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称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下落”新线索

　　新华网开普敦3月25日电(记者于大波) 中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3月刊《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新线索。

　　南非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李·伯杰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这项研究。

　　研究人员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得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的猜测。报告称，鲍恩和他的家人主动找到了在考古学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山大学，透露了鲍恩“最后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

　　根据鲍恩回忆，1947年他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时挖出了装在木板箱里的“北京人头骨”，当时士兵把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垫，随后鲍恩被俘虏。鲍恩认为，战斗结束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研究人员根据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进行了调查，并找到了鲍恩所说的“霍尔康姆营地”——它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

　　研究人员认为，鲍恩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在诸多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回忆中，鲍恩的叙述可能是“最可信”的。南非金山大学发表声明说，北京人头盖骨“要么仍然下落不明，要么就埋藏在秦皇岛柏油地面的几英尺之下”。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首次发现了完整的、距今50万年的北京人头盖骨。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于“保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目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年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驶往秦皇岛，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失是人类考古学历史上的“世界奇案”之一。

　　本文摘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80年前，全球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世而出，沉睡在地下50万年的人类祖先，从此被唤醒。但仅仅过了12年，这件承载着人类生命烙印的证物，神秘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的祖先遗迹，到底在哪里？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探索 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被悄然推开。

　　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当时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手捧刚刚挖出的头盖骨化石，被后来考古学中将这种古人类正式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直接、最坚实的根据。同时它也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

　　1936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又相继在周口店被挖掘出来。一时间，相关的国内国际电讯报道，多达两千多条。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就在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考古工作被迫停止。5个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四年之后，包括这5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如此国宝，何以要转移出国？移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 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1941年1月10日，写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这封信被同时发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堪称国宝，中国国宝出境，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然而，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于文物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考虑之后，到1941年年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

　　当时的北平，早已沦陷。日寇铁蹄之下，危机四伏。想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京，远渡重洋，谁来带？怎么带？

　　这就不能不提到今年已经91岁的胡承志老人。1941年，胡承志时年24岁，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时也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当时在转移头盖骨之前，魏敦瑞特别授意胡承志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后来寄去了美国。

　　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的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

　　对于头盖骨的丢失，胡承志非常痛心，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在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这份遗失报告中，他详尽描述了装载化石的经过，包括装化石所用的两只大箱子的形态：2006年，胡承志向北京周口店遗址工作人员又一次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这位当年的技师还凭记忆画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

　　根据胡承志的描述：“(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也就是说两个箱子，一个是130厘米长，90厘米宽，40厘米高，另一个是120厘米长，85厘米宽，40厘米高)。为了避免照人耳目，两只箱子上只是做了简单记号：Case1和Case2。”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会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日停靠进港的中美间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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