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种“世界上最小的蛇”在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引发了强烈的反应。该国居民纷纷撰写措辞强烈的博客，表达自己对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愤慨。

　　原来，此前美国科学家海吉斯宣布，自己“发现”了世界上最小的蛇，并将其命名为“卡拉西方细盲蛇”(Leptotyphlops carlae)，其中的“卡拉”是他妻子的名字。他在《动物学》期刊(Zootaxa)上称，这种小蛇非常小，可以蜷缩在一个两角五分的美元硬币上，成年蛇不会超过10厘米。不过，很多当地人却不这么看：事实上，这种蛇在当地司空见惯，很多当地人从小就认识这种小蛇。这难道也算是被一个美国人“发现”，而且“命名”的“新物种”吗？

　　43岁的当地阿金斯宣称：“如果他想自己吹喇叭，就让他吹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他，我老妈，她就是一个单纯的家庭妇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给我看过这种蛇。”另一个“巴巴多斯自由表达”博客群的用户“玛格丽特骑士”的语言更加激烈，他说：“这个家伙怎么敢来到这里，用他老婆的名字命名一种蛇？”

　　那么，海吉斯的命名法符合科学规定吗？如何看待在新物种命名方面的民族主义问题？下面让我们和中科院的专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规则　命名要用拉丁文

　　关于这个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所有中国专家都表示，海吉斯的命名方式在科学上没有问题。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裸子植物专家傅德志表示，国际通行的植物命名法是“属名+种加词(或称“种名”)+定名人”。一般性地使用名称的时候，也可以不加定名人。而种名有的时候也会直接使用形容词化的人名。那个美国科学家用形容词化的人名作为种名是完全允许的。符合国际命名法规规定发表的物种名称叫做学名。

　　中科院动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昆虫学家杨星科表示，生物命名在国际上都有法规，动物方面有专门的《国际动物命名法》。属名和种名必须是拉丁词或者拉丁化的词语，且都应为形容词，属名和种名词性要一致。如果以人的姓氏命名，，男性姓氏后面加“i”，女性要加“ae”。“卡拉西方细盲蛇”学名中的“Carlae”就是“Carla”这个词加上“ae”构成的，如果“杨”这个姓作为种名，就要写成“yangi”。发现者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为新物种命名，只能借此向某人“致敬”。

　　傅德志说，在中国用人名命名的物种很少，因为这种方式并不被学术界所鼓励。一般来说，用标本采集地名称作为种加词的情况比较多，更常见的是以物种的某个显著特征命名。不过也有例外，中科院地质所研究人员、古脊椎动物专家邢立达就举了一个例子，2002年出土的一种新翼龙化石被我国古生物专家命名为“张氏朝阳翼龙”。其中的“张氏”是指一位名叫张万连的记者。他一直对古生物方面的报道非常热心。

　　“以前，中国的生物分类学家可能怕拉丁文水平不高，怕出错，所以喜欢用人名、地名命名。”杨星科说，“但是外国人不熟悉汉语拼音，不知中文人名地名，所以会造成困惑，所以他们一直表示不希望用拉丁语化的中文命名新物种”。而且用地名命名新物种还有个问题，发现地可能并非一种生物的主要分布地。所以现在随着中国学者拉丁文水平的提高，一般尽量不用这种方式命名新物种，而代之以真正的形容词，比如“特殊”、“美丽”等等。

　　争论　民族主义冲击物种命名

　　类似的事情我们也碰到过。眼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国鸟”评选引起的争议。此前，国家林业局将丹顶鹤作为国鸟的惟一候选者上报国务院时，网上就出现了不少反对之声。

　　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丹顶鹤的学名是Grus japonensis，直译是“日本鹤”。中国国鸟怎么能冠以“日本”之名呢？其实，丹顶鹤直到1776年，才由德国人穆勒进行了命名。当时，中日两国都处于“锁国”的状态下，西方人只能到达中国的广州和日本的长崎。在广州显然是看不到丹顶鹤的，而长崎却处在丹顶鹤过冬区域之内，因此西方人借由日本认识了这种动物，将其命名为“日本鹤”也就不奇怪了。

　　杨星科表示，80年代初，我国一些著名的昆虫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原来，在日占期间，日本学者曾经对我国东北地区昆虫做过调查，编写过《满洲国昆虫志》一书，其中有很多用“满洲”命名的昆虫。这些昆虫学家要求废除这些名字。

　　事实上，很多中国特有物种都是由外国学者命名的。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发现中国的新物种成为了一种骄傲。傅德志表示，中国人发现的最著名新物种是水杉。这种“植物活化石”是1948年由胡先骕、郑万钧两位教授联名发表在一个化石属中的现代新种“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水杉属是日本教授三木茂于1941年据日本的两种植物化石而发表的，中国学者发现了这个过去仅有化石的属的现代活体。

　　邢立达则认为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并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含义。比如说，第一种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被命名的古生物是1925年由苏联科学家命名的“满洲龙”。后来日本人和苏联人又命名了“满洲龟”、“满洲鳄”等古生物物种。如今，这些名称仍然被运用。

　　“命名者”，无论在哪种文化当中，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身份。在《圣经》当中，神是惟一的命名者，所以他说“要有光”，才有“光”这个东西。古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屈原会在《离骚》里郑重描述自己的命名过程，“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然而,对动物学家或者植物学家来说，命名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活动。不过，为了让各种生物的名称能够通用，制订规则就很重要了。如今，在生物学界最常用的命名法是瑞典人林奈发明的双名法。第一个精确描述某个物种性状的人，有权对这个物种进行命名。不过，现在这个规则受到了民族情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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