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 Nobel

　　Prizes

　　2011年10月6日，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这座“文物级”的大礼堂，1200名观众共同见证“第21届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这种“搞笑”并非纯粹的无厘头，而是通过对首创精神和不同寻常研究的鼓励来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每一个奖项背后都不乏严肃的科学探索精神，让人们先发笑，后思考。

　　亲历2011年搞笑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先搞笑 后思考

　　□文/贾鹤鹏(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学者)

　　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恶作剧传统相比，同处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学生通常一本正经，往往是MIT学生调侃嬉戏的对象。

　　但每年有一次，调侃的指挥棒握在哈佛人手中，而且来得声势更大，那就是9月底举行的Ig Nobel颁奖(搞笑诺贝尔)典礼，尽管门票高达40美元一张甚至更贵，每次活动还是座无虚席。参加活动的，除了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外，也有不少波士顿地区各个市镇的市民，一个老Ig迷，年年必到，他说，“搞笑(launch)让我们热爱科学”。

　　要说搞笑，其实也不尽然。走进剧院，就看到乐队在那儿排练，着装也挺正式，前来观看表演的观众，也看不到多少奇装异服。当天一个小插曲是，笔者牵头组成的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代表团率先吃了闭门羹，因为我们准备了无数的气球，却被告知气球不能入场，只好先踩爆。而那些最后荣耀入场的代表团，也不过是做了一些元素周期表大牌子而已。活动开始，主持人上台的第一句话，富有夸大的效果。这位身着哈佛医学院医生服装的主持人，上台提醒大家，“请安静，现在提醒大家一个重要问题”，然后卖了一下关子，“……我们这个剧院的某些地方可能被细菌覆盖”！倒是主席台上准备颁奖的几位真的诺奖获得者，还有一个戴上了高帽子，颇让人好笑。

　　Ig Nobel的传统是由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颁奖。得奖者可以解释他的成就及其应用。但时间超过一分钟，抱着布偶的甜普小姐(Miss Sweety Poo or Sweety-Poo)就会大叫：“请停下吧，烦死了。”

　　诺贝尔奖颁奖礼时会向瑞典王室致敬，但Ig Nobel奖则是向瑞典传统食品——肉丸致敬。而向台上掷纸飞机也是该奖的传统。我们代表团也得到了“指示”，全场一共有两次仍飞机的“法定”时间。获得诺奖的物理学教授罗伊·格劳伯作为官方“扫帚保管员”，负责清扫台上的纸飞机。

　　Ig Nobel奖每年都有不同的奖杯。今年的奖杯像个木棋盘，估计很适合敲打做科研时发木的脑袋。

　　与去年一样，今年的Ig Nobel颁奖仪式的第一个活动，仍然是2007年获奖者、吞剑高手Dan Meyer表演的吞剑，他最多可以实实在在把12把剑吞到肚子里。第二天，Dan Meyer到我们的办公室中讲座交流，并在距离我3米即兴表演，我才相信，这个在西方流行了4000多年的杂耍，不借助任何机关。

　　而作为艺人的Dan Meyer与Ig Nobel的缘分，也恰恰来自他2007年获得Ig Nobel医学奖的研究——有关吞剑对人体副作用的研究。这是他与英国的医学博士合作做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研究，收集了全世界46个吞剑者作为样本进行了长达2年的健康观察，最后论文发表在大名鼎鼎的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

　　尽管Dan Meyer第二天带给我们的讲座和现场即兴表演幽默不断，但他却一口否认做这个研究纯粹是出于好玩。“世界各地数百名吞剑者日复一日地在进行着这个危险的活动，而他们出现健康问题后，医生们却没有诊断经验，因为没有这方面研究。”

　　“搞笑”改变你的生活

　　□文/记者 王夕 鲍妍

　　“Ig Nobel”是Ignoble(不名誉的)和Nobel Prize(诺贝尔奖)这两词的谑称。该活动的主办方为科学幽默杂志(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AIR)，于每年十月上旬授予“乍一看好笑，后又引人深思”的十大成就，评委中不少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一活动始于1991年，当时是颁给那些“不能也不应被重复”的研究。每年有十个领域的研究获奖，包括传统诺贝尔奖的五个领域——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与和平。另外还有诸如：公共卫生、工程、生物和其他各学科间的研究。首届搞笑诺贝尔奖曾颁发过三个“虚拟成就奖”。此后，所有的奖项都颁给了基于现实世界的研究。

