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世界疼痛周上，我国疼痛专家指出，中国大约有57%的人经历过疼痛；有30%的人长期忍受着各类慢性顽固性疼痛，比如偏头痛、腰痛、痛经、颈椎痛、癌痛等。眼见疼痛如此“横行霸道”，在“疼痛学”上摸爬滚打了44年的中科院院士韩济生，尽管年过八旬，却从未敢懈怠过一日。

　　最初干上这行，并不是韩济生的本意。从大连医学院到哈医大，又辗转来到北京医学院，韩济生本想老老实实地跟着院里的王志均教授研究消化生理学，却偶然成为国家指派的“针灸麻醉”研究员。

　　“1958年处在‘大跃进’时代，当时国家提倡‘想干就干’。有一次，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的外科医生用针灸止痛，给病人做了个摘除‘扁桃腺’的小手术，效果很好，他们就开始尝试用这种麻醉方法给病人做肺叶切除等更复杂的手术。慢慢地，国际上听闻了这种不打麻醉药动刀的办法，都想跑来看看。后来，连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到北医三院观看，‘针灸麻醉’后来还吸引了更多元首来华访问，这事儿直到惊动了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冷静地抛出一个问题：大家都来看‘针灸麻醉’，有谁能讲出它的原理吗？于是相关研究开始启动。”韩济生说，当时医学院的很多讲师并不看好这门“差事”，都抱着消极态度，避免接手。1965年，当命令下发给韩济生时，他没有推托。“三千年历史的针灸，一定可以有理可循！”

　　接手研究“针灸麻醉”后，韩济生没有按套路出牌，他并不急着苦背《黄帝内经》等古书，而是将“针灸麻醉”推向了实验室。“针灸一直在国际上存有争议，是因为我们无法用西医知识解释它的原理。比如，人们生病时，中医说气血不通，在不通的地方用针捅一捅，来调通经络。我希望可以用实验来解释它的道理。”

　　于是，韩济生开始进行初步实验。他和同事详细观察记录了194名正常人和病人的针刺镇痛规律。“我们发现病人在扎针前忍受疼痛的时长只有2分钟，而扎针后，忍耐的门槛提高到3分钟左右，出现痛觉迟钝的现象。”除此以外，他们还发现，在其中一个穴位上连续针刺30分钟后，不仅该穴位附近产生镇痛作用，且全身都有明显效果。将针拔出后，镇痛作用并非立即消失，而是每16分钟下降一半。

　　这种现象让韩济生提出一个假设：针刺时，体内产生了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为了验证这个假设，1972年，韩济生开始在家兔身上做实验，对“甲兔”进行针刺，将甲兔的脑脊液抽取注入到“乙兔”的大脑，“乙兔”也产生了镇痛反应。实验结果使他确信：脑脊液里含有镇痛物质。

　　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韩济生逐渐发现，这些物质就是脑啡肽、内啡肽以及强啡肽等，它们是人体自身释放的一种神经肽。“我们用低频电脉刺激穴位时，可引起它的缓慢释放；高频刺激时，会强烈释放。实验结论表明，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疗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具备一定的科学依据。”

　　韩济生颇为欣慰地说：“当时，做课题实验的条件非常有限，不允许我们进行脑脊液中微量物质的分离和提取，欧美的科学家给动物做足底电击、冰水浸泡，才引起脑啡肽释放；我们用针灸轻轻刺激穴位，就可以办到。而脑啡肽、内啡肽等又是看得见、抓得住的物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就这样，揣着沉甸甸的数据，1979年，韩济生第一次走出国门，站在了美国波士顿“世界麻醉药研究学会”的演讲台上，用确凿的实验数据和创新的神经学理论，将东方人的针灸原理从头到尾地解释了一遍。这次演讲，使很多存有“针灸不科学”偏见的学者改变了原有的想法。

