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体污染导致中华鲟幼鱼畸形性别严重失调

2014年09月26日 08:15   新京报 微博    收藏本文     

  污染的阴影

  水体污染不仅导致幼鱼畸形,还可能导致性别严重失调

  葛洲坝下游新产卵场的出现,并未使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稳定下来,30多年来,野生中华鲟数量年复一年地减少。多年的观测,危起伟发现,野生种群数量减少有着更加复杂的原因,其中长江水体的污染是最大的威胁。

  2001年后,科研人员在长江里不断发现躯体畸形和无眼的中华鲟幼鱼,危起伟介绍,野生幼鱼眼睛缺陷发生率为1.2%,躯体畸形发生率为6.3%。而这种畸形和无眼幼鱼此前几乎未发现过。

  长江水产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胡建英教授的团队对此开展的研究显示,这种畸形与三苯基锡化合物有关,而三苯基锡多用于船舶涂料、木材防腐。它虽然在水体中含量极低,但通过食物链放大,可以在鱼体中富集到很高浓度,并通过母子传递。

  这些在鱼卵中富集的三苯基锡化合物最终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毒性,导致幼鱼畸形。科研人员还通过三苯基锡显微注射西伯利亚鲟受精卵重复了这一致畸过程。

  危起伟说,水体污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华鲟,尚无明确结论,除了前述的畸形幼鱼,近年来还出现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调和精子质量下降的情况,专家们认为这些情况也与水体污染息息相关。

  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在允许科研捕捞的那几年,常常捞不到雄鱼。

  物种延续的理想情况应该是雌雄比例1∶1。但危起伟介绍,研究表明,从2003年开始,中华鲟的雌雄比例一路走高,2003年达到5.86:1,2005年达到了7.40:1,现在已是10:1。这意味着即便雌鱼产下大量卵子,也因为无法受精,种群无法繁殖。

  另一项研究表明,雄鱼的精子活力也在下降,上世纪七十年代,取出的中华鲟精子可剧烈运动4分钟,2008年的运动时间却不足1.5分钟,存活寿命也从29分下降到15分钟。

  除了船舶涂料等带来的污染,更多水体污染来自于长江沿岸城市生活污水和工厂排污。据环保部《2012年环境统计年报》,仅长江中下游流域就排放废水124.2亿吨。

  “严重的污染和过度捕捞让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危起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学家曹文宣都曾呼吁长江禁渔十年并整治污染。“一些珍稀动物种群锐减乃至消失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和水质污染。中华鲟是长江物种生态上的一环,势必难逃劫难。”危起伟说。

  中华鲟产卵场保护区的江段是整个长江流域排污的一个缩影。长江水产研究所曾做过一项调查,宜昌市六个工业园区没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直接排污现象。长期在保护区江段做监测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产卵场所在的核心区就有排污口。长江水产研究所也曾就产卵场所在的核心区的污水直排向保护区管理处和环保局举报。

  9月19号,保护区管理处处长何广文承认了排污口的存在,“保护区内既有个别企业的排污口,也有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排污口。”他说曾经接到了举报,并责令相关企业停止排污,但他没有透露排污口的数目。

  宜昌市环保局表示,保护区沿岸工业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有些还在试运行,但目前还没发现向保护区直接排污的,但不能保证有企业逃脱监管,违规偷排。

  产卵场失守

  中华鲟新形成的产卵点再次遭到大型工程的破坏,所在的保护区也被缩小

  在中华鲟的保护过程中,新产卵场的出现曾令所有的专家“眼前一亮”。没人料到,面对大坝的阻隔,中华鲟会产生这一适应环境的改变。

  危起伟介绍,1981年,葛洲坝落成后,科研人员在大坝下游的食卵鱼的肚子里发现了中华鲟的鱼卵,这意味着,中华鲟在大坝下游江段产卵。

  为了摸清产卵场的具体位置,从1994年到2003年,连续十年,一到秋天,危起伟就带着长江水产研究所的课题组团队,租条渔船来到坝下,他们捕捉将要产卵的中华鲟,将电子信标搭载在鱼身上,并进行跟踪。

  10年后,危起伟终于确定了坝下游5千米江段内两个产卵点的确切位置、范围,并且了解了中华鲟产卵所需的水文、地质条件等。

  1996年4月,湖北省成立了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为葛洲坝下至枝江市芦家河浅滩,全长约80千米,其中,葛洲坝下至古老背约30千米是核心区,古老背至芦家河浅滩50千米是缓冲区。中华鲟两个产卵点都在保护区核心区。

  按照最理想的保护状态,保护区内应禁止捕捞,但保护区管理处何广文处长说,“长江很特殊,它承载着发电、航运和捕捞等生产和经济功能,不可能完全禁止人类活动。”保护区50公里江段内,有360条渔船在江段进行捕捞作业。