　　搞笑诺贝尔公共安全奖：

　　开车时不要带鸭舌帽

　　请允许我们对这位名叫约翰·森德斯的老人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在颁奖现场，他慢条斯理地严肃地对观众讲述他的一项实验。在实验中，在高速公路上，一位汽车驾驶员面前有一个鸭舌帽不断掉下来骚扰他的视线，干扰此人的驾驶。

　　从森德斯先生在颁奖播放的视频录像中可看出，他认真地做了这个实验，画面里那位“可怜”的驾驶员一直在重复帽子挡在脸上，提起来，帽子又挡在脸上，又提起来的机械动作。对此，森德斯先生自信地表示，他确切掌握帽子多久会滑下来，这会对安全有什么影响，至于其他人的研究绝对没有他精确。

　　或许你觉得森德斯的研究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鸭舌帽”的研究结果不过是他关于高速公路研究记录——“机动车驾驶中对注意力的需求”一文的节选。相关研究始于1967年。

　　多年来，他一直关注运输和安全驾驶所需的注意力方面的研究，UVM交通研究中心曾在一份回顾性报告中指出，森德斯开创了关于注意力与驾驶安全的研究。

　　而现在，几乎目前所有国家的驾驶安全教程中，无一例外地认为提高驾驶员注意力，是其行车安全的必要条件。影响其注意力，会影响他们在行车过程中获取各种交通信息的反应速度，无法及时对交通情况作出正确判断。你看，一顶小小的鸭舌帽造成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搞笑诺贝尔医学奖：

　　尿急千万不能憋，影响认知！

　　尿意和认知之间会有什么关系？今年搞笑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们愣是把这两样在旁人看来毫无关联的事物扯在了一起，并当真研究出了一些名堂。

　　布朗大学神经学教授彼得·斯奈德和他的同伴们，搞清了人在憋尿时认知能力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研究内容匪夷所思，但是研究过程却不含糊。整个实验过程有医学专家监督，有伦理委员会审查，还有被试者签署的同意书。

　　研究人员找来8位健康的志愿者，在测试开始前，对每个人在没有尿意的正常状态下，测试他们的认知能力水平(比如操作能力、注意力和工作记忆力等)。实验开始后，每隔15分钟，被试者要饮用250毫升水。每次喝水之前要对自己的 “尿意”和“痛感”程度由弱到强分别打出0到100的分数。同时，每隔1小时，研究人员还要测量一次被试者的认知水平变化。

　　实验发现，随着喝水量的增加和憋尿时间的延长，尿意和痛感也在增长。当人进入“极度的尿意”，注意力和工作记忆功能都有严重的下降，对准确性和操作能力的影响微乎其微。由此，尿意影响的很可能是大脑进行“决策”时的速度。

　　研究人员还将这次的结果与以前关于疲劳和酒精对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进行对比，发现 “极度的尿意”、“疲劳”(24 小时剥夺睡眠)、“酒精”(血液酒精浓度0.05%)，这三种情况对于人们注意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几乎相同；而对于工作记忆力，“极度的尿意”的影响甚至超过疲劳和酒精。

　　看来，这项研究的对象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是结果却很实用。至少交通管理部门应该重视起来，在高速路旁多设立一些厕所，供内急者避免尴尬。另外，家长也要提醒那些在课堂上怕错过上课内容或是害羞的小朋友，憋尿事倍功半，还是快去厕所解决掉吧！

　　搞笑诺贝尔化学奖：

　　强力芥末报警器

　　用力摇？上4个闹钟？直接撤被子？

　　这些叫醒服务虽然高效，但是却稍显暴力。文明人要用文明人的办法！

　　今年，一款芥末报警器，用一种体面却毫不手软的叫醒方式，摘得了搞笑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这项发明由日本“香味市场协会”理事长田岛幸信等7人发明。

