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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NGO游说市政府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16日 14:32  南风窗

  当陆家嘴地区灯火渐次熄灭的时候,高达267米的东方明珠旋转餐厅里烛影摇曳。王利民坐在一些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中间,静静聆听着电台的直播,见证浦东迎来这黑暗一刻。

  为了将那些五彩缤纷的灯光切断,王利民主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项目办公室忙活了3个月。对于此事他们最初几乎不曾抱有什么期望。

  “我们是小小一个非政府组织,要在大大一个政府国度里面推动一件全民性工作,这是很难想象的,”王利民说,“ 以前我们(在上海)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结果却足以令人沸腾。

  3月28日晚上20点30分,浦东最高的三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于同一时段内关闭电闸。据估计,上海当晚约有163栋商业楼宇、15所高校、32所中小学幼儿园、71个社区、100余家企业也一道加入熄灯行列。

  “地球一小时”城市熄灯活动由WWF发起。上海是中国三座官方承诺并公开宣布加入此项活动的城市之一。其他两座城市分别是香港特区和河北省保定市。在非官方主导下,另约有20多座城市熄灭了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灯光。

  根据以往经验,行事风格较为内敛的中国官方一般很少愿意投身非政府组织牵头的游戏框架之内,更难见到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过公开支持与认可。这是比较罕见的一次。

  政府的态度对他们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WWF北京代表处对外联络部主任荆卉对本刊记者说,就这样一项活动而言,“政府完全是不可或缺的,特别特别的关键。”

  吹风

  早在去年,WWF即制定了目标,希望能够促成全球1000座城市在今年3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熄灭“不必要”的灯光,借此向即将参与新一轮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各国传递信号——在气候变化危机日益明显的今天,达成一项新的应对协议已成共识。

  该次会议将于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由于即将失效的《京都议定书》未能使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取得一致,预计哥本哈根会议的与会各方仍将继续争吵和不妥协。

  在超过600座城市之中,经过一番筛选,WWF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和香港纳入全球熄灯计划,他们需要这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群予以配合。差不多与北京奥运会同步,北京办事处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要求各驻地办公室全力推动熄灯计划落地。

  “大家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没有信心。”王利民说,“这么大个事儿,需要政府支持,这是最关键的;还要企业参与、社区投入、媒体关注,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在上海折腾,感觉很为难。”

  接到命题后,王利民排出了四个主攻方向,分别是政府、企业、社区和媒体,再相应集中人力去游说攻关,这纯粹是出于“试一试”的用意,东边不亮西边亮,他们相信总有一方面会取得成功的。

  最艰巨的部分无疑是政府。像上海这样一座素以“不夜城”闻名的城市,熄灯从来就不是一件拉下电闸即可的事情,它涉及一个严密和交叉的管理系统,职能划分中包括发改委、环保、市容绿化、规划、旅游、供电、灯光控制等部门。对于景观灯光的管理和控制,分不同时段、不同地段而定,自成规则。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牵动了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谁都不能拍板说这件事就这么干了。”

  在一般人眼里或许低效、拖拉的官僚行政体系,但在王利民那里,却需要他以一种完全正面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他认为在职能分配严密和相互牵制背后,也有一定的优越性,否则中国不可能稳定发展这么多年。

  “只有从正面看待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官僚体系,看不到指望,就会找不到和他们合作的心态。你就在家里坐着吧,这事是办不成的。”

  王利民并非没有做过心理权衡。在加入WWF之前,他曾在农业部东海渔政局工作了15年,对于官方的内部运作和行事方式心知肚明,深知游说之难。但鉴于政府力量之大,想有成效而不能不去争取。

  WWF被政府归为外事口负责,他们的游说工作是透过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进行的。要想确保信息最终递到主管副市长的办公桌上,他们需要就一小时项目颠来倒去地和这些负责传递信息的部门进行介绍和沟通。在取得他们理解后,再开始通过外事办向政府方面递送专门信件。

  在此前后,WWF的全球总部和中国总部已经分头向上海市方面吹风。他们请求“一小时”项目的首发城市悉尼市市长与上海市进行官方沟通,帮助他们传递希望上海能够接纳“一小时”活动的信息。自2007年以来,WWF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在与上海市高层官员会面的时候,亦将“一小时”内容作为要点与他们进行交流。

  WWF与上海市高层的接触得益于他们之前已在当地打下一个稳固基础。这种合作既使得他们与上海市企业建立了合作网络,同时也更多地延及政府。这个机构2006年正式在上海设立办公室,先后建立“河口综合管理”、“上海水源地保护示范”、“低碳城市建设示范”等项目。去年他们还与上海市方面签署了一份主题为“河口综合管理”的世博会参展合同。

  不过,这依然不等于在“关灯”这件事情上就一切顺利。在与外事办进行反复沟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反馈意见,这让他们有些担忧。荆卉说, “我们心想,事情会不会有点悬?”

  王利民心里也在犯嘀咕,一种自我矮化的情绪不时泛起。他想,政府案台上也是千头万绪,你这事儿算什么?具体到中国乃至上海的发展,这微不足道。

  “我们要把这事做成,不能老想着这事怎么好,政府应该怎么做。他们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这么多人要吃饭,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

  在怀有这种自我否定心态的奔跑过程中,王利民取得了一小步突破。他得知在他们的信件传递到主管副市长的案台上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副市长已将信件批转到“相关负责部门”。

  “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头,”王说,“还需要各部门分头落实。”

  反复

  副市长批转信件的用意,并不是就此决定要参与“一小时”项目,而是要求各事涉“关灯”的职能部门展开调研,提供决策参考所需依据。

  这时候,王利民和他的同事依旧坐不住。他说,“在家坐等各部门的意见是守株待兔,要主动去找各分管部门的负责人介绍情况,进行沟通,推销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从1月开始到3月24日之前,王利民和另一位同事分头行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敲门拜访。按照分工,副总监级且年龄较长的王利民专门约访局长级的部门负责人,普通职员身份的同事则与经办关灯事宜的各部门具体科室对接,更翔实地推销想法和情况。

  王利民此时心里还是没底,他只是告诫同事,即使碰壁也不要紧,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交流了想法,结交了朋友,也算得上是一种收获。

  逐一登门拜访的过程中,王利民发现对方都比较谦虚,容易接受新事物新信息,所以愿意坐下来交流。然而政府部门毕竟是政府部门,愿意倾听并给予肯定,就是不拍板做决定。这当中的症结在于,由于事涉多部门,每个部门都不清楚最终会形成何种决策的时候,他们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

  “他们会说,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但绝不说我支持这事儿。一旦落实到书面上,他会尤其慎重。”

  不愉快的事情基于分歧而起。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问题,有一些部门觉得事情不好办。举例来说,旅游委就提出异议。根据上海市的相关管理文件,城市景观灯光关闭时间一般在夜间21:30至22:00之间,“一小时”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关闭,对于旅游委这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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