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达元的最后一次会

　　转基因项目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据《商务周刊》从多方了解，转基因专项从专家论证阶段伊始，支持派专家就占到了绝大多数，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论证。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强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生态学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薛达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也是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在专家论证会议上就遭遇了尴尬。2007年上半年薛达元代表环境部参加的一次专家论证会议上，他成为仅有的一位在会上提出审慎发展转基因产业意见的代表。

　　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说：“我主要‘轰’了两条意见，其一，从这么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因为涉及利益、名利问题，大家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一轰而上，却忽视了常规研究，导致后者资金短缺，相比转基因来说，农业常规技术发展缓慢；其二，转基因研究涉及几个风险，包括技术难度、公众接受程度、专利纠纷以及作物基因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是会伤害到转基因产业的长期发展。”

　　话音一落，会场陷入了沉寂。“此后，最多有两三个人附和了我的观点，有专家也提出，不能将‘宝’押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然而，至于后来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且贯彻在方案的起草中，薛达元已经不得而知，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受邀参加专家论证会议。

　　“一些专家因此对我有些意见，后来的会议也没有让我参加。”薛达元无奈地说。

　　据了解，早在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曾经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立时遭到四五位支持派科学家的批评。

　　“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薛达元激动地说，“我提这些意见也是基于国家和民众利益考虑。”

　　他说：“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国有100个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薛还指出，在目前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薛达元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种一面倒的现象，其实也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针对转基因的争论，科学家也基本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损害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

　　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对此问题就曾经指出：“这些年来，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同样，在国内，转基因学者们也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同时，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话语权的扩大。“涉及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薛达元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损害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自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所幸，在国内外的争论声中，政府的头脑还是冷静的，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8月5日，也就是转基因立项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一个“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薛达元拿着刚刚收到的聘书，高兴地说：“我也是成员之一。”

　　这一委员会的成立虽然与转基因专项并无直接关系，但薛达元认为，“可以看出，从高层的角度，还是很关心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几百亿的项目需要有人提不同的意见，需要有人把脉，这就是此专家委员会的职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