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纪录片20年论坛闭幕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教授(段易晨/摄)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羽君(段易晨/摄)

　　2007年12月17日-24日，“中国文献纪录片20年论坛暨展映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八天时间里六场论坛和无数场展映，在岁末的北京，点燃了文献纪录片历程二十年的薪火与激情。

　　本次由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与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现代传播》学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活动，组织安排了六场有分量的研讨论坛，其主题分别为“中国文献纪录片20年历程：中国影像与个人记忆”、“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传播与影响力”、“文献纪录片的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一个国家的影像记忆：‘新影之夜’”、“文献纪录片的多元表达”以及“文献纪录片的当代意义”。

　　在12月17日晚上的开幕论坛“中国文献纪录片20年历程：中国影像与个人记忆”上，刘效礼、朱景和、朱羽君等业界、学界的前辈、泰斗分别结合自身的纪录片生命体验，肯定了文献纪录片的历史价值和发展前景；高峰从纪录片的领导者以及决策的角度探讨了文献纪录片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而刘春、周兵等中青年优秀电视人、纪录片人也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出了他们眼中文献纪录片的“中国特色”与历史思路。

　　在12月18日下午第二场论坛“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传播与影响力”上， 何苏六提出要用历史的影像建立现代政治逻辑，或以现代政治逻辑来串联历史的影像，并强调了政治传播时机的特殊性与敏感性；任学安结合《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成功案例，详细讨论了文献纪录片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经济效益乃至国际作用；王一川从景观的概念入手，分析《大国崛起》等文献纪录片的特征与价值，并对纪录片提出了创建“弹性多义和谐空间”的要求；范周从“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角度谈到了纪录片产业化在当前的可能性；徐舫州认为电视文献纪录片，将成为传媒时代的“精神圣经”；郑世明就结合具体的两部片子，提出《大国崛起》表现了“媒介的权力”，而《复兴之路》则是“权力的媒介”；隋岩从国际政治理论出发，提出文化霸权不是一定是强制灌输。文献纪录片的国际影响是巨大的；徐帆则认为对历史进行解读的《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其自身作为历史存在也在被解读，甚至被“过度解读”。

　　在12月23日下午的第三场论坛“文献纪录片的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上，陈汉元结合自身46年的电视经验，提出：每一部纪录片就是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要让历史明白地告诉未来，让未来无误地知道历史；何苏六特别就文化传承的思考，提出了“纪录片史观”的问题，并强调了政治逻辑与影像素材如何结合的问题；崔屹平结合当年制作《望长城》的经历，提出：在文献纪录片中，不要过于强调采访(声音)，还是要多多使用影像(画面)的力量；任远认为纪录片是影像里的历史，纪录片的终极目标还是在于增进人类之间的理解；宋家玲谈到了意识形态对于文献纪录片的干预，并认为在文献纪录片中的语言阐述部分往往不太靠得住；朱景和强调不要对文献纪录片的定义有太多的束缚，与其他纪录片的划界也不要太清楚，并认为可以理解成“影像史学”；童宁认为文化传承传什么？重大事件、人物、观点与成果；陈宏归纳了文献纪录片的三层真实观：历史真实、审美真实、哲学真实。

　　在12月23日晚上的第四场论坛“一个国家的影像记忆：‘新影之夜’”上，陈汉元、任远、朱景和、宋家玲、童宁、崔屹平、陈宏、曾祥敏、刘红梅、徐帆等学界、业界专家、学者与由高峰带领的新影厂主力创作团队就新影影像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探讨。对于这支文献影像的“国家队”，在场诸位提出“新影”应该成为官方影片专门提供机构。而作为拥有“长兄”(有本事、厚重)意识的创作团队，“新影”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国人以及如何更好地树立经营意识等。

　　在12月24日下午的第五场论坛“文献纪录片的多元表达”上， 自1985至今一直在创作一线的王一岩提出主题先行的情况下，虽然创作背后有很多无奈，但如何拓展“我”自身的表达？这将是多元表达的关键；刘红梅就“多元表达”与“多元表现”之区别做了分析，认为表达更在内容、内在层面有诉求；而表现可能更在于形式、影像层面；刘效礼回忆了他在1993年界定“文献纪录片”概念时的情况。并就《走近毛泽东》与《毛泽东》两部巨制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更为冷静、理性；艾辛希望我们的纪录片“自己走进电影院”。同时她认为时代的进步将会允许更加多元表达，同时去避免“丰功伟绩 + 生平”的老式文献套路；何苏六提出在多元表达时代，电视传媒以及作品的影响力在增强，文献纪录片的社会关注度也在增高；郭西昌强调不要为了获奖而拍摄纪录片，也不要奢谈为纪录片献身。故事化，是文献纪录片多元表达的关键手法。而且对于刚入门的纪录片创作人来说，要先学表达，再学会如何多元表达；霍文利就影像史学和本雅明《历史哲学》中的“图像”概念以及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检学派思想进行了学理论述。

　　在12月24日晚上的第六场论坛也就是闭幕论坛“文献纪录片的当代意义”上，胡智锋提出文献纪录片必然具有典藏意义。谁在做？做什么？怎么做？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肖同庆认为文献纪录片常常是在重建和颠覆历史，其文化功底和思想大于技巧、技艺，并期待学界能够有更多的批判声音；王一岩强调了对原有文献读解的重要性，强调了要用感恩的心去使用影像素材，还强调了文献纪录片在进步，但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刘效礼通俗地比喻文献纪录片的当代意义就是“光宗耀祖”；闫东认为文献纪录片人需要智慧，特别是政治智慧；刘文结合《再说长江》与《香港十年》的创作经验，提出“视觉冲击 + 心灵震撼”的追求模式。而在面临“澳门十年”的新选题时，他在忧思中还是看到了文献纪录片的希望；高晓虹应我国发展之势，提出介绍中国纪录片的书籍与就中国纪录片进行研讨的会议也要“走向世界”；徐舫州则认为中国电视、电视人太“累”了，中国文献纪录片太“沉重”了，需要休养生息，同时提出了两点选题期待：环保题材与文革题材；何苏六强调了研讨会的诸多反思只是出发点，而不是终点。中国文献纪录片要着眼于未来，以渐进的方式发展、进步，因为总有一种力量与责任在支撑着我们；徐帆提出了“做给什么人看？”的思考，年轻人的关注度与多元理解的可能，是未来文献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关键；刘红梅借金克木的话“历史是未来的镜子，别人是自己的影子”向文献纪录片致敬；宋家玲则提出文献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呈现，本身就有文献价值；吕学武看到了文献纪录片人的追求与责任。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体制问题，而非创作者的问题。

　　随本次论坛同期展映的《百年光影》、《走近毛泽东》、《邓小平》、《一个时代的侧影》、《大国崛起》、《又见梅兰芳》、《迁徙的人》、《你好香港》等优秀文献纪录片在中国传媒大学校园也成为一道有深度和厚度的“影像风景线”，成为师生们在最近一周谈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