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席泽宗

　　导语：今年4月30日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逝世30周年祭日。去年岁末，我国著名天文史学家席泽宗先生满怀激情地回忆了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自己与戴先生之间的许多亲密接触。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老一代科学家的敬业精神和对待科学事业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在我们编辑这篇文章的时候，又传来了席泽宗先生病逝的消息，使这篇文章成为席先生的绝笔之作。

　　我和戴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51年9月，但在此之前我对他已经很熟悉了。1942年他从英国回来以后，写过不少科普文章，尤其抗战胜利以后储安平办《观察》时期，他是特约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从《披星戴月》、《玄武湖上的月夜》等天文文章，到物理方面的文章，到音乐方面的文章，其面之广、其文彩之吸引人，使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戴先生在数学方面，也做过许多科普工作，当时上海的《科学大众》有《大众天文》和《大众数学》两个专栏，办《大众天文》的有李元、卞德培等好几个人，但办《大众数学》的只戴先生一人。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戴先生不仅仅是科普文章写得好，在天体物理方面也很有贡献。在大学时教过我“近代物理”的夏敬农教授(国学大师夏康农的哥哥)就对戴先生很推崇，他曾几次和我谈过。1950年文化部科学普及局(时任局长袁翰青)组织一套科普丛书，有关天文方面的两本《太阳和太阳系》、《恒星》由戴先生和我分别承担。当时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念书，我的提纲和书稿寄到北京来，科普局都是请戴先生审阅的，所以我们见面之前就有文字之交了。

　　1951年8月我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9月初我到燕京大学去看他，第一次就谈了一天。当时他一个人生活，雇有一男厨师给他做饭，住在燕东园29号，家里有钢琴和电话。从谈话中得知他和编译局联系很多，他这学期要在清华大学办一天文讨论班，每两周一次，时间在星期六下午，并约我参加。于是从此就有每两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参加这个讨论班的都是清华同学，有叶式辉、杨海寿、沈良兆等不到十人，校外的只有陈彪和我。这个讨论班由每个人轮流做读书报告，完了大家讨论。现在我只记得叶式辉讲的是苏联天文学家施米特关于地球起源的新学说。戴先生自始至终是这个班的主持人。后来由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这个班没有坚持到学期完了就结束了。

　　戴先生去英国留学，考试题是李珩出的；考试之前找了个辅导老师，就是叶企孙先生。据说也没辅导什么，就是请吃了几顿饭(老师请学生)。戴先生是个基督徒，1952年春节我去他家吃饭，他们还唱谢饭歌。当时客人里面是不是就有刘圣梅先生，我记不得了。思想改造以后，戴先生就不信教了。

　　1952年3月12日我离开北京去哈尔滨学俄文，1954年春节以后又回到北京，这期间又只有通讯了。1953年夏天，我由哈尔滨回山西，路过北京，去看过他一次。这时燕京大学已和北京大学合并，他已由燕东园搬入中关园。

　　1954年2月我由哈尔滨回到北京，8月戴先生全家迁往南京，这期间只有半年时间，但这半年期间我们之间共事很多：第一，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谈苏联天文学家阿姆巴楚米扬等《理论天体物理学》的翻译问题，这本书总共54万多字，用了我们一年多的时间。戴先生是直接翻译在稿纸上，而我则需多一道手续，先译在白纸上，经戴先生修改后，再重抄一遍。从改的过程，我觉得戴先生真是认真负责，逐字逐句校改，一丝不苟。

　　第二，当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译苏联期刊科学论文目录。其中天文部分先由戴先生负责，我回来后分给我一部分。每次先由图书馆将期刊寄给戴先生，戴先生译完后骑自行车将稿子和刊物送进城来。

　　第三，戴先生是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这个学会虽然会员不多，但活动很频繁。我回北京后，第一次会议于3月21日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举行，由戴先生和杨海寿介绍我入会，到会的有赵进义、田渠、胡明诚、卢福康、刘世楷等人。第二次于5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由我作“苏联天体物理学进展情况”的报告。第三次于6月20日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座谈苏联在研究太阳系方面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及其所获得的成果，由戴先生担任主席，会员们分别担任一个小的方面，在会上作专题发言，彼此结合，相互启发。第三次会议于7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举行，欢迎参加苏联普尔科沃天文台开幕典礼归来的中国天文代表团张钰哲、龚树模、罗定江、郭权世、张俊德等五人，由他们分别介绍情况。会后北京会员集资请他们到东安市场一家饭店晚餐。这次会议以后，戴先生就去了南京，理事长改由赵进义先生继任。赵先生继承了戴先生开创的优良传统，一直把这些活动坚持到“文革”开始为止。这些活动都是在星期日进行，从来不占用机关上班时间，而且吃饭都是自己花钱。

　　第四，除了学会活动外，戴先生和我，以及杨海寿和易照华共四人，还在北大办一“恒星天文”讨论班，以苏联天文学家巴连拿果的《恒星天文学》为基础，还要参考一些原始文献，进行讨论，每两星期一次，每次由一个人主讲，其他三人质询，共进行了一学期。戴先生曾劝我以后在做天文学史工作的同时，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惜我以后没有再做下去。

　　第五，斯年3月1日竺可桢通知我，让我收集中国历史上的新星和超新星资料。我向戴先生谈过后，他非常支持，并介绍我去见北京大学东语系金克木教授。金先生曾翻译过美国天文学家纽康姆的《通俗天文学》，也是天文学会会员。金先生对我说过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金先生说：“你要做翻译，那比较简单；要做中国天文学史，那可是无底洞，钻进去一辈子也做不完。”我在大学念书时，对天文学史也看得比较简单，现在才知道金先生的话颇有道理。

　　第六，有一段时间，科学院要我翻译治理黄河的材料(中译俄)，我对此事有抵触情绪。戴先生则说，从全局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比天文学重要得多，你应该好好干，这正是你学俄文发挥作用的地方。

　　第七，戴先生热心科普工作，在他周围有一批天文爱好者，如郭正谊、陈大鹏、王瑞兰、李惠萍等人，童傅、王京生似乎也是，他们经常在他家里做客，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