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

马丁·路德·金

罗斯福

肯尼迪

希特勒

　　■ 对话动机

　　《一流疯狂》一书本周刚面世，便成了话题。该书作者翻阅了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日记、书信、医疗档案、传记等历史材料，发现一些名声响当当的人，竟然都或多或少地患有精神疾病，而他认为，正是这些心理障碍，才让他们在危机到来时发挥了一流的领导力。该书所阐述的非常规看法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也有很多心理学界的科学家认为，盖米这一论断猜想多于证据，不足以用来概括著名政治家的特点。真的是这样？

　　■ 对话人物

　　《一流疯狂》一书作者美国塔尔茨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家纳斯尔·盖米

　　林肯、丘吉尔：严重抑郁，曾企图自杀

　　甘地、马丁·路德·金：成年后都有过自杀企图，都曾有过至少两次躁狂发作。

　　罗斯福、肯尼迪：患有心境恶劣障碍(轻微抑郁)和情绪高涨(慢性轻躁症)。　

　　“本书论证，至少在一个重要的环境下，疯狂可以成为好的结果，理性却成为问题。”刚刚上市就引起争议的《一流疯狂》一书中写道，“当我们的世界处于骚动中时，有心理疾病的人可以做得更好。”

　　这种观点是如何得出的？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该书作者，探讨其成书的科学和逻辑依据。

　　历史名人常有心理问题

　　新京报：你因何想写这本书？

　　盖米：我一直对历史感兴趣，而我作为一名心理医师，专长于情绪失调。我在阅读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比如丘吉尔，或者威廉·谢尔曼的传记时，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看上去好像得了抑郁症或者躁狂症。但是历史学家们都没有很好地描述他们的这些心理状态，所以我就想尝试着解释这些人的心理症状。

　　新京报：你的观点让人吃惊，能否解释一下？

　　盖米：我书中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常常患有心理疾病。我认为，有四个重要的品质是因为心理疾病而强化的，它们是：现实、创新、灵活和换位思考。

　　比如，对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来说，换位思考是核心的品质，这两人都患有抑郁症。美国将军谢尔曼和传媒大亨泰德·特纳都躁狂发作，他们的创新力超乎常人。

　　丘吉尔和林肯等人的政治理性则很可能与他们的抑郁症有关。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肯尼迪都是情绪高涨型的人物，这帮助他们最终克服了严重的生理障碍，在关键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前变得高度灵活。

　　新京报：这在心理学方面，有足够的证据吗？

　　盖米：有很多的精神病学研究都表明，抑郁可以增强病人的现实感。有实验表明，抑郁的人在处理一项任务的时候往往比正常人更现实，而正常人总自认为能够把握方向，实际并非如此。患有抑郁的人也更能换位思考，而躁狂总是和创新能力联系起来的。此外，对于那些经历了灾难或者战争创伤的人来说，轻微的躁狂症患者出现创伤后的心理障碍更少。

　　新京报：这其中的心理学解释是什么呢？

　　盖米：这并非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人们并不是要么完全正常，要么完全失控。心理疾病从严重程度来说有很多程度，当人们患有轻微躁狂症时，他们会出现“思绪奔驰”，会想到正常人想不到的方面，而这又常是和创造力相关的，他们以此做出的决策往往最后证明都是正确的。

　　丘吉尔和希特勒都有病

　　新京报：你在书中把丘吉尔和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做了比较，这两人在对希特勒的反应上，显示出怎样的心理影响？

　　盖米：张伯伦很耿直，稳定，是二战前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丘吉尔在政坛上则不断地失败。当时的英国首相鲍德温曾说，丘吉尔有很多美德，唯一缺乏的就是好的判断。张伯伦表明了心智健康的人可以在和平繁荣时期很好地管理城市和国家，然而，当希特勒和纳粹升起的时候，张伯伦却依然把它看成是正常的问题。他说：“希特勒想要什么？我们就试着给他吧。”但是，希特勒却不是这么想的。丘吉尔意识到了这点，他的抑郁和不正常使他更快意识到了这点，他超越了张伯伦的理智，理解到了希特勒在想什么。

　　新京报：那希特勒为什么会成为著名的希特勒呢？

　　盖米：我觉得希特勒患有躁郁症。在他职业的早期到中期，他的躁狂和抑郁事实上帮助了他，但从1937年开始，他获得了很多安非他明(刺激剂的一种，能够增加人的机敏度，暂时减轻疲劳感并增加攻击性)注射到静脉中，此后到战争结束他都一直这么做。这事实上让他的躁郁症变得不稳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躁狂发作，我想这是为什么他后来变得失去理智的原因。

　　新京报：不过你也提到一些著名的纳粹，比如赫尔曼·戈林，非常的理智，这又该怎么看呢？

　　盖米：当心理疾病在危机中可以增强领导能力的同时，心理健康则会减少领导力。这是很重要但被忽视的一点。你看纽伦堡审判时的纳粹首领，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心理健康的，这透露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对于大多数群体而言，或者说我们中的大部分，都会倾向于变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哪怕你是一个需要领导别人的人。

　　新京报：你的证据都来自于哪儿？因为没有做面对面的心理治疗，有人认为你书中的观点很多都是假想性的。

　　盖米：我没有将我的诊断基于症状，我的观点基于精神病学诊断的科学研究。研究历史人物事实上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死后多年，关于他们心理状态的文献都出来了，比如丘吉尔的医生就在他死后多年出版了日记，记录了丘吉尔的抑郁症。

　　对于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来说，我参与了最初的研究，我查看了所有肯尼迪的医疗记录，也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心理医师。我采访了目前在世的唯一一名曾经是马丁·路德·金的心理医师同事，此外，我也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我的大量证据都来自于第一手证据。

　　“奥巴马要复杂得多”

　　新京报：你的观点还是很前卫，那么精神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人，哪个更有领导力呢？

　　盖米：我们高估了理智。我们不一定要找一个我们认为的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人来领导我们。心理健康的人可能在生活中很好相处，很快乐，但不一定适合领导别人。我们应该理解，如果有一点点焦虑，一点点抑郁，或者一点点情绪波动，事实上是可以有帮助的。

　　新京报：你能分析一下当代的政治家吗？

　　盖米：在我的书中，我讨论了小布什和布莱尔，他们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领导人，看他们的传记，读不出任何患有心理疾病的证据，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极端性格，但是，当“9·11”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和应对没有创新力，没有换位思考，也不是很现实。

　　奥巴马曾说过自己是个普通人，也许这是真的，不过我从他的书中感觉到他要复杂得多，他可能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经历过很多焦虑甚至抑郁，不过，如果他的正常是真的话，他可能没法有太多的创新能力应对目前的危机。

　　新京报：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该怎么看待心理失常？它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盖米：我们不应该再把心理疾病看成是天生的坏事，但是，这也不代表它完全是好事。轻微的抑郁和躁狂症会有利处，但这不是逃避严重疾病治疗的理由。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