  除了难以禁止人类活动,保护区遭到更致命的破坏来自于大型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

  2004年秋天,葛洲坝为了扩大通航能力实施了大江下游河势调整工程,在坝下的江心洲上修建一道长900米、高程52米隔流堤,同时开挖二江下槽。“这对中华鲟产卵场的破坏是致命的,”危起伟说,两项工程恰好分别在中华鲟的上下产卵场上,“施工会破坏产卵所需要的地形。”

  保护区内施工,需要通过两个环评,中华鲟保护区的专项环评和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保护区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葛洲坝的大江下游河势调整工程没有经过任何环评就施工,立即遭到保护区管理处和许多专家的反对。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管理处将反对意见层层上报到农业部,才下达停工通知,三峡集团总公司这才中止施工,开始补环评。

  危起伟介绍,隔流堤建成后,使得上产卵点产卵所需的地形不复存在,而开挖二江下槽使得下产卵点的负坡长度减少10%,宽度减少40%。

  2006年前后,保护区曾申请将保护区从省级升为到国家级。危起伟介绍,当时保护区委托长江水产研究所做的申请材料。“保护区管理处在向相关部门递交的申请不久便被宜昌市政府相关部门撤销”,管理处的这名工作人员透露,保护区从省级升级为国家级,势必对地方在保护区沿岸的经济发展产生更多限制。

  保护区不但没有升级成功,还在2008年缩减了将近一半。宜昌市政府网站上2008年的一份公告记录了当时保护区缩减的经过。2008年,在政协宜昌市四届二次会议上,一名政协委员提案称保护区范围过大制约宜昌沿江经济走廊建设,提议将保护区范围缩小。

  宜昌市渔业主管部门将这一请求汇报给湖北省农业厅、省水产局。经专家论证后,2008年5月中华鲟保护区从80公里江段缩减为50公里,核心区被缩减为葛洲坝坝下20公里长的江段。

  一位参与论证的专家介绍,缩减保护范围是为在猇亭区建一工业园区。

  危起伟说,长江下游河势调整工程对产卵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华鲟可能需要寻找其他合适的产卵地点;而保护区割让后的范围更小,中华鲟产卵前后的洄游范围大幅缩减,营造新产卵地的选择余地更小了。

  低效的人工繁殖流放

  专家们试图通过人工繁殖流放补充野生中华鲟群体,但多年来效果微乎其微。

  专家们在努力保护中华鲟自然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生物技术帮助这一物种的繁衍。

  葛洲坝建设前后,为了保护中华鲟,国家水产总局曾组织专家前往美国、俄罗斯考察类似情况下对鱼类的保护措施。回国后的专家们围绕两种观点争论不休,一种是效仿欧美修鱼道,另一种是学习苏联搞人工繁殖放流。当时修鱼道的技术难度大,而且成效尚不能预计。

  1981年,大坝建成后,中华鲟在坝下形成新产卵区。危起伟介绍,当时专家们认为不需要再修鱼道让中华鲟回归旧产卵区了。人工繁殖放流随之被确定为保护中华鲟种群的方案。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1983年,两家机构先后突破了人工繁殖技术,通过捕捞野生中华鲟亲鲟,剖鱼取卵繁殖。当时取卵后的鱼几乎都会死去,这是所有科研人员不愿意再提起的回忆,“对鱼来说太残忍了。”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说。

  当时的科研能力培育出刚孵化尚没有开口进食的仔鱼,大约两三厘米,被科研人员称为“水花”。“人工根本养不活,到江里也很难存活,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鱼的饵料。”多为科研人员表示,十多年间的放流对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的补充微乎其微。

  大约在1995年,中华鲟的培育技术获得突破,可以将受精卵培育到10公分以上的大规格幼鱼。2012年,两家机构再次先后突破全人工繁殖,获得了人工繁殖的子二代鲟鱼。

  中华鲟最快8年可达性成熟。1995年放流的鱼如果还有活着的,现在应该已经性成熟,可它们是否回到过长江产卵繁殖,仍不得而知。至今,没有研究结果可以确定人工繁殖放流的鱼到底对野生种群起到多大的补给。在长江口监测估算人工放流的鱼占资源总量的大约5%。

  今年9月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引起舆论巨大关注,中华鲟的这一物种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哀叹。

  然而这一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危起伟却说他还有“乐观的期待”。

  “这可能只是一次偶然,或许今年11月,中华鲟可能就回来产卵了,就算今年不回来,或许某一年有可能出现。”危起伟说。

  尽管希望的火花十分微弱,但危起伟和众多研究人员一直为它的延续和燃旺做出各种努力。

  危起伟目前将精力放在更多的“建设性措施”上,他建议利用长江中游夹江,通过人工措施,如透水围栏,建立半封闭的水体,“圈养”人工繁殖和增殖放“野生”亲鱼,以及另建人工模拟产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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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中华鲟生态灾难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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