　　为了找到能够使人从熟睡中猛醒的气味，研究小组试验过上百种气味，包括腐鸡蛋散发的恶臭。但这种以硫化氢为主的气体令人难以接受。所以最终确定了芥末。

　　吃芥末的感受，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一大口芥末入嘴后，那种“催人泪下”的酣畅感受。而这正是研究小组想要的效果。利用芥末中最具刺激性的异硫氰酸烯丙酯，小组成员做出了芥末报警器，当火灾等报警器启动时，它会喷射出浓度极高的芥末气味。效果也不负众望。14个被试者中有13人在2分钟内就叫醒了，用时最短的人，仅用了不到10秒钟。

　　芥末报警器虽然获得的是搞笑诺贝尔奖，但是它获奖理由却一点不搞笑，“为火灾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让熟睡中的听觉障碍者也能警觉。”这样的设计甚至让人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

　　但是芥末报警器也有“对头”——鼻塞症患者，还记得在试验中唯一抵抗了芥末强大功效的被试者吗？他就在此列。

　　搞笑诺贝尔数学奖：

　　预言世界末日，悠着点！

　　这个奖项的获奖者比较多，是多位世界末日预言家们，由于他们的研究领域比较分散，一一赘述可能有些困难，在此只能做个简要介绍，如有兴趣可以去网络上自行搜索，应该还有不少资料。

　　桃乐丝·马丁是一名家庭主妇，她自称通过 “自动书写”和外星人取得联系，并预言1954年12月21日世界毁于洪水，但当天晚上她老公在床上呼呼大睡；帕特·罗伯特森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传播福音，他曾在1980年时在电视节目中预言，1982年底世界会受到一场审判；伊丽莎白·克莱尔·先知是新纪元运动的一个国际信仰组织C U T的领袖，她预言1990年4月23日将爆发一场核战争，害得不少人为躲避灾难辞职、欠债，结果在这个时间过后，她“坑爹”地表示这只是次演习，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韩国人李章林预言1992年10月28日将会有大事发生，最终酿成多人自杀惨剧，结果自然是他被韩国检方以欺诈罪起诉；乌干达女祭司克莱多尼娅·毛琳达，预言世界将在世纪之交时毁灭，只有在圣母马利亚留下的讯息中才能找到救赎之道，当然2000年早已和平度过，但由于她引起的后果严重，其名字也已写入国际通缉名单；最后一位是牧师哈罗德·坎普因，他预言耶稣基督可能会在1994年9月6日重返人间，结果未能言中。现在他遭遇了严重中风，语言能力受到影响，恐怕再也无法“预言”了。

　　至于2013年的数学奖，主办方会颁给电影《2012》的制作团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搞笑诺贝尔生理学奖：

　　“打哈欠”不会传染

　　“打哈欠会传染”，这个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有没有想过验证它的真伪呢？托红腿象龟的福，人们终于知道了答案，那就是“打哈欠不会传染”。

　　通过研究这种行动缓慢、思维也不那么迅捷的可爱动物，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认知生物学系的安娜·威尔金森和她的同伴们荣登今年搞笑诺贝尔生理学奖的宝座。

　　安娜和同伴们饲养了7只还处于幼年期的小红腿象龟。她们花费6个月的时间，把其中一只名叫亚历山德拉的小雌龟训练成“巴浦洛夫龟”。当小山德拉看到红色方块时，就会做出张嘴仰头的吃东西动作。而在其他龟看来，这套动作就像是在打哈欠。

　　有了这名会假装打哈欠的小演员，试验就可以开始了。安娜将小山德拉和其他不明就里的小龟用一个透明格挡隔开，当假装打哈欠的桥段开始后，安娜开始记录其他小龟打哈欠的次数。

　　为了确保试验的真实性，安娜还另外设置了2个对照组，3组试验每天都在相同的时间进行，并且每组试验都重复3次。经过反复的试验，以及改进试验内容，安娜最终发现，那些没有被训练的小龟，并不会受到训练有素的小演员的影响。它们依旧按照自己的步调生活，比如，装成一个“石像”，半天一动不动，任凭小山德拉在一旁辛苦作秀。

