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戳穿中国传国玺2000年神话

　　北京科技报：魏刚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说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方以“和氏璧”为材质，以“鸟虫篆书体”刻有如上字迹的玉玺成为君权至极的凭信。2000多年来，这枚小小的玉玺历经了无数的血雨腥风，失而复得，得而复失，那些莫衷一是的传说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谜案。然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认为，“传国玺”从汉献帝时就已消失，它的流传不过是人们追求皇权的一种寄托。

　　“传国玺”使用“和氏璧”有舍近求远之疑，缺乏史实根据

　　研究帝后宝玺近20年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福祥告诉记者，“传国玺”一名最早出现于《汉书》，当时称之为“汉传国玺”，但其中只提到“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但究竟所谓的“传国玺”是什么材质？何种书体？刻有何字？则全部没有任何具体的交代。而在种种关于这枚玉玺的传说中，“和氏璧”的典故无疑给了后人最大的想象空间。

　　据《韩非子》记载，公元前689年，有个叫卞和的老人在荆山脚下发现和氏璧，并上演了“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的典故。其后，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2年灭掉赵国，获取和氏璧。翌年，他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并用和氏璧制成玉玺。

　　事实上，用“和氏璧”制造“传国玺”的说法源于汉代崔浩。《史记正义》中张守节首次进行了相关记载：“崔浩云：‘李斯磨和氏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但郭福祥指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首先，“玉璧”一般是指中间有圆孔的玉石，而且都不是太厚，因此如果要用其制成印玺，即使是方寸大小，恐怕也比较困难。其次张守节是唐代人，而他在书中引用的又是距离自己200多年前汉代崔浩说过的话，其中是否出现错误或遗漏其实已经很难查证。

　　郭福祥告诉记者，在秦代，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再加上玉石雕刻容易破碎，所以大部分印章都为青铜铸造，但秦始皇的印玺则仍以玉为原料。《独断》记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但即使是以玉为材质，秦始皇也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蓝田玉。“当时的蓝田玉在秦代已经颇为有名，而且产地距离秦的都城咸阳很近。因此，秦始皇没有理由舍近求远。至于后世要将‘和氏璧’与‘传国玺’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为了给‘传国玺’披上神奇的色彩。”

　　“传国玺”不太可能弃用当时已经统一的“小篆”字体，而改为“鸟虫体”

　　郭福祥指出，不但“传国玺”的质地有争议，关于它的印文内容，在早期的文献中同样也是语焉不详。汉代的史家虽一再提及“传国玺”，却没有一个人清楚交待过玺文的具体内容。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用《吴书》中的记载，提到“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由于这种引述缺乏切实的史实根据，以致后来又有“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等不同版本的说法。

　　而关于玺文所用的字体，多数文献记载为“鸟虫体”。所谓“鸟虫体”，即大篆的变形，因为花哨且形似虫鸟，故而得名。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统一了文字，使“小篆”成为当时法定通用的官方文字。因此，国玺上是否采用了“鸟虫体”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按照正常逻辑推断，在标志皇权的国玺上，统治者应该不会使用标准文字之外的字体。

　　此外，史书记载“传国玺”的纽制为五交龙，也是不附合史实的，因为现今出土的秦汉印章其纽制都罕见交龙。在故宫博物院中，秦始皇另有六方常用的印章，名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俗称“乘舆六玺”，且每方玺都有特定的使用范围。譬如赏赐诸侯时用“皇帝行玺”；发兵、召大臣时用“皇帝信玺”；向外国发送文书时用“天子行玺”。与此同时，这些印章都是白玉质地，螭虎纽。因为按照汉制，皇帝、皇后、太后所用的印玺纽制都为螭虎纽，然后丞相、列侯以下为龟钮、环钮等等。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才渐渐地采用龙形钮。

　　统治者为证明“皇权神授”而推动了“传国玺”故事的发展

　　郭福祥告诉记者，汉以后的历朝统治者都对外宣称自己握有“传国玺”，并且为了证明所谓的“传国玺”就是秦始皇的原印，还为它的来历编造了许多五花八门的说法。

　　宋代咸阳一名叫段义的农民在盖房子挖地时，发现了一枚古玉印。第二年他将这枚玉印献给了宋哲宗。宋哲宗认为这是难得的祥瑞，也就是失而复得的“传国玺”，于是在大庆殿举行了隆重的接受盛典。

　　辽国将后晋消灭后，辽圣宗也得到了一枚所谓的“传国玺”，并特意做了一首《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事实上，这些皇帝得到的“传国玺”都并非真正的秦玺。郭福祥告诉记者，“传国玺”在董卓进京时已被汉献帝遗失。当时，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强令曹皇后交出“传国玺”，但由于此物已经遗失，于是只好重刻一枚。但后世朝代之所以没有一人对“传国玺”的真假提出过怀疑，是在于为了维护皇权的稳固。

　　但郭福祥同时指出，“传国玺”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至少在汉献帝以前是真实存在的。当时秦始皇在“六玺”之外确实刻过另一枚玺，但那只不过是普通的“吉语玺”，随身佩带以趋吉避邪，不具有权力象征的意义。这枚玺后来被汉高祖刘邦所得，之所以受到历代皇帝的推崇，被尊为“传国玺”，与汉代“符命”、“谶纬”学说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至于后来所谓“传国玺”的故事，不过是统治者为了证明“皇权神授”的地位而人为做出的推断。

　　紫砂陶质地玉玺被放入普通库房，“传国玺”神秘光环日渐褪色

　　郭福祥对记者表示，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相信“传国玺”的

神话。明清两代虽也有进献“传国玺”的事情，但在这个时期，上至皇帝本人，下至臣子百姓都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对于“传国玺”，清代统治者普遍认为“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

　　历史上，清代皇帝曾获得两枚所谓的“传国玺”，其中一枚在乾隆以前，曾放在交泰殿正中，与当时的御玺放在一起，但经乾隆仔细鉴定后将这枚“传国玺”从交泰殿中剔除了。另一枚“传国玺”是乾隆三年，疏通宝应河时，民工在河底挖到的。当时主管河道疏通的大臣高斌在送给乾隆帝的奏折上，极力夸大“传国玺”复出的意义，但乾隆心里却十分清楚，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好事者仿刻所为”，于是将其贮之别殿。

　　郭福祥告诉记者，这枚“传国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过去一直认为是玉质，但经过郭福祥的鉴定后发现这枚玺内外材质不一样。“内部为紫砂陶，外涂花色釉烧制而成，玺文是上釉前刻好的，由于色泽黝黑，因此很少有人发现其材质上的破绽。”

　　至此，困扰了人们2000多年的“传国玺”迷案终于接近尾声。故事之所以复杂，只因为在这枚小小的印章背后，隐含着人们对于权力的膨胀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