　　回国后，韩济生没有止步。打破“偏见”只是第一步，“针灸止痛”的应用才是关键。1990年，韩济生根据针灸原理制作出一款书本大小的“经皮穴位神经电刺激仪(HANS)”：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表面的皮肤上，通过电流进行刺激，就可以发挥与针灸止痛类似的作用。他携带仪器，出席各种免费讲演，帮助那些患有腰痛等慢性疾病的人治疗疼痛，并将“针灸麻醉”逐渐推广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各个领域。“对于癌症患者，通过针灸刺激患者分泌脑啡肽等镇痛物质，使他们不再单单依靠杜冷丁等麻醉药品，用药量可以降低一半。”随后，广州、北京、上海等医院借助他的理论，陆续在临床开始应用“针灸止痛”法。

　　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听证会，讨论针灸是否科学、应该具有何种法律地位等问题。韩济生作为直接接受美国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对于“针灸疗法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理论进行了科学阐述。从那以后，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担保；美国政府也将他所开拓的“针灸理论”编入供医学研究生研读的高等教材《物质依赖》；英国的皇家医院也开始推广“针灸止痛”疗法。

　　然而巨大的成功并未让当时年过七旬的韩济生有丝毫松懈，他怀揣着科学家本能的好奇心，为“针灸原理”瞄上了新阵地——戒毒。“80年代后期，毒品开始从金三角、缅甸、泰国等地流入境内。到了1990年，我国吸毒人数已有7万。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不仅仅是帮人止痛，还要帮人戒毒。”

　　确定目标后，韩济生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戒毒所、公安局，跟吸毒人员打起了交道。“他们告诉我，吸毒是一种‘飘’的感觉。随着毒瘾的加大，想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韩济生在研究后认为，脑啡肽就像天然吗啡，可以帮助人们减轻毒瘾。由于吸毒人员长时间使用吗啡等药物，自身的脑啡肽分泌已变得非常迟钝，所以通过电疗针灸，唤醒脑啡肽的自然分泌，完全可以使他们减轻毒瘾。

　　紧接着，HANS仪器开始广泛应用于戒毒所。“吸毒者在使用20～30分钟后，就开始慢慢恢复平静，而戒毒的全过程需要维持两周左右。”为了激励吸毒人重新振作，韩济生和老伴儿掏出10万元奖励给那些意志坚定的成功者。为了防止他们复吸，韩济生还花钱雇佣社工，帮吸毒者做后期的监管治疗。“最初，100人中只有20人左右在一年后仍然没有复吸。但通过治疗和监管，这个数字又增添了二十几人。”韩济生欣慰地说。

　　十几年的“戒毒战”中，韩济生又找到了更多的灵感，开始向孤独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发起挑战。2008年，韩济生将研究重点放在“孤独症”群体。“治疗失眠有药物，孤独症没有；治疗抑郁症有药物，孤独症没有；孤独症几乎没有治疗方案。”韩济生说，患孤独症的人群有3个特点：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和重复动作。2008年春节，韩济生邀请了一批儿科医生，开始了“春光行动”。他告诉记者，“在大脑里，有两种物质，‘血管紧张素’和‘子宫收缩素’，它们是控制人际交流的‘友善物质’。当这种物质偏低时，人就会表现交流不畅、不合群。我们试图用针灸来刺激这两种物质的分泌，改善自闭症状。”在经过无数次实验后，韩济生决定给辅助对象无偿提供HANS仪进行治疗。有些孩子从只吃一种品牌的方便面，改善到可以吃水果等食品；有些孩子也从最初一个字的用语，变得连贯说话。这一切，都让韩济生觉得很温暖。

　　现如今，年过八旬的韩济生，依然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在一张硕大的红木书桌上，堆积着各种研究资料和纸张。从做科学研究的那天起，他就养成了“每日三问”的习惯：问自己是否尽了全力？自己的努力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尊严？自己的努力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

　　他告诉记者，当初，做医生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济生”，就是希望他长大以后可以“普济众生”。小时候，每每看到被父亲医好的病患面露感激之情时，韩济生也觉得很幸福。“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实实在在地帮中国人‘止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