　　如果头脑并不发达的红腿象龟都不会受到打哈欠传染的影响，那么这至少证明了动物打哈欠不是一种固定反应。所以“打哈欠会传染”的说法就是不成立的。

　　安娜认为，人类有时出现的打哈欠会传染的现象，原因可能涉及到更复杂的社会或者认知学范畴，而这些并不在她此次的研究计划之内。

　　顺便提一句，打哈欠其实也不是进化中毫无作用的小角色。它可以对困倦的神经提供一定程度的唤醒，以利于动物保持生存所必须的警戒。

　　所以，如果你困了，打个哈欠吧。

　　搞笑诺贝尔生物学奖：

　　甲虫怎么能和酒瓶交配？

　　这项研究的全名为：发现不同种类的甲虫会和不同种类的澳洲啤酒瓶交配。

　　听起来匪夷所思？在颁奖典礼现场，获奖的达瑞尔·戈威尼和大卫·润茨这两位老人表示，他们花费了23年的时间进行此项研究，顿时让人肃然起敬了。他们甚至“委屈”地表示，自己明明从那么久前就开始研究了，但直到今年才终于接到组委会电话。

　　其实，类似的研究也不是没有，这两位被选中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研究精确到了特定种类的虫子偏爱选择特定种类的瓶子。

　　难道这其中的原因是甲虫爱喝酒？非也。这就得从宝石甲虫的习性说起了。这种甲虫的雄虫通常会在离地面1~2米的高度，在一定的区域内盘旋，寻找没有飞翔能力的大号雌虫，当发现目标时，雄虫就会飞身扑下，在地面上完成交配。

　　而啤酒瓶子是棕色的，还闪闪发光，看起来与雌性甲虫的翅鞘非常相似，更要命的是啤酒瓶子上有一些微小的突起，它们能像雌性甲虫的翅鞘那样反射光线，让酒瓶看起来格外像雌虫。研究人员为此还做了个简单的实验，在甲虫出没的空地上布置了4个瓶子，在30分钟内，有2个瓶引来了6只雄性甲虫。

　　科学家们在研究之余还担心，虽然这在我们看来非常有趣，但对于甲虫而言可能会造成它们无法留下后代，从而影响生存。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A总监Paul Gamblin对研究者的评价是，他们对“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最后再补充一句，据两位研究者强调，只有雄性会错跟瓶子交配，而雌性则完全不会。不知道该结果的潜台词是什么……

　　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

　　扔铁饼晕而扔链球不晕，为何？

　　老实说这是个好问题，虽然很多喜爱观看田径体育赛事的人从没想到过它。但是以上这几位研究者，认真进行了“为何铁饼运动员会头晕而链球运动员则不会”的研究，深刻论述了个中差别。

　　好了，搞笑到此为止。这篇论文并非论述这两项运动的差距，它发表于2000年3月的《耳鼻喉科学》杂志，题目是《铁饼运动员之所以头晕是与旋转所产生的晕动病有关》，作者是法国南锡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五位医生，菲利普·佩林、赛瑞尔·佩罗特、多米尼克·戴维特尔纳、布鲁诺·拉加鲁和赫尔曼·金玛。

　　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的总称，常指乘坐交通工具时，人体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到过度运动刺激，前庭器官产生过量生物电，影响神经中枢导致的症候群。他们的研究证明了除了交通工具，还有别的因素引发晕动病。其实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内耳前庭平衡。

　　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观看了众多铁饼和链球运动员的录像慢动作，确定了视觉参照物体，观察头部运动以及其他肢体运动的轨迹。同时，他们还请链球的运动员进行抛铁饼的运动。论文的结论是：由足底传来的力的头部运动容易导致晕车。

　　事实上，世界各国前庭平衡医学专家都致力于晕动病的防治研究，不过收效甚微，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疾病，是敏感机体对超限刺激的应急反应。因此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根治或治愈措施，现有的各种防治方法都是暂时缓解症状或延缓它的发生。

　　也就是说，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他们提出了从足部传来力，导致头部运动的情况下，更容易导致晕动病。

