研发，更快地拿出成果，就如过去我们在高铁、核能等技术上做的一样，为了尽快造福于百姓。这种做法或者可以照顾人们对于民族的情感，同时也能够呼应人们对于改善生活的愿望；不要只是用冷冰冰的科学来说话。对美国政府，我也提出了这项建议。我们在美国的切入点，是老百姓希望减少在农业生产中对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这也是照顾公众的情绪。

　　媒体：那美国政府接纳您的意见了么？

　　Ropeik：哦，我只是个小角色！(笑)我们知道，不管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国际上的竞争，大数额的贸易。我的意见只是个很小的声音。但我认为，我还是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我写了本不错的书(《到底有多大风险？为何我们的恐惧并不与事实一致》)，关于心理学的，里面涉及包括转基因、空气污染等等大众关心的话题，你们帮我宣传一下呗！(李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