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富人家孩子月薪过万者人数比超9倍

　　作者：肖秀林 张明伟

　　11月27日，北大就业指导中心公布对已就业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情况：从去年10月开始，该中心对1321名本科毕业生(平均工作年限为6.9年)进行跟踪调查，73%的毕业生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其中月收入万元以上的为22.8%。该中心还公布，北大07届学生就业率约为97%，其中66.2%的本科毕业生到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省部级以上科研单位等国家重点行业与领域就业。

　　较高的就业率是一所大学被社会认可的体现，毕业生的月薪也可看作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回应。北大就是北大，它的数据让人鼓舞和欣慰。然而，笔者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两成月薪过万的北大毕业生中，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

　　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和北大某课题组的研究有关。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问卷调查，一共取得来自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文东茅副教授通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而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

　　文东茅说：“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注意，这是针对2003年毕业生的调查，其时的就业竞争还没有今天这般“惨烈”。我们有理由相信，就业竞争愈激烈，家庭影响愈明显，现在的情况应该不会比4年前好。

　　笔者非常愿意将估算进行到底。首先，我们不妨简单假设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而调查显示，北京大学1999年的农村学生占16.3%，换句话说，来自城镇的北大学生是农村学生的5倍。其次，在我国13亿人口中，8亿在农村，5亿在城镇，比值为1.6∶1。由这两者估算，城镇学生上北大的比例是农村学生的8倍。再次，用“工作落实率”代替“月薪过万率”，按照前面文东茅等人所说的“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可以简单推算出：城镇学生月薪过万的比例是农村学生的9倍！显然，笔者更多采用了有利于降低这个数字的数据和逻辑，所以实际数字应该高于9倍。

　　作如此分析的时候，我们并不否定家庭在个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好一点的教育、拥有更广的见识，其月薪过万的比例确实应该高一点。事实上，类似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我们身边——比如，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一书中，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提出了“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的论断。

　　问题是，高达9倍的差距正常么？数字背后是不是隐含了权力滥用、制度歧视等种种因素？进一步说，如此状况持续下去，社会缺乏阶层流动性、结构固化，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更重要的是，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能无动于衷么？