　　搞笑诺贝尔心理学奖：

　　叹气使人振奋

　　虽然人们常常做这个动作，但却没意识到，它跟心理存在着的巨大关联。挪威奥斯陆大学心理学家卡尔哈尔法·泰根却注意到这一现象。凭借这项研究，他将2011年搞笑诺贝尔心理学奖收入囊中。

　　他设计了三项试验。第一项实验中，他测试了志愿者对于“叹气”的态度。比如关于“叹气”的形容词描述是正面还是负面。而第二个问卷则是询问人们在哪些状态下最容易叹气，如无聊、恋爱等。

　　问卷结果发现，“叹气”和消极、负面、软弱等词汇有显著联系。其中，“放弃”是人们叹气最多的状况。

　　第二项研究结果显示，叹气对于自我和他人具有不同的意义。我们通常将他人的叹气理解成悲伤，而自己的叹气可能仅仅表示“放弃”。

　　在第三项研究中，志愿者只需要做两道智力题。结果人们在几次尝试均已失败告终后，叹气次数最大。

　　研究告诉我们，当人们处于失望、沮丧等负面情绪时，常会叹气。但当人叹气时，肺部排尽浊气，增加肺活量，增加血液含氧量，使身体处于松弛状态，大脑兴奋和抑制状况趋于协调……由此看来，叹气虽是负面的心理表现，但叹气本身却能使人重新振奋。是不是要惊叹造物主的神奇呢？

　　搞笑诺贝尔文学奖：

　　拖延改不了，也能成大事

　　今年，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约翰·佩里以他的研究成果，“结构化拖延法”获得了搞笑诺贝尔文学奖。而他也身体力行了自己的研究内容。在颁奖典礼上，佩里的奖杯是由他的助手代为领取的，当人们问到佩里的缺席理由时，助手回答：“因为他是拖延症大师啊。”

　　拖延症在生活中其实很常见。比如你有没有作业快要交了才开始做，或者干一件工作前总要做很多不相干的琐事，比如泡一杯茶、更新微博、浏览网页等等。研究拖延症的心理学家们曾估计，有80%～95%的大学生会拖延。大多数拖延者都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面事事拖延，一面却为没做的事情而焦急。佩里的研究，让这些饱受拖延症煎熬的人看到了一丝曙光。

　　佩里认为，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做事习惯而感到不快，因为罪恶感会打消干劲儿，反而强化要拖延的欲望。

　　结构化拖延法要求人们从不那么重要的、优先性低的事情做起，从而建立一种成就感，然后打起精神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面对死也改不了的本性，怎么办？佩里用他的理论告诉我们，那就绕过去，一样可成大事。

　　搞笑诺贝尔和平奖：

　　教训乱停车，市长坦克碾奔驰

　　今年8月4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市长阿图拉斯·佐卡斯为整顿市内街道违章停车的问题而采取极端措施：驾驶一辆装甲运兵车碾压过一辆奔驰，豪华大奔顷刻间变为一堆废铁。

　　在该国首都，许多富人喜欢将奔驰等豪华车停在自行车道或者人行道上，严重影响交通。这次“碾压行动”表明了政府从此对违章停车“零容忍”的态度。

　　当然他在碾压奔驰车后招来不少非议，有人表示这是“人治而非法治”，但从一系列后续报道可看出效果不同凡响，该市乱停车现象大为改观。

　　只是，不知组委会在颁出此项和平奖时，其中包含了多少讽刺意味。或许就像奥巴马获得的和平奖一样，只是个期许，期待和平。

　　今年诺贝尔奖，为何是他们

　　□文/记者 王夕 秦勉

　　看过搞笑诺贝尔，当然，每年的重头戏还是“规规矩矩”的诺贝尔奖。虽然相关研究稍显深奥，但却绝对精彩。今年又是谁夺得了诺贝尔奖呢？

　　化学奖：

　　挑战传统的准晶体发现人

　　“准晶体的发现人得了诺贝尔奖？准晶体不是发现很多年了么，怎么才得奖？”……这些评论来自“化学吧”里的化学发烧友，他们得知以色列化学家丹尼尔·舍特曼因发现了准晶体而独享本年度的诺比尔化学奖之后，热议不断。

