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霾都”？

　　中国人有着赏雾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诗词绘画中，雾是重要的审美意向。神秘、迷离、缥缈、空寂雾的美妙难以描摹却令人神往。可不知从何时起，美好而纯净的雾，离我们却越来越远，再难寻觅；取而代之的，变成了“雾霾”、“灰霾”。那么我们常说的“雾都”中笼罩的究竟是雾还是霾？从2011年底开始，一直被公众热议的PM2.5和雾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撰文／汪韬 董棣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雾是无比新奇和神秘的：在某天清晨，它悄然而至，上学路上原本非常熟悉的景物就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一切都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看不到远处小伙伴的身影，却能清楚地听到大家的笑闹声：“我们变成神仙了！我们都在天宫中了！”受图画、电影和神话故事的影响，我们这些孩子总把雾与仙境联系在一起，偶然一场雾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天赐的仙缘，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快乐。

　　在中国古代，雾是重要的审美意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晓雾忽无还忽有，春山如近复如遥”无数与雾有关的诗词佳句千古流传；在中国大地上，也有诸多的地方以雾而著称：河北兴隆有雾灵山，顾炎武有言“其山高峻，有云雾蒙其上，四时不绝”；云南兰坪有雾湖，每当天气变化时湖中就会“喷雾”，最为神奇的是有时雾会像一条白龙一样从湖面上盘旋升起；还有新安江上的“白沙奇雾”，天柱山上的“雾潮云浪”，至于泰山、黄山、庐山、峨眉

　　山似乎没有哪座名山不以雾为奇绝；而在吉林的雾凇岛，你还能欣赏到“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的江雾团涌和雾凝琼花的绮丽景观。

　　除了这些以雾闻名的风景胜地，在中国还有一座城市也以雾而著称，这就是“雾都”重庆。我曾向一位重庆的朋友打听重庆什么时候会有雾，他想了想笑着说：“其实我想知道的是重庆什么时候会没有雾。”然后他略带一点自豪地说：“夜上海，秋北京，雾重庆，雨桂林。重庆最美就在于雾，中国最美的雾也就在重庆。”他描绘道：大雾之时，城内山色尽消，江岸不分，整个山城进入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神秘境界。雾让重庆褪去了平日斑斓的色彩，又起到了微妙的调光和柔化的效果，还原出本真的宁静和婉约，仿佛一幅意境悠远、气韵绵长的水墨山水画卷。

　　重庆多雾的原因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解答，因为它地处四川盆地的东部，四面群山环抱，长江、嘉陵江在此交汇，空气温暖湿润，地面风速很低，江水蒸发不易扩散，是雾形成的有利条件，潮湿的空气很轻易就会达到饱和状态而凝结成雾。

　　重庆，“雾都”的美丽误解

　　朋友对重庆雾的溢美之辞，让我对重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起了要去“雾都”赏雾的念头。我开始做攻略，仔细了解着重庆雾的方方面面。

　　“重庆年平均雾日是104天，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年平均雾日只有94天，远东雾都的日本东京也只有55天。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在网络上，我很轻易就找到了这样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的年平均雾日数达103天，平均不到四天中就有一天是雾天，而最多一年达到了148天，将近一半都是雾天。这样看来重庆的雾多，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另一组数据又让我产生了疑惑：重庆气象部门统计发现，近50年来，重庆的雾在减少，20世纪70、80年代重庆年平均雾日数在50天左右，到90年代就减少到30—40天了。2003年，时任重庆市气象局副局长马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雾的形成需要借助大气中的悬浮物作为凝结核，而2001年他们进行的外场实地观测发现，重庆市主城区单位体积大气中包含的悬浮物数量比1990年的观测值平均增加了2.7倍，浓度过大，分散了水气，反而减少了浓雾天气的形成。

