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龙周园

　　中国人民大学专家毛寿龙认为，应放慢核电决策脚步，并权衡公众、专家、投资者等各方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毛寿龙

　　“事故发生以来，由于福岛事件，人们都在思考如何有没有必要发展核电。我们希望通过抗议强调这一点”。此次日本核灾难，掀起了法国、德国、英国等全球多国的反核浪潮。

　　一些国家迫于压力，纷纷展开核安全审查、叫停核项目。切尔诺贝利阴霾犹在的俄罗斯，决定让公众和媒体来检查核电站；意大利将就核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中国也暂缓了核电项目的审批。

　　但中国发展核电的趋势已定，未来十年拟建核电站的数量将是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那么中国的核电发展，如何才能更好地让公众参与其中，各方利益取得平衡？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财新记者：现在全球都在反思核能，公众也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对核电政策有发言权。比如意大利未来几个月将要就暂停核项目举行全民公决，这种公众参与的办法好不好？

　　毛寿龙：这个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权力的配置问题，因为全民公决是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但实际上对这件事情的利益相关关系，有些人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就会乱投票，有些人受当时民情的影响，他投票反对了。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直接的运用民粹的方法我倒觉得并不是好的方法。

　　民粹并不是一个最终的权利。这里面有专家的权利，有投资者的权利，也有安全监管部门的权力，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决策体系。因为民粹也是一个集中的决策体系，也是非常容易波动的，就好像完全集中于大公司，完全集中于政治家，或者完全集中于一个利益集团一样，所以我认为决策分散要比集中好。

　　而分散并不是说，我们刚才讲完全一次性的投票来集中决策，这从时间上来讲，也是集中的。而这个决策的过程，在时间上也相应要一个比较分散的过程，不能说我一秒钟一定要做出决策，这没有必要。

　　所以决策本身是信息的分享和理解，进一步加工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的认知，利益的平衡，最后利益的交易的过程。如果大家的利益都能被很好地照顾，那它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或者说即使是非常低的潜在的事故，也有相应的利益机制的准备。

　　财新记者：过去中国建核电站，照顾了投资者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听了专家的建议、监管机构的建议，但公众的利益和声音却反映不足。虽然中国这次暂缓了核电审批，但我们知道，有一张核电发展示意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着十几个在建的、二十多个拟建的核电站。这种封闭的决策如果不改变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

　　毛寿龙：那么我们知道越是封闭运行的系统，内部出乱子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内部也不能解决相关的分歧问题。比如说两个核科学家，一个是认为没有问题的，另一个是认为有问题的，这种分歧他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认为有问题的一方可能是弱势的，认为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强势的，弱势的科学家可能就会被压制，虽然他是正确的。

　　也许认为有问题的一方强势的，没问题的一方是弱势的，那么可能就会把问题夸大。信息本身并没有一个开放的过程。很多信息即使很重要，有可能会被扭曲，可能会使得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被提前发现。

　　财新记者：恩，这种刚性的决策甚至在内部都可能出问题。那现阶段怎么才能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呢？比如政府要在我家旁边建一个核电站，能不能建、怎么建，我怎么才能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呢？

　　毛寿龙：你要让公众更好的参与，首先信息的披露机制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建立正规的信息披露机制，而且在平时就要重视这个工作，并允许大家质疑。因为良好的信息、可以被理解的信息，往往是可质疑的，而不是单方面。你不能说，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因为你连常识都没有告诉他。而且我们很多情况都发现，即使是科学家也并不是完全懂常识的，比如说核武器辐射的危害，很多情况下是被逐步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