　　如今，全球每年举行很多探讨这一主题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的教科书也为此进行了更新。可1982年舍特曼发现并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却是绝对的离经叛道。当时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舍特曼曾被要求离开他的研究小组。今天，面对诺贝尔奖的荣誉，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并且相信你的研究成果，那就为它们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

　　河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郭学锋副院长表示，舍特曼正是这样的人：绝不盲从。郭教授与舍特曼相识十余年。对舍特曼来说，读书有用，但是要带有批评的态度读书，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正是本着这一态度，当舍特曼面对与传统晶体学完全相悖的现象时，虽然也有过疑惑，但是最终坚持了真理。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说，舍特曼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化学家们看待固体物质的方式。由于原子排列不具周期性，准晶体材料硬度很高，同时具有一定弹性，使用寿命长。这些决定了它的独特用途，比如制造眼外科手术微细针头、刀刃等。

　　尽管近年来准晶体已被广泛认同及应用，舍特曼却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在郭学锋看来，虽已年过70，他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坚韧的精神，他会在电镜上连续工作4个多小时，然后去吃快餐。

　　医学奖：

　　发现免疫应答“守门人”

　　2011年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3个人，以奖励他们“革命性地改变人们对免疫系统的理解”。他们分别是加拿大人拉尔夫·斯坦曼，美国人布鲁斯·博伊特勒以及卢森堡人朱尔斯·霍夫曼。

　　传统意义上，疫苗的作用是预防。而这3位诺奖得主将新型疫苗着眼于治疗，所以又称为“治疗性疫苗”，这些疫苗可以调动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发起攻击。

　　在长期的进化中，人体的免疫系统进化出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两道防线，而受体蛋白和枝状细胞则是分别开启这两道防线的关键。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蒋争凡告诉记者，1996年，朱尔斯·霍夫曼在果蝇中发现了一种蛋白，可识别微生物并激活机体的天然免疫，这打开了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而布鲁斯·博伊特勒则把这种发现进行了延伸。当病原微生物冲破第一道免疫屏障后，人体第二道防线——获得性免疫将自觉地奋起抵抗。

　　拉尔夫·斯坦曼发现的树突状细胞，在第二道防线中具有重要意义。发现敌情后，树突状细胞能迅速激活T细胞，并让白细胞识别、记忆并攻击入侵的病原微生物。利用这套机理和原理，可以开发出很多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甚至治疗癌症的药物。

　　但遗憾的是，拉尔夫·斯坦曼教授没能亲自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9月30日，在诺奖颁布的前三天，斯坦曼因胰腺癌去世。在与癌症斗争的几年中，斯坦曼甚至用自己的肿瘤，培养出自身的树突细胞。

　　而博伊特勒和霍夫曼能获得诺奖也绝非偶然。博伊特勒为这项工作做了近10年的努力，为了研究这个项目，他把实验室其他的项目都停掉了，最后连医学研究所都不愿再继续资助他了。但他没有停止，到后来甚至自掏腰包为实验室购买测序仪。霍夫曼在工作上也是一丝不苟。他的一位学生这样描述他，“他不仅帮我写好推荐信，还督促我早早准备好讲座，在他的实验室预演，然后写了两张纸的建议。”

　　物理学奖：

　　宇宙正在迅速膨胀

　　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是颁发给了3个人。他们分别是索尔·珀尔马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在以前的理论中，认为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宇宙是在减速膨胀的。而他们颠覆了这一观点。

　　这项发现来之不易，尤其是对于当时才29岁的珀尔马特以及他的同伴们来说。发现超新星是被许多天文学家认为难度极大的一件事情。而珀尔马特在接手超新星观测工作时，更是项目进展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们不但观测一无所获，而且项目合作的时间也很快就到期结束了。

　　为了对发现的候选超新星进行后续观测，珀尔马特会给全世界各处天文台的望远镜负责人打电话，恳求他们帮助他进行观测。在他的努力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美国的资助机构在认真评估后，决定继续资助他完成后续的研究。而也正是如此，才有了今年诺奖的三位得主。