　　于是我又去问重庆的朋友：“你觉得重庆的雾减少了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没有呀，重庆几乎每天还都是雾蒙蒙的。”气象部门说雾少了，为什么人们却感觉不到呢？朋友所感受到的“雾蒙蒙”又究竟是什么呢？另一份研究结果告诉了我答案：统计分析表明，重庆浓雾呈逐年减少趋势，强霾逐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那么，到底什么是雾，什么是霾呢？气象学上对雾的定义是：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大量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导致水平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这种解释较为生涩，雾还有一种充满诗意的形象解读：“云是飘在天上的雾，雾是落在地上的云。”雾和云可以说是一母同胞，它们的形成都需要相同的条件：一是空气中的水汽达到过饱和，二是空气中有凝结核。过量的水汽与空气中的凝结核结合在一起，或者水分子本身相互黏结形成水滴或冰晶，它们悬浮在高空被称为云，如果悬浮在近地面的空气层里，就形成了雾。雾具有天气指示的意义，往往与特定的天气系统相联系，从古至今都流传着许多有关雾与天气的谚语，比方说“十雾九晴”、“雾得开，三天晴，雾不开，冷死人”、“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

　　那么霾又是什么呢？在中国古籍《尔雅•释天》中对霾的解释是“风而雨土曰霾”。古人的“霾”泛指了今天的“扬沙”、“尘卷风”、“沙尘暴”、“浮尘”等天气现象，在当时的山西、陕西、河南和河北地区这样的霾并不少见。而我国对于灰霾的科学定义却只能追溯到十年前：2002 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青年科学家首次将国外文献中的“Gray Haze”直译为“灰霾”。

　　“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这是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对“霾”的定义。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则给出了更为技术性的判识条件：“当能见度小于10公里，排除了降水、沙尘暴、扬沙、浮尘等天气现象造成的视程障碍，且空气相对湿度小于80%时，即可判识为霾。”所以雾与霾最大的区别是相对湿度：相对湿度达到95%以上的低能见度现象称为雾，低于80%的为霾。80%—95%之间的，是雾和霾的混合物，但主要是霾。如此看来，重庆这个浪漫缥缈的“雾都”是不是正在向霾都演变呢？

　　国内最早提及“灰霾”的论文作者，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吴兑，却告诉我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我们原来认为重庆是‘雾都’其实是误解，重庆由于二战的军工开发和建国后的军工建设，一直是严重的‘霾都’，只是过去科学认识水平不够，误认为是雾都。伦敦也是一样，它工业化以后就是个‘霾都’。科学认识有个过程，我们以前认为能见度恶化都是雾造成的，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霾。”

　　中国，神州处处是“霾都”

　　此时，在我耳中“雾都”不再有浪漫神秘的气息，也失去了迷离缥缈的美感，反而变成了刺耳的警报，令我忧心忡忡，思绪难安。我不由想起，近年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被冠上了“雾都”的名号：2011年10月7日至9日，郑州连续3天雾气笼罩，9日早晨8时左右能见度更是降到仅有200米左右，被市民调侃为“宛若蓬莱仙境，郑州成雾都”；2011年11月5日，西班牙《阿贝赛报》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首都正在与伦敦争夺世界‘雾都’称号”；2011年11月21日至27日，乌鲁木齐一周7天有6天都被大雾笼罩，能见度不足100米，有的地方能见度几乎为零，被戏称为“西部雾都”“雾”鲁木齐；在微博中以“广州+雾都”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4万余条的搜索结果

　　我特意查找了一些关于中国近50多年来雾日和霾日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地区雾日的变化并不明显，那么这些所谓的雾天增多了，实际上都是霾天增多。以广州为例，吴兑认为广州99.9%的情况是霾而不是雾；曾经有媒体报道“北京盛夏季节30℃大雾弥漫”，我们已经知道雾是低温下饱和气块的标志，夏季30℃的高温条件下，水汽很难有达到饱和的能力，出现的肯定是霾。

　　霾和雾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在稳定的天气条件下，排放入大气中的污染颗粒物浓度越大，霾就会越重，此时如果水汽达到饱和，污染颗粒物就会作为凝结核形成雾滴。而雾形成之后，水汽被阳光蒸发，凝结核却仍然留在空气里，此时雾又转化成了霾。