　　珀尔马特和他的同伴观测超新星时发现，很多超新星的星光似乎比预期的要暗。这一结果与科学家事先的预期完全相反。因为如果宇宙膨胀越来越慢的话，超新星应该显得更亮才对。但事实是，随着超新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相互远离，它们的亮度也会越来越暗。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推导，他们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宇宙的膨胀非但没有变慢，反而在加速。

　　而暗能量，则被认为是导致加速宇宙膨胀的幕后推手。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告诉记者，按照目前所知，宇宙中存在的能被人们肉眼看到的或者理论印证的物质，比如星球、花草等，只占全部宇宙的5%左右，而宇宙中剩余的95%则全是由暗能量或者暗物质构成的。

　　这为人们打开了认识宇宙的一扇门，但也使人们跌入了95%的巨大未知中。

　　经济学奖：宏观经济的研究利器

　　今年，经济学奖产下了“双黄蛋”。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在宏观经济领域所作的研究而捧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评审委员会说：“这两位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研究是非常经典的，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任务就是从定量的角度来回答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学习国家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人们寄希望于两位诺奖得主的理论能够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但他们却坦言，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解救世界经济危局。

　　文学奖：会弹奏风琴的瑞典诗人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瑞典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颁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

　　除了诗人外，他还是一位业余音乐家，他会弹风琴和钢琴。1985年，他曾经为中国写过一首诗，名叫《上海的街》。

　　和平奖：推进女性的非暴力形式斗争

　　利比里亚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塔瓦库·卡曼三人分享了和平奖。这三位女性采取非暴力形式为维护妇女的安全和权益而进行斗争，并全身心投入和平建设工作。

　　中国式“诺奖”纠结

　　□文/贾鹤鹏 (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学者)

　　回顾国内多年来对诺贝尔奖纠结的讨论，最早一批“预测”是在1990年做出的，其中说到20年内中国必将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已经失效。

　　获得诺奖，需要的是既足够创新，又能引领学科发展的研究。而要做出这样的研究，既需要睿智的科学家，也要有制度保证他们的创造性发展。

　　这在中国科研界存在很多障碍。首先，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用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的影响因子(学术界衡量期刊质量的主要标准，为全年该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数值越高则说明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受人关注，期刊也更加优秀)来考评科研成果的做法，也就是被科学家戏称为论文的工分制度。

　　其次，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要有证据。如果证据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已经有文章发表了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赶超战略的依据。

　　中国的科研管理，随着PI(课题组长)制度的普遍确立，从PI的课题组成员到PI，到管PI的科研处长，再到管科研处长的所长/校长，固然不能说手里完全没有机动灵活的经费，但每一分钱都要看到花这笔钱值得的“证据”，这样也只能让大家跟着已有的研究成果、至少是研究思路来。

　　而在中国的科研过程中，科学家花钱时，省着花钱(怕搞不到下一个课题而导致团队解散，资助款项往往到来比较晚)和突击花钱(快结题而导致了需要按标书花完钱)两种现状并存，导致人们很难以研究自身需要作为标准来进行科研安排。这种情况，同样导致了尽可能去模仿已有的研究工作的进程，因为那样才会让目前进行的研究，在经费安排上更加有把握。

　　在课题“交差”，也就是结题后，原创性的研究被人认可需要时间。即便发表，与短期之内对科研成果要产生影响的要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仍然是将一个已有的成果做得更加细致，条件做得更加极端，或者应用范围做得更广泛，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创新，但想达到诺奖级别的成就，这样的思路肯定是不可能的。

　　另外，以行政官员或行政化的科学家来主导科研资源分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倾向于在任期内取得成果，将风险留给任期外。这一点，与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同的。真正的科学家这个职业总体上是终身制，所以在没有上面说的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下，更有可能做出长线判断。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曾与之共事的今年的诺奖新科状元巴特勒，正好可以成为诠释笔者上面分析的一个证据。他谈到，巴特勒的胆子非常之大，当时为了研究这个项目，把实验室所有的其他题目全部停掉，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但巴特勒看中了这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地做这个课题。非常执著，有冒险精神。

　　回到我们的情况，一个科学家把各种并行的课题停掉试试？这个责任谁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