　　不知从何时起，那些被古代文人墨客反复吟诵赞美的“纯粹”的雾，在现代的城市里已经渐行渐远，笼罩在今天都市里更多的是“霾”。这些新兴的中国“雾都”实际上都是“霾都”！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霾日曾经一度较多，这可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战火和战后重建有关，在大陆中部和新疆南部普遍超过了100天；在1956年到1975年间，全国的霾日数都比较少，仅四川盆地、辽宁中南部和新疆南部超过了50天；1975年以后，中国霾日明显增加，到21世纪，大陆东部大部分地区几乎都超过100天，而大城市区域更是超过了150天。新疆南部多霾与那里多沙尘暴有关，而其他地区霾日的变化则更多受到了人为排放的影响，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吴兑以1951年—2005年的气象观测资料为依据，列出了目前中国霾日最多的几个城市，依次为辽宁沈阳、河北邢台、重庆市区、辽宁本溪、陕西西安、四川成都、四川遂宁、湖北老河口、新疆和田、新疆且末、新疆民丰、四川内江。这些城市，也许都可以被称为中国的“霾都”。

　　人人都在谈论PM2.5，PM2.5到底是什么

　　霾会造成“雾蒙蒙”之感，是因为它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这主要在于大气中颗粒物的散射、吸收带来的消光作用，而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颗粒物的散射。颗粒物的全体家族称为总悬浮颗粒物(TSP)。按个数计算，每立方厘米的大气中含有的颗粒物数量可能上亿；按个头计算，它们的粒径大小可从几个纳米到100微米。颗粒物的概念对于公众来说可能较为陌生，但它的组成部分——PM2.5则在2011年迅速蹿红，让大家耳熟能详：2011年底，这一由英文和数字组成的大气环境化学专业术语入选了2011年民生专题十大流行语；2012年7月，PM2.5又和CPI(消费物价指数)一起，被收录入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

　　PM2.5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细粒子。按照大小个来排列，颗粒物的家族中还有PM10和PM1，即当量直径≤10微米和1微米的粒子，它们又分别被称为粗粒子和超细粒子。粗粒子包括扬尘、海盐和花粉等，细粒子包括硫酸盐、硝酸盐、有机物等，超细粒子则包括碳颗粒等。

　　研究发现，霾主要由PM2.5组成，其他粒径大于2.5微米的颗粒物所占份额较小。最早，我国只监测TSP，之后开始监测PM10，没有PM2.5。所以，在2011年的秋天，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定为“优良”的空气质量与公共的感知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于是，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围绕着PM2.5的风暴：官方忙于辟谣和科普，NGO(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民间行动，媒体进行着铺天盖地的报道，公众疯狂抢购口罩和家用空气净化器。

　　PM2.5受到如此重视不仅仅因为它是灰霾的元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极大。在人体中，PM10集中于喉部和鼻内，通过打喷嚏、咳嗽和流鼻涕得以消除；10—2.5微米的颗粒物停留于气管；PM2.5则会深入肺部。在灰霾天，一些医院科室的门诊量会大大增加。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曾做过一个调研，PM2.5超标后，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医院心血管系统的急诊及死亡要增加1—6%或7%，高血压病的急诊要增加5%。吴兑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大气环境》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近30年，我国肺癌发病率增长了4倍，与灰霾天增加曲线基本吻合。长期暴露在细粒子(PM2.5)污染环境中，七八年以后因罹患肺癌而死亡的风险，就越来越高。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PM2.5加入国家标准的国家，这源于两个经典的前瞻性研究，即哈佛六城市和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东部六个城市，哈佛大学对8000多居民十多年的跟踪观测发现，死亡率与空气中PM10和PM2.5等颗粒物的浓度有关。此后，研究者和癌症协会的研究发现，根据50万美国人死亡原因风险的数据，空气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血管和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6%和8%。研究结果引起了强烈反响，1994年，美国肺协会向美国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修订标准。重压之下，1997年，美国环保局将PM2.5纳入了国家标准。

　　美国的这两项研究也为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提供了数据支持。在2005年世卫组织公布的《空气质量准则》中，PM2.5空气质量准则值为年均浓度10微克/立方米，24小时平均浓度为25微克/立方米，同时24小时浓度超过25微克/立方米的天数不能超过3天。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世卫组织还设立了三个较为宽松的过渡时期目标值。

　　澳大利亚的PM2.5的国家标准规定为年均浓度8微克/立方米，低于世卫组织的准则值，但为非强制标准；美国环保局规定的标准为年均浓度15微克/立方米，满足过渡时期目标—3的限值，现在正在积极考虑将它降至11—13微克/立方米；欧盟的标准则是25微克/立方米，为过渡时期目标—2的限值。

　　最宽松的是过渡时期目标—1：年平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24小时浓度为75微克/立方米，同时24小时浓度超过75微克/立方米的天数不能超过3天。在我国2012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对于PM2.5的浓度正是采用了过渡时期目标—1的限值，与世卫组织推荐的10微克/立方米相比，这个水平的长期暴露可能会使死亡率增加15%。目前，将PM2.5列入“国标”的国家并不多，我曾采访过一位美国教授，他称赞中国具有“先锋性”。考虑我国环境空气污染特征、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监测技术等因素，年均浓度的限制符合国际通例。但没有列入“同时24小时浓度超过75微克/立方米的天数不能超过3天”这一条，新标准的严格程度打了一个折扣。

　　我们在灰霾下的生活最少还要持续20年

　　尽管标准与国际接轨了，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世界卫生组织对比了全球2003—2010年1099个具体城市地区(涵盖1081个城市，一些城市分不同地区分别计入排名)PM10的年均浓度，结果显示：浓度最低的是加拿大的怀特霍斯(Whitehorse)、美国的克利尔莱克(Clearlake)和圣菲(Santa Fe)，只有6微克/立方米。根据2009年的数据，中国省会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口市PM10的年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排在第824位，北京排在1052位，最差的兰州则排在了1075位，是倒数第25位。

　　作为中国的首都、还曾经历过2008年奥运会考验的北京，竟然落到了1000名之外，这个结果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而北京市前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话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北京的空气质量，按照四项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PM10)的年日均浓度总体评价，从来没有达过标。”说到北京的空气质量，杜少中总结了3句话：“环境质量和自己比有进步；和应该达到的标准，和好的城市差距很大；仍需努力。”以PM10为例，1998年北京的年日均浓度是180微克/立方米，现在是120微克/立方米，下降了1/3，是有明显进步了，但我国规定的标准是100微克/立方米，所以现在也并没有达标，再加上接近指标临界点的天数，一年之中有一百多天空气质量不好。

　　在经历了2011年的“PM2.5风暴”后，北京市进一步加大了整治力度，“PM2.5治理”被列为北京市2012年内必须完成的“一号实事”，在35件实事中位列第一位。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市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至于它们会对北京的空气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望。

　　我国的经济发展用3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历程，大气污染也因此就有了积聚特征，被学界称为“复合型污染”。“复合型污染”就像是人得了综合症，临床症状有许多，PM2.5就是症状的综合反映之一。各种病因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气中有多种污染物，污染物之间还可以互相转换。这种综合症下，如果不摸清所有的病症，盲目地治疗一个症状就可能会加重另一种症状——减少某种污染物可能会导致另一种污染物浓度升高。

　　这个秋天，在中国仍然有很多城市沉睡于灰霾之中。毫无疑义，中国的“霾都”已经越来越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多中。有研究发现，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华北、黄淮、江淮、江南、江汉、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这些经济和工业较发达的地区，霾日变化都呈现出增加趋势，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趋势恐怕也很难发生改变。在被问及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有多久能改善时，杜少中曾说：“我不作为发言人，就作为一个环保人来说，2030年北京要能达标，就真的算是奇迹了。”而针对中国的灰霾大概要多久能被治理好这个问题，吴兑表示：“欧美治理灰霾到现在经历了50年才见成效，我想我们至少要打个对折，要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